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

摘要：林黛玉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虚构的人物，凝结了曹雪芹的真性情和血泪，她睥睨世俗，绝不苟合；坦诚直截，一派天真；才情横溢，充满灵性。卡夫卡则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鼻祖，他是世俗现实生活的失败者，只守着自己在文学里的方寸天地。其作品伟大，充满荒诞不安的气息，却又无比真实。他们都是世俗的叛逆者，凭着自己在世间独特的诗意生存方式，自我完成。

关键词：诗人气质；务虚；孤独；林黛玉；卡夫卡

诗人都是精神贵族，务虚不务实。其标记有二，审美的、孩子气十足的。所谓审美，即不苟合于世俗，衣锦夜行，于无人处自风流；所谓孩子气，即赤子之心。

林黛玉与卡夫卡二人，一虚一实，一中一外，一女一男，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都是举世无双之辈。木心先生曾经打趣过：“卡夫卡就像林黛玉，肺病，也焚稿，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初听不过一句惹人流连的俏皮话，细想来，林黛玉、卡夫卡二人在精神层面确有相通处，伟大的灵魂总是相似。世界荒谬、卑污、庸俗。天才必然是叛逆者，是异端，一生注定孤独。

林黛玉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书香门第，自小家教良好，所以早慧聪颖，才情横溢；然则命途多舛，父母早逝，黛玉孤苦无依，只好寄人篱下。初到贾府，她告诫自己“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初见宝玉，黛玉心下惊动，犹如故人，却无端端成了他摔玉发疯的根源，惹得全府上下，不得安宁。两个舅母过分热情，两个舅舅闭门不见，处处考验她的分寸和礼数，步步惊心。王夫人对黛玉则向来轻蔑。初见面，就冷冷淡淡；平日里碰了面，总会有意无意提起黛玉的病，像是在宣告，药罐子可配不得我家宝玉。贾府上下，个个认为林姑娘爱使小性儿，拿她当“外人”，不是正经主子。

贾家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属于她。因此她时常自怜身世，感到天地渺渺，无可寄托。唯有宝玉，对她知冷知热。被她引为知己。青梅竹马，共读《西厢》，葬花吟诗，倾诉肺腑。宝玉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而当这一点点微末的希望也被夺走，她只好宁为玉碎，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

至于卡夫卡，他的出身极其尴尬一一不受基督教欢迎的犹太人，不受捷克人欢迎的德语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屠夫，蛮横、专制，毫无道理，使卡夫卡自小无比自卑、压抑、痛苦。卡夫卡自称，在父亲的身边，他就是“悲惨的标本”。在家庭中，他形同弃儿。

卡夫卡于世俗而言，是个失败者，而他的父亲，是对他作出宣判的那个人。他只能选择以写作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孤独，在边缘化的定位中，表达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的心理状态，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病患者的写作方式。

林、卡二人，知音寥落、忧郁、决绝。时刻关注自己的内心，外现的是一种超逸的诗人气质：赤子情怀，质性自然；风流不群，才情飞扬；多愁善感，悲剧情怀。现分论二人的三个诗人特质如下：

一、睥睨一切，风流不群

古代文人的世界观，不过是报国杀敌，功名意气，忠孝仁义，在人伦上转圈，女性几乎没有地位。作品鲜关注人性，拼命赞扬忠臣英雄、节烈妇女。曹雪芹大笔一挥，将这些归于大荒、无稽。他写林黛玉，带有自况性，是意象化的，几乎不着笔于其穿戴服仪。独独写眉目，写气质。与她在仙境的绛珠仙草身份对应，黛玉疏离且睥睨人间，充满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从来只关心自己的遭际，视世俗主流价值观为无物，皇帝在她眼里也不过一个臭男人而已。

自小生活在处处勾心斗角的贾府，她不得不长出浑身的刺来保护自己。在《红楼梦》第七回中，薛姨妈让周瑞家的送宫花，迎、探、惜春三姐妹各两枝，王熙风得四枝，最后才送黛玉两枝。黛玉也不管是否皇家珍宝，心中并不买账，得知其他人都有了，便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何等强烈的自尊心。

林黛玉聪明通透，将人世间的繁华冷漠看得分明。对于贾府的兴衰起落，她也了然于心，却并不在意。对她而言，其他事都不重要，在人间还完了宝玉的眼泪，她就要回去的。而三四百年前的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克服了自己的时代。在当时能够超越世俗和偏见，也不论所谓的成功学，用超脱的、性灵的眼光看问题。

他的这份勇气是落在林黛玉身上的。

卡夫卡，形貌已经落落寡欢，内心更是高度敏感。在他的作品里，荒诞不经，充满象征。对政治事件冷眼旁观，不写大的时代主题，不关注人类，只关注自己，只写那些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个人。

