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克斯进文庙》既是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力宣传，更是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砖添瓦。郭沫若摘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很具文献价值，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该版本影响不是很大。而郭沫若的成就不仅仅在于这一点，他在许多文化领域里做出了独特贡献，也取得了硕大的成就，与其策略目标、趋时性和统筹不无关系。

关键词：郭沫若；马克思主义；思想；成就

郭沫若，原名开贞，字鼎堂，號尚武，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小说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社会活动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任校长。郭沫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者之一，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历史剧的开创者之一，甲骨学四堂之一。曾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著《艺术的真实》等经典著作。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学术思想，撰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马克斯进文庙》等著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长期实践探索中，产生了郭沫若、李达、艾思奇、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马寅初、费孝通、钱钟书等一大批名家大师，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里，习近平同志肯定了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所做的历史贡献。下面以郭沫若的《马克斯进文庙》和其摘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做一分析解说。

一

《马克斯进文庙》不仅仅是一篇文学小说，它还是一篇哲学宣言书。《马克斯进文庙》既是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力宣传，更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增砖添瓦。五四时期许多思想家对孔子及其思想极力批判，郭沫若与五四时期许多思想家过于激进的观点不同，郭沫若以小说的形式在为中国找出路，却显得独具一格：巨峰恒立地来大赞孔子。在今天看来，确实令人敬佩其勇气，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一）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从《马克斯进文庙》可以看出，郭沫若早就认识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例如，《马克斯进文庙》写道：“ 孔子听了马克斯的话，连连点头表示赞意，接着又才回答道：我的思想是没有甚么统系的，因为你是知道的，我在生的时候，还没有科学，我是不懂逻辑的人。假如先把我的思想拉杂地说起来，我自己找不出一个头绪，恐怕也要把你的厚意辜负了。……你的主义虽然早传到了中国，但我还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你的书还一本也没有翻译到中国来啦。”从文中的孔子提到的“统系”、“头绪”，可以看出，此时的郭沫若已经认识到中国哲学（先秦哲学），尤其是孔子论语哲学（道德哲学）系统的缺失和不足。“逻辑”、“拉杂”说明孔子哲学是用简短的语录体来表达的。例如，孔子最主要的思想结晶《论语》可谓一部“彻头彻尾”的语录体著作。

至于说没有“科学”，值得商榷。这里的“科学”应该是专指当时西方的科学，抑或是像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类的所谓科学，更确切地说是寄予着郭沫若对赛先生的渴望。不过，从黑格尔对孔子及其哲学的评价来看，更使我们略知一二。黑格尔说：“关于中国哲学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训。……它是一种道德哲学。……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誉，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由此看来，正如黑格尔本人说的“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是黑格尔“不能”获得，而不是孔夫子没有让黑格尔获得！“不能”意味着什么？一方面是文化的差异；另一方面，恐怕得从黑格尔本人找原因。作为辨证大师的黑格尔却与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结合得如此完美无缺！从黑格尔字里行间的言辞来看，我们了解到他的偏见也的确太浓重了！毋庸讳言，中国当时的哲学确实也存在许多令人“羞涩”的问题。黑格尔的评价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孔子及其思想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不是黑格尔一个人就能左右了的。——黑格尔没那么大气力！事实上，孔子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思想永远有着放光彩的精华！时至今日，我们像黑格尔一样，没有真正理解透彻孔子思想的地方还有很多。现在，我们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是强求中国人学会讲马克思的话，孔子理所当然是绕不过去的头号人物。

从《马克斯进文庙》还可以看出，那时的郭沫若不但明确到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的大致范围，而且对文化救国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和希望。我们从郭沫若写于1925年11月的《 L?benicht的塔》中对康德生活起居、思想性格等的摹写刻画可以看出，那时的郭沫若已经对包括康德在内的西方哲学有了相当的了解。由于郭沫若对中国文化的精熟，已经能游刃有余地将中国思想拿来与西方思想做比较分析，从而能够得出许多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借鉴的思想观点。

《 L?benicht的塔》于1924年8月26日脱稿，而《马克斯进文庙》脱稿于1925年11月17日，两篇相差一年多时间。可以看出，郭沫若那时对西方哲学的专注。这是他寻求救国救民的另一条途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郭沫若这一举动是用文化来救国。为了救国救民，郭沫若已经在试图应用西方思想来解决一些社会实际问题，而这些往往是用文学和行动来表现的。郭沫若曾应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分析，做出了一般人无法比附的奇迹。郭沫若也许对康德的书斋生活早就有所体悟，所以他几经波折，投笔从戎。作为戎马书生的郭沫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体验是别具特色的。

