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寒

十几年前的一天，母亲拿著一个厚厚的账本走进镇信用社大院。

那位信用社主任大约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贷款户——拿一个厚厚的账本办理贷款。他听母亲坐在办公桌对面条分缕析地讲完，一口茶差点笑喷了：“这位大嫂，我们这里是银行，不是福利院，你家孩子要读书，还债要用钱，我很同情，但原谅我们不能给你办这个贷款。贷款要有担保、有抵押，你拿这个来给我们看，没什么用啊。”

那账本上，是我家欠亲戚朋友两万多块钱的债。

母亲大约也是头一次听到“担保”“抵押”这样的新鲜词儿，她原以为只要跟他们讲清贷款的理由就好。

担保是什么？抵押是什么？母亲满脸茫然。

主任耐心地给母亲讲了大半天，站起来要送母亲出门。谁料母亲听完那些竟然笑了：“要担保，要抵押，这好说啊。”

主任举到半空的手又落下来：“你家有可抵押的财产？”

“当然有啊。”母亲满脸的茫然已经变成笃定。

可母亲接下来的话，却让那位主任哭笑不得：“我家有房子，但不能抵押，抵押了我们住哪里？我家有一头老牛，还值点儿钱，也不能抵押，抵押了我们家耕地就没有办法了。我们家那口家传的大水缸，倒有一百多岁了，可你们要那个干吗，你们机关人都喝自来水……”

母亲还要说下去，主任却没有耐心了：“这位大嫂，你说话有点重点好不好，你家到底还有什么可抵押？我们这里可忙着呐。”

“有啊，俺有仨孩子，抵押给你们吧。”

母亲话一出口，柜台后面的头都抬了起来。

母亲就当没看见，兀自说下去：“俺有仨孩子，大闺女在北京读大学，二闺女在县城读高中，一个小儿在市里读中专。俺们家穷是不差，可俺穷不是因为花天酒地胡吃海喝不过日子才穷的，俺穷是为了供俺孩子读书。学费这么贵，地里出产这么少，不借不贷，孩子咋读得了书啊？

“有困难，找政府。这不，俺就来找政府了。像俺们这种贷款户，你们应该热烈欢迎才是啊。俺还不是那种做买卖的，做买卖还有赚有赔呢。赚了还好，你们也跟着赚；赔了呢，你们就惨了，要账都找不到人儿。俺这生意，可是稳赚不赔。

“你想想，俺家就在那里，长不了腿跑不了，你们想啥时找就去找。俺家孩子在那里，一天比一天能耐，等他们都读了书、长了本事，就只管赚钱给国家作贡献了，到时候，莫说你们贷我们三万两万，就是贷个十万八万，俺仨孩子一人担一份儿，说不定不到一年就还上了。

“何况俺现在还年轻，能劳动。你们这也是积德行善的事，是给国家培养人才……”

母亲的话匣子打开了，听得信用社里那些工作人员全都咧嘴乐了。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能说的农家老太太。

最后，那位信用社主任竟被母亲的长篇大论说服了，破例答应给母亲想想办法。

第二天早上，母亲拿着我们全家人的身份证，乐颠颠地去办理了三万块钱的贷款。然后，一个个给我们打电话告知：现在咱们全都是一根绳儿上的蚂蚱了，你们都被我抵押给银行了，从现在起，你们个个儿都得给我好生混……咱得说话算话，到时连本带利一厘不少还给国家。

此后，就是我们一家人漫长而艰辛的还贷路。

那三万块钱，母亲拿出两万五，把这些年的新账陈账都一一还上了；还剩下五千块钱，她放手里当流动资金，买了几只羊，买了几窝长毛兔，又买了几十只下蛋的鸡……从年头到年尾，像侍候小孩儿一样上心地侍候着那些小生灵。

毕竟小生灵们身小力薄，一年到头赚的那几个钱还填不了利息的一半。三万块钱不但没能按时还上，倒是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多。

母亲却不恼。她依旧是那一句：你们好好混，混好了，那些钱总有还上的一天。

母亲跟父亲，年年都为还那笔巨额利息在奋斗。母亲却再也不用低声下气在众人面前含着小心说话了。人不欠人一般高，她也不怕跟人说自己穷。

母亲甚至说，我们家是村上最富的人家。一个庄户院儿一下子供出三个大学生，你问问，十里八乡可有？众人当面附和，掉转身就撇嘴：看把她烧的。

母亲说得没错，债是越还越少的，到点肯定能还完。

几年后，母亲那笔“巨债”总算是还完了。不但还完了，她还有了有生以来第一张银行卡。

我们姐弟几个也各自成家立业，在不同城市安了家。平日里寄点钱给她，她不舍得花，全存上，自己还养鸡养兔子，弄点零花钱，也存上。

“你还存那么多钱干吗？你还缺钱花吗？”回老家，我们劝母亲不要再那么省俭。

母亲笑笑，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年缺钱缺怕了，从来没有过银行卡。当初为贷款把你们几个都抵押了，想想都对不住你们。现在有钱了，就想使劲存使劲存，等把那卡上存满了，就给你们姐弟几个花，你们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闻听此言，我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大半生没有银行卡的母亲，哪里知道那张小小的卡怎么存也存不满，一如她这一生给我们的爱，怎么给也不嫌多。

选自《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