王冉

内容摘要：金圣叹的小说美学思想在中国小说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且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主要通过阐述儒释道思想在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中的体现，分析儒释道思想对金圣叹小说美学思想的影响以及金圣叹对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与超越，从而探究金圣叹小说美学思想的形成渊源。

关键词：金圣叹 小说美学 儒释道思想

金圣叹的小说美学思想在中国小说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乃学界共识，他通过文学评点，对中国古代小说艺术进行了深入发掘，围绕小说人物论、情节论、创作论等诸多方面深入开拓，大胆援引佛理论述文理，运用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方法，贯以“自然人性论”的思想，指出小说艺术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是以小说艺术欣赏为目的，提出了许多新颖的小说美学命题，并构成了相对完整的小说美学体系。正所谓一个时代的文艺思潮必然受制于当时的哲学思想，与此相适应，金圣叹小说美学思想的形成也自有其特定的哲学渊源。本文立足于金圣叹所处晚明时代的文化背景，通过分析“儒释道”思想对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影响，探究其小说美学思想的形成渊源。

一.金圣叹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

明代中叶以后朝政荒怠，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阻断了读书人以读书做官为宗旨的人生道路，使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受到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在无法施展人生抱负，无法力挽颓势的情况下，入世之锐消磨殆尽的士人们，渐渐放弃了求取功名的愿望，远离官场，绝意仕途。在彻底重审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之后，晚明文人的内心深处，理想与现实的分裂远比其他时期为大。这种心态投射到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中，一方面他们对世俗不遗余力的嬉笑怒骂，斥责讥讽，导致他们文风和思想的狂放；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框架上依旧难以超出儒释道思想的束缚。金圣叹小说美学思想的形成渊源自然离不开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通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文字，一方面不难看出金圣叹对儒释道思想的承继；另一方面，尽管他的内心也充满矛盾，但更能明显捕捉到金圣叹对儒释道思想的反思与超越。

二.儒释道思想在金圣叹小说评点中的体现

通观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儒释道思想的影子十分常见。他对小说情节结构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评点中所提到的“格物”、“忠恕”以及“因缘生法”之说，看似都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并无直接联系，实际他却从中引发出了深刻而独特的见解，并且创造性地诠释并吸收了以“忠恕”说为核心的心性论、儒学思想、佛学思想和易学思想。“格物”一词本出自《礼记·大学》，“该书将其设定为‘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长串个人伦理实践和群体政治实践的起点，使之带有浓厚的伦理政治色彩”[1]，带有明显的儒学思想。然金圣叹在描写艺术的时候，对“格物”这一概念进行了新的理解，即“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即是说“格物”途径在于“忠恕”。接下来：“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2]在金圣叹的理解下，所谓“忠”，就是“因缘生法”。而“因缘生法”则属于典型的佛学命题，其中的“因缘”指的是事物赖以存在和活动的原因和条件，“法”是指世界万物，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所谓“因缘生法”，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遵循各自所依据的原因和结果而存在和活动的。即在金圣叹看来，此处的“忠恕”和“因缘生法”意味着对世界的一种独特认识。如在《第五才子书（序三）》中金圣叹说：“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而今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3]此处的“忠恕”可理解为试图说明小说人物的形成原理，“因缘生法”则进一步解释了小说人物世界各种纷杂关系的发生原理，而“格物”说则企图将这些原理与作家关联起来，一方面指出了主体创作时其心理的发生机制，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超越主体意识的文本自足性。

这种文本自足性若结合金圣叹对“因文生事”和“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的文章“化境”等理论进行阐述，会容易理解一些——《第五才子书（序一）》指出：“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乃烨烨有字，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徒然卒然之事也。”[4]这里的“心手皆不至”与“无字、无句、无局、无思”，并不是说作者不动脑、不动手，纸上真无字句，而是指那种含而不露、引而不发之笔，尽管看上去不着一字，仿佛漫不经心，但实际却占盡风流、大有深意。这种变无为有、化虚为实的笔法，指出高明的艺术家在不着笔墨、不露痕迹处写出独具匠心的绝妙文章，显然源于道家的思想，体现了“有无相生、虚实相承”的艺术辩证法。由此可见，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与儒释道三家学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他还深刻地认识到这三家之间是呈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体关系，进而为己所用。尽管其思想矛盾复杂，但他还是通过将认识论进行如此这番巧妙转化，轻易便使原本来自儒家、佛家和道家的观点在巧妙的运用和点化下，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小说美学的理论范畴。