（二）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马克斯进文庙》中写道：“……不得不先说明我的思想的出发点。我的思想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是彻底肯定的，就是说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样把宇宙人生看成虚无，看成罪恶的。我们既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我是站在这个世间说这个世间的话。这一点我和许多的宗教家，或者玄学家不同，这一点我要请问你：究竟你的思想和我是什么样？假使这个出发点我们早就不同，那嗎我们根本上走的是两条路，……

……有许多人都把我当成个物质主义者，他们都以为我是禽兽，我是只晓得吃饭，我是没有理想的人。其实我正如你所问的一样，我是有一个至高至远的理想的世界，我怕是一个顶理想的理想家呢。我的理想的世界，是我们生存在这里面，万人要能和一人一样自由平等地发展他们的才能，人人都各能尽力做事而不望报酬，人人都各能得生活的保障而无饥寒的忧虑。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这样的社会假如是实现了的时候，那岂不是在地上建筑了一座天国吗？”

这两段话是郭沫若在小说中让马克思说的话，从中可以窥见郭沫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见解。

在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上，小说又写道：“回头孔子又接着向马克斯说道：不过我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妻吾妻以及人之妻的人，所以你的老婆也就是我的老婆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出于《孟子·梁惠王上》，实际并不是孔子说的话。再说《梁惠王上》并未出现“妻吾妻以及人之妻”，将它们前后联系在一块，再加上作为小说的虚构功能，不难理解郭沫若这种诙谐似的调侃的用意所在。我们不妨在看看下面马克思的举动，便会清楚郭沫若的用意。“马克斯听了骇得大叫起来：喂，孔二先生！我只是提倡共产，你公然在提倡共妻！你的思想比我更危险啦！好，我不敢再惹你了！”说明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人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误解。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别有用心者对共产主义投以玷污之言语。乃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共产主义不但是一种社会理想，它更是一种社会制度。（注：作者原著为《马克斯进文庙》，本文沿用原题。马克斯为当时的译名，即现在统一的译名马克思。）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由于种种原因，这部著作一直没得付印，到1932年，才在前苏联得以面世。郭沫若以梁赞诺夫版做底本摘译的《形态》是在中国的第一次尝试，从而开拓了以注释形式为主的文献学研究领地，很具文献价值，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该版本影响不是很大。据说郭沫若当时看到过几种版本，其中他买到的德文版本，内容多达二十倍以上。由此他也希望有一部完整的中文版本的《形态》出现——“那在马昂主义研究上应该是极大的一个贡献”。看来，郭沫若不愧是一位很有见地的翻译家。难怪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说，郭沫若也是位翻译家，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翻译家！而郭沫若的成就不仅仅在于这一点，他在许多文化领域里做出了独特贡献，也取得了硕大的成就。郭沫若不但是我国新诗的奠基者，而且是继鲁迅之后文化界公认的领袖，他还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人、剧作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思想家、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于是，有人就纳闷，问道：郭沫若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而且个个都是“大家”！？

（一）郭沫若善于选择策略目标的结合点

像郭沫若这样的“球形”天才，在许多领域里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多的重大成就，首先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是郭沫若善于选择策略目标的结合点。我们知道，《女神》和《屈原》可谓郭沫若取得的最大文学成就。而《女神》的产生之所以开一代诗风，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郭沫若抓住了“五四”那个特定的时代，领会了其中的精神实质，选中了策略目标的结合点，将时代与自己的个性特质完美地结合了起来，由此孕育出《女神》所代表的诗歌创作，几乎比当时任何一个诗人都站得高远。所以说，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最杰出的诗人是名副其实的。在历史剧方面，郭沫若同样运用自己选择策略目标的结合点这一特能，瞄中了春秋战国时代，以古喻今（因为那个时代诸侯争霸，战争频仍，与军阀混战、革命战争年代几多相似），——郭沫若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将它们很好结合起来，创作出《屈原》这样优秀的历史剧。

郭沫若善于抓住一点，以“点”连“线”去带动“面”进行聚散结合。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很注重策略，他既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隋唐上，也没有放在研究明清上，而是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社会分期研究和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开创了唯物史观派。在具体的历史研究过程中，郭沫若也没有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注重需要，因时取舍，抓住“点”去带动整个特定历史这个“面”，达到“一箭双雕”之效果。在历史文化领域里，郭沫若提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意义的见解，从而成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剧作家。

