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认识元代的京城，大抵都是从走进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开始的。如今这里夏木茂盛、鸟鸣婉转，让人难以揣摩700多年前的样子。元朝时的北京到底什么样？元代北京城在城墙砖瓦之间藏起了多少历史的秘密？

在金中都东北兴建元大都

1206年，成吉罾汗铁木真统一漠北建立蒙古帝国后开始对外扩张，先后攻灭西辽、西夏、花刺子模、东夏、金等国。1260年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为都城。但是上都位置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于是1264年忽必烈决定迁都至燕京地区，并下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定为陪都。

燕京地区当时尚有金中都故城，然而此城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其城市供水来源——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金中都东北方兴建都城，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兴建工作。1271年，忽必烈称帝，次年迁都燕京，下令“改中都为大都”。大都是座有着外城、皇城和宫城的三重城，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平地创建的街巷制都城，从规划的完整性和面积的宏大而言，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城市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就这样，大都燕京正式成为元朝的首都，上都则作为陪都。

元大都城的规模与明、清北京城的规模类似，城址的具体位置，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建德门、安贞门就是元大都北城墙的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西直门元代叫和义门，阜成门当时叫平则门）。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在大都东、西城墙的中间一门之间，有一条横贯东西的大道，等分全城为南北两部分，北半部在东西中分线上建鼓楼和钟楼，其间连以南北向大道，形成全城的几何中轴线。元大都所建立起来的城市格局，基本奠定了北京城如今的格局。

漕运的发展推进繁荣的商业

元朝的大运河中，最北的一段是元代新开凿的通惠河，由元朝著名天文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开凿。粮食逐步以水运为主。

当时的鼓楼北面的中心阁是全城的中心，其西南的海子，也就是今天的后海、积水潭，则是大运河的水运终点。在此周围，特别是鼓楼和钟楼一带，形成繁华的商贸中心，附近也布置了一些中央和大都的地方官署。游牧民族依水傍草而居的习惯，让他们尤其重视水系的发展。元代疆域广大，陆道早已通畅无阻，继而在金代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漕运，当时不但在国内运输方面十分发展，甚至发展到国外贸易，出口商品种类有纺织品、日用工艺品、矿产品和药材以及元朝瓷器、漆器等，运销全世界。由此可见，元代的商业发展是非常繁荣的。

元代是由蒙古人建立的，有一项特别的特征，那就是“重商”，这种“重商”观念对中原地区“重农抑商”传统形成了一次强大冲击。

元代青花瓷瓷器时代新高度

中国陶瓷自发明的那天起，品种不断增加。唐宋时期，中国陶瓷攀上了一个高峰，所有的陶瓷体系都是各领风骚。但是元青花的出现一统江山，君临天下，景德镇的“霸主地位”700多年来无法撼动。

有一件名为“鬼谷下山”的作品，曾于2005年7月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中以1400万英镑的价格成交，折合人民币2.3亿多元，创下历来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价，同时刷新中国器及中国工艺品拍卖价格的世界纪录，在201 5年估价达到了16亿元人民币的天价。

元代青花瓷之所以这样昂贵，也与“物以稀为贵”有关，比如提到的“鬼谷下山”的作品就是目前世间仅存的8件同类古董之一。元青花存世量极小，“上得了台面”的作品只有400件左右。此外，烧制方式也有所突破。元代青花瓷的制瓷原料采用了瓷土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主色调以蓝白为主，这主要是受波斯文化的影响，因为蒙古人喜歡白和蓝，而蓝色又是伊斯兰文化的主色调。

元朝建立后，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受西域文化影响的中国工匠开始将传统的中国图案用青花原料画在瓷胎上，烧制出赏心悦目的青花瓷，开创了一代中国人的新审美。元青花的题材众多，和其他瓷器多表现飞禽走兽、花卉虫鱼不同，元青花后期有大量绘有戏剧故事的作品问世，它使中国陶瓷从素瓷向彩瓷过渡，丰富的绘画艺术更赋予了中国陶瓷装饰性的功用。

不可忽略的元代宗教遗址

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崇信宗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所以这一时期的宗教建筑异常兴盛。

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城西南辽塔旧址修建了一座大型喇嘛塔——妙应寺白塔，由当时尼波罗国，也就是今天的尼泊尔的工艺家阿尼哥奉敕主持修建。这座白塔耗时八8年建成，完工后塔前又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旧名“大圣寿万安寺”。寺院殿堂一如内廷，佛像、窗壁皆用金饰，只可惜明代1368年被雷火焚毁，仅白塔幸免。除了妙应寺白塔，京城还有很多历史遗迹，今天仍可追寻元代生活痕迹。在西城区砖塔胡同旁有一座万松老人塔。万松行秀是元代时期佛教曹洞宗的高僧，俗姓蔡，于荆州出家，自称万松野老，世人尊称为万松老人。他深得佛法，又精通儒学，所以受赏赐居在京栖隐寺，直至81岁圆寂。如今万松老人塔历近千年的风雨侵蚀，仍保存完好。

不过，也有一些盛景今日无法重现。曾经在西长安街电报大楼前一带有一个寺院庆寿寺，寺院西侧有两座玲珑秀丽、相挽而立的双塔，故该寺院也称为双塔寺。双塔寺是创建于金代的一座著名古刹，是金朝的庆寿宫，元代改称大庆寿寺。元朝初年，庆寿寺占地面积颇大，东从现在的府右街，西到如今的西单横二条，北到力学胡同，南到现在的西长安街。寺中双塔的位置则矗立在整个寺庙的西南侧，也就是现在的西单图书大厦前马路中间的位置。两座秀丽之塔是海云和可庵高僧的灵塔，元代忽必烈崇尚宗教，用以安抚人心。海云和尚归顺并受到最高礼遇，19岁来京主持庆寿寺，被封为国师，通领全国佛教。他受到的重视程度，甚至让忽必烈为了保留双塔庆寿寺而南移了城墙，这曾经的盛景，如今只可出现在老照片和老人的记忆里了。

藏在元代文物中的文化密码

马可·波罗曾在他的游记中提及对元朝城市居民的观感：“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

元代商业繁荣、人民富足，从很多文物展品中都可看到，元朝的统一带来了文化上的多元融合，多民族的友好互通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首都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元代有代表性的文物，比如元青花凤首扁壶、青白釉观音菩萨造像、双塔寺出土的元代海云禅师的僧帽，还有元代的丝织品，当时普通人家用的铁炉子、铜火盆、水瓶等。

在博物馆的文物面前，可以实现“古与今”、“残破与完美”的别致对话，时空中也仿佛形成了震撼灵魂的魅力。想读懂元代的京城，就从走进首都博物馆开始吧。

据《城市文化范》节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