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庆 王保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以发展经济为主导，并促进沿线各国经贸互通、文明互通、共同发展的伟大事业。无论是经济建设、贸易往来，还是文化沟通和交流都离不开语言，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语言是首要保障。

一、“一带一路”建设与复合型外语人才需求

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项重大举措，而在此过程中，最需要的是国际化人才。国际化人才是指具有国际化意识和胸怀以及国际一流知识结构，具有国际化视野，在全球化竞争中善于把握机遇并能适应全球化竞争的高层次人才。国际化人才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包括七个方面：扎实的语言功底、过硬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跨文化交际沟通能力、通晓国际事务法则、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强的运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1]其中首要素养就是扎实的语言功底。可见，语言能力是前提，同时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下，掌握一门及以上外语是成为国际化人才的首要条件。

外语教育在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语言能力是国际交流的基础和保证。培养复合型外语人才是目前人才培养中重要的任务。然而，复合型外语人才需具备哪些素质是我们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下面将从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及层面进行了研究，很多学者在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及模式等方面开展研究，比如 Chen Guoming（1989）把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模式归纳为四个层面：个人属性、沟通技巧、心理调适与文化理解。[2]基于“一带一路”建设语言需求和人才需求的视角，本文从语言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个层面展开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讨论。

首先是语言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60多个，其中有很多国家的官方语言语种的教育是目前我国外语教育中尚未开设的，语言人才缺乏，交流沟通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培养多语种外语人才是当前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促进经济繁荣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沟通是前提和基础，而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语言是开启文化的钥匙。掌握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进而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包容友善，和平相处。因此，我们应以此为契机，创新语言人才培养机制，加强语言能力建设。

其次是跨文化能力。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日益频繁，中外学者对跨文化能力这一范畴和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研究。[3][4][5]跨文化能力是指个体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环境中进行交际等活动的能力。孙有中（2016）指出跨文化能力的核心内涵为：尊重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跨文化同理心和批判性文化意识；掌握基本的跨文化研究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熟悉所学语言对象国的历史与现状，理解中外文化的基本特点和异同；能对不同文化现象、文本和制品进行阐释和评价；能得体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能帮助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士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6]跨文化能力是当下全球化进程中必备素质和能力之一，我国高等教育已把跨文化能力作为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之一，以《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为例，其中提出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

“一带一路”建设是与沿线国家在经济、贸易、文化、文明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以此实现合作、发展、共赢。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的开幕词中指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深入开展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让合作更加包容，让合作基础更加坚实，让广大民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受益者”。语言相通是任何交流的基础，是民心相通的前提，而跨文化能力是“相通”的保障。因此，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注重语言能力的加强，更要强调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二）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

“一带一路”政策的目的是实现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共同发展，文明互通互鉴，所以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比如政治法律人才、工程技术人员、科技研究工作者、经贸人员等投身于各行各业，参与国际业务或跨国工作，因此对于这些人员而言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而且还需要掌握交流国家和地区的语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国际间的合作和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外语+专业人才已经成为很多企业选拔外派人员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大量的外语+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是必然需求。

二、我国高校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路径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1. 提高语言能力的措施与途径

第一，外语教育向“多元化”的转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语言达1,000余种，官方语言和官方母语大约就有53种，[7]比如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语、泰语、缅甸语等；东亚的蒙古语；南亚的乌尔都语、印地语、孟加拉语等；中亚的俄语、哈萨克语等；西亚的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希腊语等；以及中东欧的波兰语、克罗地亚语、罗马尼亚语等等。目前我国的外语教育以英语为主，虽然英语是当下国际通用语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重要的外语，但是要真正实现民心相通，最好还是使用对方最熟悉的语言，即官方母语，因为国际语言更“通事”，官方母语更“通心”。[8]

外语教育开设的语种和规模应根据当前“一带一路”政策的需求，培养更多语种的外语人才。因此，外语教育应向“多元化”转型，开设多种语种教育，开发多种人才培养渠道。目前，我国外语教育体系最具代表性的外语院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虽然开设的语种专业有84种，但是培养的人才数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更多高等院校的外语教育向多元化转型，培养更多非英语语种的外语人才。全球化进程加快使语言文化多元化成为当前发展的一个趋势，更多语种的专业设置不仅可以丰富我国外语教育的内容，还可以培养更多的外语人才，进而使我国的人才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双语或多语的文化环境。

第二，课程体系的多元化。前面已谈到英语是目前我国外语教育中最主要的语种，英语文化也是我国英语学习者接触到最多的异域文化。而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所面对的大多数语言和文化都是非英语的，因此，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概况、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知识是我国外语教育中所欠缺的。所以，我们应从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等方面着手进行改善。

首先，以英语专业课程设置为例，课程设置不仅要包括英语语言技能、语言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更要涉及一些与英语国家以及非英语国家社会生活相关的拓展知识，比如，贸易、交际、商务等。在社会文化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锻炼语言表达，掌握语言技能。

其次，课程内容应以英语文化相关内容为主向兼顾其它语言文化内容转变。现在，当我们涉及到外国文化时，就会想到西方文化，谈到国外文化中相关节日的时候，就会提起圣诞节、感恩节等，这种认知已无法满足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及全球化的形势。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更要熟悉和掌握这些语言的文化背景。在课程内容方面，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中亚国家为例，应给学生提供关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比如传统的突厥文化、近代历史中的伊斯兰文化的特点、俄罗斯文化及西方文化对中亚国家的影响等。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时，更好的交流是以理解为基础，因此这也是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提高跨文化能力的措施和途径