（二）郭沫若强烈的趋时性

郭沫若在许多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二个原因是其趋时性非常强烈。这个似乎也引起一些作家的注意。有人曾说：我还没想好也没来得及写出来的东西，郭沫若早就写好发表了。正因为郭沫若趋时性强烈，所以他在许多领域里取得了别人仰望而叹之的巨大成就。例如，邱少明曾写道：“……郭沫若摘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中国首次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德文原文做蓝本的节译之单行本。郭沫若版单行本的面世，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还沿用郭沫若摘译版的书名。可见，郭沫若的趋时敏感性及其影响力之强、之大！又如姜海波所言：“郭沫若翻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初衷是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个可阅读的文本，……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做了一些改动。其一，‘无关宏旨的废字、废句以及脚注，则多半略去了。……标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迹‘亦觉不厌其烦。其二，郭沫若认为，这种校勘学研究如果不针对原始手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其三，梁赞诺夫的《编者导言》中附有‘原始手稿与文本的编辑工作，郭沫若认为这一部分内容‘对于读中文译书的读者无甚必要，因此略去未译。”从中可以窥见，郭沫若这种先于别人的趋时性和认真翻译的负责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编译史上意义深远。

不尽限于此，郭沫若在许多领域里也起到了先锋开拓作用，而且表现出了极强的趋时性。在蒋介石着手清党之时，大多数人还被蒙在鼓里，郭沫若愤慨而又及时地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全面抗战爆发，当一部分文人学者搔首踟蹰之时，郭沫若忍痛别离妻与子，迅速归国，积极参加抗战；抗战即将胜利，郭沫若第一个总结了李自成失败的经验教训，很快写下了《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大为赞赏；在我国甲骨文研究困荒的年代，郭沫若研究甲骨文“起点高，方法新，因而一出手就高屋建瓴地超过了前人”，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在“红崖天书”面前，许多专家学者绞尽脑汁，不得其解——是谁对解决这一难题给予更多关注？正是郭沫若率先站出来阐明了自己的辨认观点；在王羲之的《兰亭序》面前，郭沫若同样以他多年的书法功底，提出了许多“胆大”而切中肯綮的想法；郭沫若极力要求开挖武则天墓。在某些人看来，这种做法不尽人意。其实，在郭沫若那里，他的初衷是希望更多了解一代女皇的真实情况。作为史学家，与解剖学家一样，不能因为实验的需要而视之为不人道。作为史学家的郭沫若，本能的趋时使然。

（三）郭沫若似乎很懂得统筹真蕴

郭沫若在许多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他似乎很懂得统筹真蕴。——就像一些学外语的人一样：统筹规划，眼、口、心、手同时启动，巧妙配合，效果才会很好！郭沫若写历史剧时也一样，既要翻阅历史文献，研究历史事实，又尽可能要求自己用毛笔来写作。这样一来，既研究了历史，又写成了历史剧，还练习了书法。真可谓“一石三鸟”！如此善于统筹帷幄，在铁的事实面前，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我们能不说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剧作家和书法家吗？

其实，人们对郭沫若取得的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评介，一般都是从大的方面着眼的，因为他在这些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掩盖了他在其它方面取得的成绩。如果他不是诗人、文学家，他肯定也会被文学史认定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或者小说家。正如埃德加·斯诺曾问鲁迅先生：中国优秀的作家有哪些？在鲁迅列出的名单中，几乎总离不开郭沫若。当然，上面所说的郭沫若那些独特的优点也给他酿成了一些缺憾。正因为他太趋时，后來写下的许多诗歌，诗味不足，成了党的喇叭和传声筒；也正因为他太趋时，似乎凭着感情紧跟时局，对同一事物或人，一会儿褒一会儿贬，游移不定，造成使人容易耻笑或者难以理解的后果。

现在网络上一些人称郭沫若为“无耻文人”，还揪住郭沫若的一些诗歌大做文章。以我之见，这是不负责任的评论。因为这些人所列举的诗歌，几乎都是当时情形下的传声之作。更何况，《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在郭沫若出版的作品中无从找到。

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郭沫若所取得的成就做过高度评价。周恩来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这些都是符合事实的评价。周扬称郭沫若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这是对郭沫若中肯的评价。在恩格斯看来，歌德有伟大的一面也有庸俗的一面。郭沫若也不列外。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虽然有过文坛论争，但从事实来看，也并非像一些人添盐加醋那样的妄论。人无完人。我们评论一个人，不但要将其置身于具体的环境中，还需要尽可能了解他的全部。否则，任何评论都是瞥脚的。正如清朝史学批评家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著，郭沫若译：《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于夫：《中国现代小说精品·郭沫若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5]邱少明：《郭沫若摘译<德意志意识形态>述论》，《郭沫若学刊》，2013年。

[6]姜海波：《<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版编译史述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

[7]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8]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作者简介

郭卓茂，甘肃庆阳人，曾任编辑、记者、高校教师、纪检干部等职务，毕业于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云南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医学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