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琨

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作品，特别是杂文，总是有两个层面：既有具体的现实针对性，又有超越具体对象的概括性……不仅思考着现实的针对性，而且将这种思考上升到哲学人类学层面，把现实人生的痛苦的体验升华到对于人自身的存在困境的体验。”这就是鲁迅作品之所以成為经典的原因，也是鲁迅先生本人的伟大之处。鲁迅的杂文不仅能传达给同学们它本身的所处的时代意义，还可以让人们了解到它身上具有的永恒意义。因此直到今天，鲁迅的《拿来主义》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闭关主义”与“送去主义”

《拿来主义》一开始就指出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闭关主义”是不可取的，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送去主义”更是一种有往无来的卖国行径。如送古董古画去欧洲展览，派梅兰芳去苏联访问，文化上若只送不拿，必然导致文化衰竭，创造力缺乏，国势日弱，被动挨打。

第一自然段中情景毕现的“捧”“挂”的动作，“进步”“丰富”“大度”等褒词贬用，着实奚落了谄媚讨好的奴性心理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丑恶嘴脸。因为文章要说的是文化上的事，所以第一自然段说“别的且不说罢”，但其实又提了，表面看起来是缩小了论证的广度，事实上增加了论证的深度，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已经伸到了东北、华北，国民党政府推行卖国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出卖国家的领土、资源和主权，确实“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此时作者将批判的矛头暗指向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