《变形记》里，是转了味的人道主义。小职员格里高尔，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劳碌奔波，节衣缩食，供养父母，供妹妹上音乐学院。有天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工作迟到、母亲昏倒、秘书吓跑。父亲把他打回屋，全家人开始为家计发愁，也一天天地对他感到厌烦。可他还爱家人，只望自己死。

卡夫卡关心的，从来不是匹夫之责，而只是自己的感受一一透过他的感官所呈现的社会，扭曲变形，充满矛盾。而那些普通平凡的小人物，挣扎于其间，难以脱身。他们恐惧绝望、孤立无援、充满悲观和不安，又无力反抗，毫无出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卡夫卡自己。而卡夫卡自己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上述二人，黛玉是文学中虚构的人物，凝结了曹公的血泪和勇气；卡夫卡是文学史上确凿存在过的精灵，不拘于世俗。在中国，便是断了线的风筝，自在高飞，不受牵绊，充满魏晋风度。在西方，便是高蹈的伊卡洛斯，向阳而生，像无脚的鸟，只求自我完成。

二、拒绝矫饰，质性自然

封建社会，在严明的生存规则面前，每一个人都懂得如何去隐忍，变得圆润，甚至狡猾。

宝钗规矩劝道，以柔克刚，懂得审时度势地说出极有分寸的漂亮话；听到小红和坠儿的对话，巧妙嫁祸给黛玉；迎合贾母爱软甜食物、热闹戏文的习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炉火纯青。袭人则缜密规矩，中庸温顺，规劝宝玉，效忠寶钗，谄媚王夫人，告发黛玉。薛姨妈老于世故，爱语慰痴颦。王夫人伪善至极，平日吃斋念佛，敬顺贾母，而面对大观园的女孩子，嫉恨歹毒，手段狰狞，可见于金钏投井，晴雯被逐等。但是只有林黛玉，始终倔强地捍卫着她的棱角。

她总是在揭开真相，戳穿谎言。将非议她的世俗浊物映照得心惊胆战。林妹妹的“小性儿”，其实并无恶意，都是出于宝玉与别的姐姐妹妹好了，或者二人试探真心，产生了误解嫌隙。一旦这对冤家心心相映，她再没有发作过，不伤大体。李劫评日：“林妹妹断然扬弃了圆滑的生存之道，表现为见一个打趣一个的惊人坦率，从不趋炎附势，人云亦云。”

这恰恰来自于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灵魂。以情主性，真诚坦率，一哭一笑，绝不矫饰，诚如魏晋名士一般惊世骇俗。天生的高洁品性给了她自尊，也令她懂得尊重他人。香菱学诗，专门过来请教。她耐心讲解，诚心相待，既无嘲笑，也无苛责，像对待一个好学的朋友。而对丫头紫鹃，完全情同姐妹，无门第之见。

有人说，黛玉不谙世事，其实不然。她曾经计算过贾府的收支，知其入不敷出，终难长久。收到宝钗派人送来的燕窝，她知道要给婆子多些赏钱，以免阻了人家夜里赌钱发财。她可贵之处在于，她明知自己所处的环境粗俗，市侩，势利，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清高，去随波逐流、逢迎取巧。她完全可以用钱去打点下人的口碑，顺从贾母的心意，用心孝顺王夫人，但她不会，也不屑为之。她只会在受到折磨时，用自己的性情进行自我保护。

宝玉因肩负光耀门楣的重任，不得不捧起那些面目可憎的经史子集。而黛玉却从不说些“混账话”，因而宝玉在林妹妹面前总是毕恭毕敬，格外珍惜。这种珍惜，无疑也是作者对林黛玉这类女性的珍惜。

再谈卡夫卡。在生活上，卡夫卡的内心十分简朴，精神很健康。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提到过，别人总会对卡夫卡有所误解，因为通过阅读他的作品，会认为他平日在生活中也很抑郁，甚或充满绝望。这其实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和偏见，事实上，卡夫卡总是令人感觉到很舒服。他的舌头很灵活，说话很风趣，总是亢奋并且开怀大笑。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幽默，去逗笑别人。

生活上如此健康，而在作品里的世界如此荒诞变形，令人喘不过气来。究其根本，在于卡夫卡的纯粹性，他视写作为一门艺术，而不是作为社会历史批评存在。考察和追究自己内心的靈魂，是他的使命。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清醒的创作意识贯穿其中。他不是站在故事的结尾往后看，而是拎着脑袋进行可怕的自剖，掺杂着痛苦，不安，矛盾，体现在文学里，则是难以捉摸的呓语，浑浑噩噩的人物形象。这种剖白和自省，恰恰需要创作者的纯直心肠、简朴人格。

