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艳

【摘要】当前，特朗普政府采用强硬的单边手段，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反映了美国对自身经济发展的焦虑。美国焦虑的主要原因在于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核心领域竞争力逐渐下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新竞争、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从而使其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

【关键词】贸易摩擦 美国 高新技术产业 【中图分类号】D815.9 【文献标识码】A

2018年3月以来，特朗普政府采用强硬的单边手段，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对中国给予各种无理的指责，企图将贸易摩擦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但事实上，美国的一系列举动恰恰反映出了其对自身经济发展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美国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核心领域竞争力逐渐下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新竞争以及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

美国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

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就是通过转嫁矛盾的方式，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自身调节制度的失灵问题。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利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实现跨国资本的全球配置，占领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领域，大力发展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但是发达国家间内部利益的分配实际上是不均衡的。跨国公司等资本的所有者、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高技术劳动力，获得了美国参与全球化的大部分利益。而传统制造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发达经济体普遍陷入低增长的泥淖，就业率和劳动力参与率较低。经济的缓慢复苏和不安全感的广泛存在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美国社会中下层劳动者被民粹主义所动员。“蓝领”工人等低技术劳动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有限。2000—2016年，美国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几乎没有增长，但各阶层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6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2，在西方国家中属于最高的。根据美联储公布的2017年消费者金融调查，美国前1%的家庭占有全国收入的比例由2013年的20.3%增长到2016年的23.8%，占有财富比例则由2013年的36.3%增长到2016年的38.6%。由此可见，美国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与发达经济体相反，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稳健的增长趋势，结构和质量不断改善。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中国出口产品具有较为明显的价格优势。最早的时候，即使加上关税和运费，中国产品的价格也仅是美国同类产品的30%至50%，对美国相关产业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近年来，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逐步提升，而美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在逐渐提高，特朗普政府“制造业回归”的目标与当前美国产业分工的大趋势明显不吻合。虽然近年来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逐步缩小，但美国传统制造业由于产业上下游链条不完善，在多年的市场竞争下已经被逐步淘汰。美国跨国公司已经将产业的各部分工序在全球进行布局，特别是形成了完备的亚太产业链，美国想要在与中国脱钩的同时重振制造业，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随着产业创新力度的加强，中国逐步向价值链的更高端迈进，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性日益明显，美国由此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紧张和焦虑。

美国违背全球化趋势，对中国进行经济打击，既有当下的民意基础，也反映了美国长远的战略焦虑。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归”，实质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通过关税等方式人为扰乱资源配置的正常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破坏产业分工。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将加征关税作为迫使中国让步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则固执地认为加征关税可以保护本国某些特定产业，提升本国企业利润，从而消减对华贸易逆差。但实际上，自美国加征关税以来，其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降反升。2018年9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去年同比增长了13%，达到了341亿美元。可以预料，未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有可能继续扩大。

美国核心领域竞争力逐渐下降

当前，美国在关键制造领域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出现行业萎靡以及失业问题。根据世界钢铁协会2018年1月24日的数据，2017年美国粗钢产量为8160万吨，同比增长4%，而全球粗钢增长率为5.3%，中国更是达到了5.7%。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报告，2017年美国铝产量仅为74万吨，同比下降12%。

美国对中国产能过剩等问题横加指责，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让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产品处于竞争劣势。从行业特点来看，钢铁产业属于固定成本投资较高的行业，无法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地进行产量调整。产能过剩等问题需要全球携手应对，然而，特朗普政府却采用了极端的方式来处理相关问题。美国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决策造成了与特朗普政府预期相反的效果。比如，美国的哈雷戴维森公司决定将工厂从美国转移到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过于关注美国在生产方面的优势，却忽视了海外需求市场的力量。哈雷戴维森公司生产的高端摩托车是个性化产品，2017年该公司的总销售量为24万辆，其中美国市场份额占61.0%、欧洲市场占16.4%、亚太市场占12.5%、拉美市场占3.9%、其他市场占6.3%。2018年第一季度，该公司在美国市场的摩托车零售数量同比下降了12%，而在海外市场的零售数量却同比增长了0.2%。在海外市場大部分靠出口供应的情况下，美国通过贸易保护来刺激产品的需求，会使得追求利益的企业被市场的力量吸引。而实质上，中国这个庞大的、快速增长的市场，对跨国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美国维护自身竞争力的一些单边政策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反对。在2018年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对于钢铝关税豁免问题，美国与西方各国产生了激烈冲突，特朗普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并呼吁盟友做到零关税、零贸易壁垒和零补贴（简称“三零”）。虽然美欧已经准备以“三零”为基础进行谈判，但欧洲内部的意见却并不统一。比如，法国经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如果美国在钢铝上继续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法国将不会与之进行协商。针对特朗普和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商议的贸易协议，法国认为，贸易协议对德国这种具有核心技术和强大生产工业的国家有利，但却牺牲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的利益。

