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

卡密尔拿着酒瓶出现的瞬间，《利器》的风格就已经确立了，这个女记者满脸倦怠却仍然有着掩饰不住的锐利眼神，她厌弃周遭一切乃至自己，却把自我撕扯化作了另一种难以名状的驱动力，刺进这个混沌又昏聩的世界。

如今，早已不再是本格推理的时代了，那些耸动的诡计和奇妙的密室都已經随着黄金年代逝去，人们更愿意通过罪案看到超越那些做作的、人造的、戏剧性场景之外的广阔空间，见证人性人心的复杂维度与深邃，看见这繁花似锦又遍布疮痍的文明世界下的孔洞。

一系列优秀的社会派罪案故事在这样的基础上拓展着自我的疆界，他们凭借一些重要的符号作为标记，让人们记住。《真探》中的黏腻溽热，《谋杀》中绵延不绝的雨，《七秒》中覆盖一切的白雪，《罪夜之奔》中无边的暗夜……《利器》秉承了这样的传统，某种程度上说，卡密尔是之前所有郁郁寡欢、不得志却超越常人的执着的那些侦探的综合与变型，它让人们不可避免地想起这些优秀的前作，如果非要挑选一款可以对标的作品，《利器》确实继承了《真探》的衣钵。

这个故事来自于吉莉安·弗琳——《消失的爱人》原著作者，《利器》是她的小说处女作。其实，相较于声名大噪的前者，《利器》一点都不逊色。

在原著中，女主角卡密尔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我”是芝加哥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报记者，因为家乡发生了两起儿童凶杀悬案，而被主编派回逃离许久的故地，不得不重新面对势利的母亲、做作的继父、行为诡异的同母异父的妹妹以及那个热爱疯传八卦的闭塞小镇中的每一个故人，在酒精催化和心理疾病的自毁之中，惨痛记忆与残酷现实彼此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