白天，卡夫卡是一名普通职员，处理工人受伤保险，晚上则奋力写作。他说过，为了这项伟大的事业，必须孑然独立，像一个死人一样，全身心投入。他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欣赏，自我完成，又不断自我怀疑，以至于对于稿件一改再改，毁而再毁。

“如果没有这些可怕的不眠之夜，我根本不会写作。”

卡夫卡一生三次解除婚约，究其根本，是因为受一种恐惧的折磨，那种恐惧来自于对写作本身的偏执。他特别害怕他赖以生存的孤独，会因为婚姻的缔结而全部被毁掉。他就像圣徒一样，要成为这事业心甘情愿的祭品。

与这种一根筋走到底的坚持相对应的，是他的文体特征，卡夫卡从不说教，但却动人。叙事直接抵达事物本质，迅速，绝不拖沓。直截了当地进入故事。他的叙述语言客观抽离，没有多余的议论，十分纯粹，真诚。

这两个人，可谓都是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在这个肮脏的世界上，干净地活着。黛玉并非不关心外界的一切，只是不愿向外界妥协，只愿永存心中那一方净土，那一片诗意。卡夫卡的坦荡和健康，则出于对自己人格的坚持，这种坚持充满力量，鼓舞人心。

三、灵气十足，悲观主义

黛玉咏絮才高，不仅善琴识谱，也是海棠诗社的诗魂，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世俗奉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真理的最大嘲讽。她喜爱读书，涉猎广泛，正统读物如《四书》、李杜王孟等人的诗，西厢牡丹等杂剧，她一点就通，充满见解。

《咏白海棠》风流潇洒，不合流俗，令宝玉大为喝彩。《葬花吟》借生存之紧张，表明自己风流不群的态度，“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元妃省亲，她胡乱作一首应景，“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十分清新可爱。她的菊花诗，题目与立意都新，处处才情满溢。在《五美吟》中，她悲叹那些为正史所鄙薄的女子，石破天惊地颠覆了修齐治平的男性权利历史。而《桃花行》几同诗谶，暗示着大观园的末日将至。

薛宝钗以诗载道，认为女子不应看些歪书，乱了心性，无才便是德。而对黛玉而言，文学是知己，应该承担自己的性灵和脾气，不是任何事物的附属品。她对于创作也有自己的理解，告诉香菱，词句是末事，立意要紧，应当不以词害意，这实在令人惊叹。

黛玉充满灵性，敏锐、细心，初进贾府便留意到各色人等之异同，往后的日子更是处处留心，看得比旁人更远更透彻。最难得的是，她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想法，敢于表达，充满力量。

而在卡夫卡笔下，社会充满恶意，人类被异化，被困扰，对任何一丁点风吹草动都神经过敏。他们无论怎样费尽心机，都只能走向灭亡。我们能从卡夫卡的作品中，读出一种先识力量，见到很多后来在二战中种种非人现象。

在长篇小说《审判》中，银行职员约瑟夫·K，无缘无故在自己30岁生日那天的早晨被捕。他回想不出自己犯有什么过失，找律师申诉，极力加以证明，设法反抗法庭，力陈无罪。然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因为根本没有人能证明他无罪，连他自己也不能。最后他只能无辜地被杀死，就在31岁生日前夕。这种“审判”，草菅人命，愚蠢至极。天地无情，人生荒唐。以为见到一点点微末的希望，最终还是幻灭，这是属于智者才会有的痛苦，是一种悲观意识。

悲观主义者总是引来世俗“不正确”的讥评，世人敬而远之。殊不知，唯有用悲观的眼光，才能直抵事物的本质。因为深知所有的关系最后都要崩裂，世间绝无牢不可破的存在，考虑问题才会长远、深邃。面对人间悲欢离合，才会坦然，并在这种坦然中，活得慈悲，获得力量。与朗朗乾坤保持疏离，是一种艺术。

同样地，卡夫卡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才能。他的文字，轻逸、迅速，确切，充满梦境，象征，跳跃，非理性和非逻辑思维。他说过，他的文字记录了他自己的弱点，那是人性的弱点。因此他决不肯公开他们，让其他人阅读，所以他要烧毁他们一一在这种压抑和责任感之下，他反而获得了重生的一贯力量，得以自我完成。

林黛玉和卡夫卡，从来只关心自己，也不惮于“自私自利”的误解和讥评。他们有灵魂的洁癖，崇尚真实，不愿被世俗所同化为功利的、虚伪的、麻木的人。因此以怀疑为信仰，以叛逆为完成。一旦看到人间赏心悦目，只好挥洒才华，闻鸡起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