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

汪朗是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资深媒体人，烧一勺子好菜，写一手好散文。我和他的交往可追溯到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汪曾祺老先生住在蒲黄榆，我被借调到《文艺报》工作，因为孤单，节假日隔三差五地到老头家蹭饭。

汪曾祺在文坛的美食大名，跟他的厨艺有关。据汪朗统计，除了汪先生的家人，我是尝汪先生的厨艺最多的人。因为吃多了，总结老头的美食经如下：一是量小。汪先生请人吃饭，菜的品种很少，但很精，不凑合。量也不多，基本够吃，或不够吃。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练，味儿却不一般。二是杂。这可能与汪先生的阅历有关，他年轻时四处漂泊，口味自然杂了，不像很多的江浙作家只爱淮扬菜。

因为周末汪朗带媳妇和孩子看老爷子，我们就认识了。汪朗一来，汪先生就不下厨了，说：“汪朗会做。”老头便和我海阔天空地聊天，当然我开始是聆听，时间长了，话也多起来。汪朗则在厨房里忙这忙那，到12点就吆喝一声：“开饭了。”汪朗做的饭菜好像量要大一些，我也更敢下筷子，味道更接近北京家常菜，不像老头那么爱尝试新鲜。

老头走了，我们都很难受。之后看到汪朗怀念父亲的文字，不禁惊喜：文字的美感也会遺传吗？又看到他谈美食的文章，就更加亲切了。因为我也写关于吃喝的文章，但基本是借题发挥，和他的“食本主义”比起来，我像个外行，以致他发现我文章中的常识性错误——将麻豆腐误作豆汁儿。对于食物的历史渊源和掌故，他更是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当代文人，鲜有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