三.金圣叹小说美学思想对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与超越

由上文分析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思想对金圣叹小说理论形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则主要是通过金圣叹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和超越体现出来的，这就使得金圣叹的小说美学思想表现为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协调统一、浑然融合。融合三教是晚明思想的一种普遍趋势，也就是说在金圣叹之前，早已有人对之作了具体的努力，但金圣吸与这种普遍的融合三教的方式有所不同，因为他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的。

其一，由金圣叹生活的时代背景可知，处于晚明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现实社会的制约下，一方面沿袭了个性解放的放诞传统，受到了士风和佛教义理观念的影响，空谈浮生，标新立异；但另一方面，儒家传统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依然根深蒂固、挥之不去。金圣叹正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人物。鉴于明末社会动乱不安，知识分子仕途之路受阻，金圣叹在三十岁左右就开始置身于治经学道。由于金圣叹很早就对儒释道三家进行过专门研究，因此对之具备了一定的学养。如廖燕在《金圣叹先生传》中对金圣叹登坛讲经有过如下描写：“于所居贯华堂设高坐，招徒讲经……。凡一切经史子集笺书训诂，与夫释道内外诸典，以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无不供其齿颊，纵横颠倒，一以贯之，毫无剩义。”[5]此处的“一以贯之”之说显然揭示了金圣叹融汇三教的学风。这一点在钟锡南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和王靖宇的《金圣叹的生平及其文学批评》等专著中均有详细论述。即金圣叹在汇通儒释道三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利用佛、道两家的观点来融汇儒术，“六经注我”，唯我独尊，驾驭儒释道为自己的思想观点服务。

其二，尽管融合三教在晚明是一种普遍的思想现象，但金圣叹在融合的基础上又是超越三教之外的。陈洪在《金圣叹传论》一书中也指出金氏尝以己意重释三教，由《沉吟楼诗选》可以看出，就金圣叹致力的“治经”所涉及的典籍是兼及儒释道三家的典籍，其别出心裁之处在于：“其一，就三教汇通的具体内容而论，金圣叹主要是将儒家的易、佛教的天台与禅宗、道家的庄子等层面熔为一炉，其中心则是佛学思想。就其易学而论，《通宗易论》等著述以佛教的人法关系诠释《周易》思想，是典型的援佛释易的思路。”[6]在具体论述中，金圣叹虽然继承了传统的易学观念，但实际上他却经常改造传统易学以迎合佛学思想，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在金圣叹的三教会通中，佛学占有主要地位。如《水浒传》第五回评语：“耐庵说一座瓦官寺，读者亦便是一座瓦官寺；耐庵说烧了瓦官寺，读者亦便是无了瓦官寺。大雄先生之言曰：‘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圣叹为之续日：‘心如大火聚，坏种种五阴；一切过去者，无法而不坏。今耐庵此篇之意则又双用，其意若日：‘文如工画师，亦如大火聚，随手而成造，亦复随手坏。如文心亦尔，见文当观心。见文不见心，莫读我此传。”[7]所谓“一切世间中，无法而不造”中的“法，指的是大千世界各种现象。佛家认为“心造诸法”，“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说的是现象世界中事物的生与灭都是主观精神活动的表现，而这种情形恰好类似于作家创作的过程。所以，金圣叹才提出“如文心亦尔”，“一部《水浒传》，悉依此批读”[8]及“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9]等观点，明确地把作品归纳成为作家“文心”及其艺术想象活动的结果。由此可见金圣叹虽以佛学为中心却又不以佛教为准绳，而只是以佛学为主要思想资源来表达自己而已。

总之，在融合和超越三教的前提下，金圣叹小说美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系统的儒释道三家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与此同时，也不难看出金圣叹具有很高的思辨能力，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在其对小说的评点中既表现在揭示谋篇布局等整体结构方面，也表现在具体的遣词行文等细节方面，体现了金圣叹的小说美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儒释道三家学说的融合与超越，与此同時，这种富于辩证色彩的立论也是金圣叹小说美学思想理论的一个最大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姚文放.金圣叹的美学思想与儒、佛、禅、道[J].文艺理论研究，1994（2），P66

[2][3][4][7][8][9]（明）施耐庵，（清）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江苏：凤凰出版社，2010.4，P5、P5、P3、P62、P57、P326

[5]孙中旺.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M].扬州：广陵书社，2007.6，P14

[6]吴正岚.金圣叹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P129c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