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璐瑶

(四川文理学院 学报编辑部， 四川 达州 635000)

一、汉代巴渝舞名称考述

如果进一步详考汉代人典籍，可以发现，现存汉代人著述中并无“巴渝舞”一词，倒有“巴俞”之称。

《史记》全文收录司马相如《上林赋》，赋中有所谓“巴俞宋蔡”[3]3038， 张守节引郭璞注云：

“巴西阆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刚勇好舞，汉高募取以平三秦。后使乐府习之，因名巴俞舞也。”[3]3039司马贞《史记索隐》对《上林赋》中“巴俞”的注解也是引用了郭璞的上述注解，为“俞水”“巴俞舞”。可见《上林赋》中所描写的“巴俞”即为后来名为“巴渝舞”的歌舞。另一方面，南朝萧统所编《文选》在收录《上林赋》时，“巴俞”二字已变为“巴渝”了，而郭璞注也发生了变化，“俞水”变为“渝水”，“巴俞舞”变为了“巴渝舞”，由此也可推知，南朝时期，“巴渝舞”之名深入人心，致使文章选本及注文都被刻意改变了。

同为汉武帝时人的恒宽在《盐铁论》中对当时豪贵之家的纵情享乐生活的场景有所记载：“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5]近人王利器在《盐铁论校注》中对此处“巴俞”二字的注解也是征引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的上述注文，也即是恒宽所说的“巴俞”就是后来被称为“巴渝舞”的乐舞。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汉武帝时期“巴俞”已经作为一种娱乐形式流行于豪富之家，而不独在宫廷和庙堂之上了。

西汉末年成哀之世，郑卫之音尤甚。哀帝即位，下诏改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大乐鼓员六人，《嘉至》鼓员十人，邯郸鼓员二人，骑吹鼓员三人，江南鼓员二人，淮南鼓员四人，巴俞鼓员三十六人，歌鼓员二十四人，楚严鼓员一人，梁皇鼓员四人，临淮鼓员二十五人，兹邡鼓员三人。”[4]1073颜师古注云：“巴，巴人也。俞，俞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俞人，并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灭楚，因存其武乐也。巴俞之乐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4]1074由颜师古注可知，“巴俞鼓员”是演奏巴人、俞人的巴俞之乐的鼓手，其乐来源与前述巴渝舞进入汉室宫廷一致，可以推知，此处的巴俞鼓员所表演之乐曲即是后来被称为“巴渝舞”的舞曲。

东汉末年献帝建安十八年，王粲受曹操之命对巴渝舞的歌辞进行了改创，并冠以总名曰“魏俞儿舞歌”。《晋书·乐志》中对王粲受命改创歌辞有所记载:“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粲问巴渝帅李管、种玉歌曲意,试使歌,听之,以考校歌曲,而为之改为《矛渝新福歌曲》《弩渝新福歌曲》《安台新福歌曲》《行辞新福歌曲》,《行辞》以述魏德。”[2]694虽然房玄龄等在著《晋书》时，将王粲所改之歌定名为“巴渝舞”，但可能是房玄龄所在的唐代“巴渝舞”之名已经定型化且深入人心，但并不能据此推断王粲所改创的歌舞已经名为“巴渝舞”了。沈约在《宋书》中记载了王粲改写的名为“魏俞儿舞歌”的曲辞[6]。曹丕于黄初三年(222年)改巴渝舞为昭武舞。也就是说，从建安十八年(213年)到曹魏黄初三年(222年)的近十年间巴渝舞被称为“俞儿舞歌”。

二、汉代巴渝舞功能考辨

巴地的民间歌舞应该早已有之，但惜乎年代久远，文献不存，早期巴地民间歌舞的情况今不可考。巴地民间歌舞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8]。前引《后汉书·南蛮列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由此可见，刘邦引入宫廷而后世称为“巴渝舞”的巴人歌舞被认为是在武王伐纣中起关键作用的巴师歌舞。从这一巴渝舞的源头可以看出，巴渝舞第一次被搬上历史舞台时的主要功能是在战场上鼓舞士气、震慑敌军。汉初，巴人助刘邦定三秦之地，巴人将士的歌舞被刘邦看到之后，感叹其为“此武王伐纣之歌也”，由此可以推知，当时的巴人歌舞一定是被巴人将士用于战争之中了，不然刘邦很难发出如此感慨。

但是，刘邦建立汉朝政权之后，国家在较长时期内总体承平，原来作为战场使用的巴渝舞在被引入宫廷之后，其功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汉世，被称为“巴俞”的巴渝舞主要是作为日常娱乐、朝廷招待四方宾客宴饮时的乐舞和祭祀、丧葬时的挽歌等。下面就巴渝舞在汉代的功能问题进行考述。

在汉代，巴渝舞被用作宫廷的日常娱乐。司马相如《上林赋》铺陈了当时宫廷的娱乐场景：“游戏懈怠……巴俞宋蔡，淮南于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3]3038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张辑曰：“《礼乐记》曰：‘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讴，员三人。《楚辞》云：‘吴谣蔡讴’。淮南鼓，员四人。”[3]3039张守节《史记集解》注引《汉书音义》曰：“于遮，歌曲名。”《史记索隐》注引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其县人善歌。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即滇也。”[3]3039由此可见，“巴俞”之歌舞、宋地的歌、蔡人的讴、淮南的鼓、辽西文成县地的歌、滇地的歌和于遮曲等，这些来自各地的民间歌舞被引入汉世皇家宫苑上林苑中，成为天子及其随从狩猎结束，所谓“游戏懈怠”之时放松娱乐所用。

在汉代，“巴俞”除了用作宫廷和民间的日常娱乐之外，还被作为宫廷招待四方宾客宴饮时所用。由前引《汉书·西域传》可知，当时“巴俞”被用作朝廷宴飨远方朝贡的四夷宾客时助兴的歌舞，但此时的“巴俞”是和“都卢”“砀极”“漫衍”“鱼龙”“角抵”这样的百戏一样作为娱乐而为宴饮助兴的。那么，此处的“巴俞”是否也是和“都卢”等其他杂技一样也是汉代百戏的一种呢？《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颜师古注引文颖言，谓角抵戏乃“巴俞戏、鱼龙、漫衍之属也”[4]194。可见，“巴俞”是和“角抵”“漫衍”“鱼龙”一样，为汉代杂技乐的一种，为朝廷招待宾客宴饮时的娱乐所用。

西汉末年，哀帝改革乐府制度，作为“古兵法武乐”的巴渝舞乐“领属大乐”，经常将其“朝贺置酒陈殿下”，仍然作为百官朝贺、四夷朝贺时宴饮的助兴之物。但是，“巴俞”进入大乐机构，标志着这一宴会乐舞开始趋雅趋正，走向祭祀等严肃场合。另外，从上引材料可知，从西汉末年古兵法武乐的鼓员分布来看，共一百二十八人，巴俞鼓员却占了三十六人，占四分之一强，为各地地方乐舞人员最多的，由此可以推知巴渝舞在当时祭祀、宫廷宴飨中的重要地位和流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