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伟　裴颖颖

摘 要：采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综合幸福问卷（MHQ）的分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探讨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正念与主观幸福感成显著正相关，与情绪调节困难成显著负相关；②正念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可通过减少情绪调节困难间接增加主观幸福感，即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正念；情绪调节困难；主观幸福感

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逐步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但人们却没有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反而“吃着肉骂娘”，满肚子怨气。因此，有必要对如何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

研究表明，正念训练可以直接提高自我控制水平[1]，降低负面情绪，改善情绪调节能力[2]，提高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3]。故提出假设1：正念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与情绪调节困难成负相关。

然而正念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目前，此类研究相对不足，正念提升主观幸福感的机制尚不是十分清楚。此外，情绪调节策略可以影响情绪体验、情绪行为[4]、生活满意度[5]，由此可见情绪调节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和认知，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基于此，提出假设2：正念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可通过减少情绪调节困难间接增加主观幸福感，即起部分中介作用。

一、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整群取样的方法，对聊城大学选修心理学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计发放问卷450份，剔除无效问卷51份，有效问卷399份，有效率为88.67%。其中，男生67人，女生332人。

（二）研究工具

1.正念的测量

研究采用赵守盈等修订的中文版简式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来测量个体的正念水平[6]。

2.情绪调节困难的测量

采用丁玲等修订的中文版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7]。

3.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采用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问卷（Multiple Happiness questionnaire，MHQ）的主觀幸福感分量表[8]。

（三）统计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SPSS21.0和AMOS24.0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自我报告，测量中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抽取出的第一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22.403%，小于40%的临界点[9]。

（二）正念、情绪调节困难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按性别分组，对正念、情绪调节困难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男女生在正念、情绪调节困难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

（三）正念、情绪调节困难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表1）表明，正念、情绪调节困难与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负性情感）两两之间均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p<0.01）。正念与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成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情绪调节困难成显著负相关。情绪调节困难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成显著负相关，与负性情感成显著正相关。由此，假设一：正念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与情绪调节困难成负相关得到证实。

（四）正念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

Bootstrap法不限制抽样分布为正态，表现优于乘积分布法和Sobel检验法，统计功效最高[10]。故按照Bootstrap方法，使用AMOS软件建立模型1，对情绪调节困难进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无法匹配，见图1。在模型1中，假设各测量误差间均没有相关，在修正指标数值中，发现“e1<-->e3”的M.I.值甚大。所以，使用AMOS软件建立模型2，设定e1和e3有共变关系，其他同模型1，见图2。模型卡方与自由度比值为1.141<2，显著性概率值p=0.331>0.05，RMSEA为0.019<0.05。GFI为0.997，AGFI为0.983，NFI为0.993，RFI为0.977，IFI为0.999，NNFI为0.997，CFI为0.999，均在0.90以上。从模型2的主要适配度统计量来看，修正后的模型图与实际数据可以适配，见图2。

在模型2中，各回归系数均显著。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为0.248，间接效应为0.295，总效应为0.54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占54.3%。综上所述，正念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可通过减少情绪调节困难间接增加主观幸福感，即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假设2得到证明。

三、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确认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作用。

相关分析表明，正念与情绪调节困难成负相关，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这和已有的研究结论：正念、重新评价、心理弹性、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基本一致。[11，12]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情绪调节困难在正念和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这与刘斯漫和杨予西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正念是通过情绪调节积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11，12]

本研究从情绪调节的反面——情绪调节困难，验证了情绪调节对正念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综合前人的研究，正念是通过采用认知重评策略、保护心理弹性、增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减少情绪调节困难来积极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进一步揭示了正念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制，为临床干预提供了思路。

四、结论

（1）正念与主观幸福感成显著正相关，与情绪调节困难成显著负相关；

（2）正念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还可通过减少情绪调节困难间接增加主观幸福感，即起部分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毓.正念框架下的自控力提升研究[D].漳州师范学院，2012.

[2]钟佳涵，李波，郭璞洋等.简易正念技术对情绪调节的影响效果初探[J].社会心理科学，2016（11）：3-12.

[3]刘斯漫，卢佳琪，卢莉.正念训练对某校医学生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5（08）：1195-1198.

[4]程利.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优于表达抑制[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4）：730-735.

[5]刘旭，白学军，刘志军等.农村中小学教师情绪调节策略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J].心理学探新，2016（03）：234-238.

[6]赵守盈，石艳梅，郭海辉.正念注意觉知量表IRT分析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4（04）：546-550.

[7]丁玲，赵楠，丁小斌等.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在中国青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22（03）：363-366.

[8]苗元江.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幸福感理论与测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2003.

[9]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06）：942-950.

[10]方杰.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乘积分布法、非参数Bootstrap和MCMC法[J].心理学报，2012，44（10）：1408-1420.

[11]刘斯漫，刘柯廷，李田田等.大学生正念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情绪调节及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J].心理科学，2015（04）：889-895.

[12]杨予西，郭瞻予.正念与主观幸福感关系论析——兼论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155-157.

作者简介：张雪伟（1992—），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

裴颖颖，硕士研究生。

赵立军，聊城大学教科院硕导。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决策选择体系优化及其对决策效用的促进——助推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7CZLJ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