跨文化能力是不以任何语言为依托，也不受语言种类的限制，跨文化能力高于语言能力，较强的语言能力不等同于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在外语教育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跨文化”意识的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培养必定与文化教学有关，语言教学既要培养学习者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还要介绍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等。文化教学的总体目标通常是拓宽文化视野，具体目标是培养学习者包容和尊重文化差异以及对相异文化的敏感性。而实现以上目标的基础是全面认识自身文化，即自身文化的多样性和内在冲突，以及培养自身文化的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培养和树立对异域文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这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关键。同时，审辩地进行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对比，包括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两方面。语言对比的内容包括发音、拼写、句子结构、表达法等，文化对比包括宗教、价值观、风俗习惯以及文化禁忌等方面。只有进行对比才能客观地审视和习得异域文化，才能辩证地比较母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找出差异性，更好地掌握目的语文化。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基础，是进行跨文化学习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前提。

第二，“跨文化”课程模式的构建。在我们的外语教学课堂中，课程时间和课程内容都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进行教学的拓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跨文化意识和理念反映在教师的课程教学设计中，课前导入、课上活动和课后强化等环节应体现跨文化培养的理念。以《新时代交互英语读写译》教程Unit 1中课文内容Ethnic Boundary Markers（种族界限标识）为例，在课程设计中将“跨文化”理念渗透于教学的各个环节（表2-1）。比如在讲解有关宗教知识和分布概况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内容时，可以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视角出发，基督教信仰主要出现在一些欧美国家，伊斯兰教信仰主要在中亚和西亚一些国家，佛教信仰主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这三大宗教信仰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很多个国家，宗教文化是文化研究重要的视角和内容。

表2-1 提升“跨文化”意识的课程教学设计

续表

其次，在教学活动中加入“跨文化”元素。在教学活动中，指导学生进行跨文化训练。在课堂内容的基础上扩大阅读，了解更多英语及其它语言和文化知识。比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的文化知识，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俄罗斯文化等。因为阅读不仅可以开阔视野和拓宽知识面，还可以提供思考的空间。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跨文化”思考和对比，因为不同的文化对事物的认知存在差异，思维方式也不尽相同，以不同的文化为参照物，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才可以更好地了解各种文化。

同时，教师应因材施教，根据课程教材中的内容进行扩大和补充，让“文化教学”渗透在“语言教学”的方方面面，将“跨文化”理念渗透到课程的每一环节。以《新时代交互英语读写译》教程为例，每一单元都有介绍Chinese Culture的部分，具体内容有中国丝绸、中国京剧、中国成语等，在这一环节的讲解与交流中，我们可以秉承“讲好中国故事”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念，不仅要了解这些中国文化知识用英语怎么表达，不只是掌握词汇，而是要强调“文化表达”的准确性和适当性，这就需要对这些文化内容进行深入学习，充分认知自身文化。除此之外，还有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过程，这不仅丰富了词汇表达和文化知识，还培养了学生的分析和总结的思维能力。

第三，提高交际能力。交际能力包括对语言形式的理解和掌握，还包括恰当使用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能力。美国社会学家海姆斯基认为：交际能力是一个人使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它不仅包括使用语言知识准确地表达，还包括在不同的语境中选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得是否得体。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的是在两种或多种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能力，主要指跨文化交际场合中的社交技巧，如何恰当地开始交际活动，怎么维持交际，如何把握交际内容，如何结束，以及突发状况后如何补救等技能和策略。由此可见，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听、说、读、写、译五大语言技能的训练应以“文化适当性”为原则，通过设置目的性问题、角色扮演、跨文化交际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积累相关知识，开拓认知，提高学生实际交际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培养外语+专业人才的思路和方法

目前我国高校外语教育与外语学习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个是外语专业培养的技能过于单一，外语专业的学生处于“无专业”的状态；第二个是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能力偏低，对外交流有障碍。

一方面，以“外语”为基点，与其它相关专业相结合，比如一些人文社会学科。以往的外语教育培养的人才大多都是仅从事外语类职业，例如翻译、外语教学等。在当前的形势下，单纯的翻译人才是无法满足需求的，因为一个跨国企业不可能一半员工只做翻译的工作。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外语教育需要和其它专业相结合。就目前外语专业的体制来看，可以结合的专业有社会学、法律研究、新闻与传播、国别研究、经济管理、国际贸易、金融等。

一方面，以非外语专业人才培养为基点，提高其外语交流的能力。根据“一带一路”建设的形势，调整外语教育的理念和目标，在全球化的格局下重新看待和认知外语教育。语言能力是当前复合型人才的必备素质之一，优化教育资源和内容，将外语学习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打开专业的国际化视野；改进教与学的方法，在提高读写能力的基础上，加强听说能力的培养，提高非外语专业学生的外语综合应用能力和交流能力。

三、结语

“一带一路”不仅是共同发展经济之路，更是文化与文明互鉴之路。我国与沿线国家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前提也是目标，而语言相通是民心相通的基础。可见，复合型外语人才的培养是促进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在语言相通的基础上各国人民才能交流合作、互通有无。由此可见，培养大量复合型外语人才势在必行，而提高复合型外语人才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更是关键。只有这样才能有保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学互鉴、共赢共利。

注释：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国际人才培养之道[DB/OL]， http://www.f l trp.com/c/2017-04-19/491275.shtml，2017-04-17.

[2] Chen,G. M. Relationship of the Dimens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1989, (37): 118-133.

[3] Byram, M. Teaching and Assess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4]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J]. 外语界，2013,(6):2-8.

[5] 庄恩平，萨斯曼. 跨文化沟通[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6] 孙有中. 外语教育与跨文化能力培养[J]. 中国外语，2016,(3):17-22.

[7] 王辉，王亚蓝.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J]. 语言战略研究，2016,(2):13-19.

[8] 周庆生. “一带一路”与语言沟通[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3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