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日前，《解放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刊发了一篇文章，说的是一位基层干部描述了其沦为“微信工作群奴”的状态：多个部门的微信工作群每日必报到并传报相关材料；他的“副包”（即包村工作副手），每次出门要带五部工作手机，里面是各部门不同的工作系统要填报，所有手机24小时保持开机……

智能手机出现之后，现代化办公变得高效和普及。可在像这位吐槽者一样的基层干部眼中，被手机包围的“现代化办公”，不仅没有想象中的便利，反倒徒增了烦恼和负担：综治网格员专用手机、统计员专用手机、扶贫干部专用手机……且每个手机配一个APP，还有那些永远看不过来的微信工作群。这位吐槽者将“现代办公条件”称为基层干部的“坑”，应该不算夸张。

这种状态，不仅给基层干部造成负担，也增加了财政负担。可以说，这不仅是形式主义的问题，还指向相关财政支出是否合理，是否真正把钱花到了刀刃上。

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专用手机、一个专用APP？预防形式主义，改变工作作风，不是说换了个工具，将线下工作搬到网上，就大功告成了。如果行政观念和管理理念不能与时俱进，技术和工具反过来会制造更多“牢笼”和束缚，成为形式主义的“帮凶”。

除了要同时携带多部手机出门，随时注意手机里的工作动态，基层干部还得拿手机为自己的工作留痕：“现在去下乡，进村第一件事，不是去村委会布置工作，而是先到挂点的贫困户家去和他合个影，然后再找手機信号、找GPS信号，因为要手机扶贫APP签到，上传帮扶日志和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