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面临新竞争

近年来，中国的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快速增长，竞争力不断增强。当前，中国本土企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快速提升，尽管外资企业仍然主导了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同时，中国企业采用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方式，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提升技术能力。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使美国产生了高度的警惕以及焦虑，美国因此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以及潜在的军事对手。

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企业的对美投资。美国强调的问题、担忧的问题包括网络和数据安全问题、军事和商业技术趋同问题以及中国取代美国技术领先地位问题。2018年6月27日，特朗普政府发表关于投资限制的声明，提出依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发起的“301调查”，就某些国家通过对美国公司和资产进行投资以获得尖端技术以及重要工业知识产权行为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出《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将增强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投资构成的新的和不断变化的威胁的能力。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是1975年福特总统设立的政府部门间机构，授权审查可能导致外国人控制美国商业活动的交易，以确定此类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可能涉及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收购、并购和兼并业务。自1975年至今，美国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经历了几次主要的立法以及调整过程，每一次法律调整的背后都有重点触发案例和相应的战略目标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通过扩大审查范围、强化总统权力、加强对外国国有企业投资的审查等方式，来应对美国面临的新挑战。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从侧面反映了美国面对全球产业整合和竞争的战略目标调整以及应对策略。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安抚国会对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对美国投资增长过快、持有大量美国债权资产组合的担忧。1988年，由于担心外国公司，特别是日本公司收购某些具有战略竞争性的美国公司，美国国会批准了对《国防生产法》第721条进行修改的《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美国不断提升国家安全级别，对外国公司的投资审查逐渐加强。

随着中国对美投资的增加，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重点逐渐聚焦于中国企业，2012年以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案件数量最多的并购企业来源国。中国逐渐被美国视为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监管，已经成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改革的重要动因。

特朗普政府对投资采取双面政策，注重投资对经济的重要拉动作用。因此，主张通过减税等一系列政策，增加经济的活力。2018年1月，特朗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演讲中强调，“美国正在通过构筑宽松的税收政策、消除不必要的监管制度等方式吸纳外资。美国的繁荣需要世界的帮助，美国需要一个开放的世界来实现其自身的繁荣和发展”。2018年1月，美国白宫发布的支持通过《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的声明指出，“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国际投资的首要目的地，外国投资在为美国工人和家庭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出口以及美国公司整体生产率提高等方面提供了可观的经济利益”。

在投资领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加强了中国并购意向的审查，主要涉及金融、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美国国会通过施压等方式，要求政府加强对相关事项的国家安全审查，比如在中国忠旺拟收购美国铝压延生产商Aleris事件时，数十名国会议员给美国财政部长写信施压，要求否决该项收购。美国意图通过制度性调整限制中国对美敏感领域的投资，钳制中国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投资限制趋势造成中国对美投资的断崖式下降。2017年以来，美国来自于中国的投资流量下降幅度显著高于来自于全球投资流量的降幅。2017年，美国来自于中国的投资流量比上一年下降了101.98%，是同期来自于全球投资流量降幅的近2.5倍。

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动力不足

2018年以来，美国经济态势良好，经济增速较快，似乎比较稳定，而且失业率创新低。美国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是特朗普政府实行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认为增长有持续的潜力。但实际上，目前美國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减税等刺激政策所引发的，从劳动力人口、劳动力参与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来看，这一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布的各国研发密集度（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数据，2000年中国的研发密集度仅为美国的0.34%，到了2016年，美国的研发密集度为2.744，中国为2.108，占美国研发密集度的0.77%。从2000年起，中国的研发密集度增长了2.4倍，美国仅增长1.05倍。专利数量上，2016年，中国的专利数量提高了7%，而美国仅提高了3%。201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专利数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估计，受刺激政策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018年将达到2.9%，但是刺激政策不具有持续性，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在2019年下降到2.5%，在2023年下降到1.4%。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对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美国的强硬贸易政策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政治收益，但随着加征关税政策的影响逐渐传递，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的伤害将逐步显现，美国必须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政策。未来，中美两国如何在竞争中寻求新的合作模式以及新的平衡点，是两国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博士后臧成伟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①《新华时评：美国开打贸易战将损人害己》，新华网，2018年3月13日。

②《李克强：中美打贸易战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没有赢家》，新华网，2018年3月20日。

③王珂：《中美贸易逆差从何而来》，《人民日报》，2018年3月27日。④《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事件回顾》，新华网，2018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