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朗

白居易继承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强调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积极作用。他认为诗歌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由诗歌的本质决定的，即“诗言志”这个命题。所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谓“大凡人之感二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概括起来，也还是“诗言志”这三个字。正是诗歌的这种本质，决定了它还可以普遍地感动人心，同时也决定了通过它可以见国风之盛衰，闻王政之得失，知人情之哀乐，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社会效果。

白居易这种思想的核心，显然是以《乐记》和《毛诗大序》为代表的儒家传统观点。但是，白居易终究生活在唐代，而不是生活在先秦和汉代。魏晋南北朝以来美学思想发展的新潮流不可能不对他发生影响。他在论证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时，和孔颖达一样突出强调诗歌抒情的特性，这就是时代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白居易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个大前提出发，引出一个结论，就是统治者应该允许并且鼓励老百姓把心中的喜怒哀乐之情抒发出来。白居易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就是他说的“善防川者，决之使导；善理人者，宣之使言”。这是为他的“新乐府运动”提供理论论据，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根据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个基本思想，白居易对梁、陈以来的诗歌提出了严厉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