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妍

摘 要：

众所周知，班固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儒者。他的儒学观源自于东汉初年今古文经学的社会背景，其成长过程中深受儒学思想文化世家的浸润，丰富的师友交游经历也使其儒学观更加成熟完善。受制于东汉初年的社会背景、儒学世家的思想渊源、丰富的师友交游经历，班固在著史中坚守他的儒学立场，极力推崇儒家“六艺”之文，以汉室为正统，在著书立说中秉承尊儒宗经、尊汉拥刘的原则。通过认识班固儒学观下的《汉书》著史宗旨，有助于深入理解史书的内涵。

关键词：班固；儒学观；《汉书》；著史宗旨

“司马迁书《史记》，遂有纪传一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记》可以称之为《汉书》成书的直接动力，而断代史之作《汉书》相对于通史之作《史记》，对西汉时期的历史有了更为详实的记载。马、班二人虽然同是继承了儒学精神，但是因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在著史过程中表现的思想倾向不同。司马迁推崇儒家，但不以儒家学说作为品评古今人物及诸子学派的唯一标准；班固则是完全被儒学理念影响制约。本文将追溯班固儒学观的时代渊源、家学渊源和师友交游经历，考察并探究他的著史宗旨，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汉书》的深层内涵，为当代儒学发展提供参照物。

一

班固儒学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东汉初年国力的强盛、今古文经学的发展和班氏儒学世家浓厚的文化氛围、班固读书著史的交游经历等因素共同筑就了班固的儒学观。

首先，班固所处的东汉初年，既是东汉封建王朝统治的鼎盛时期，亦是一个面临着诸多尖锐矛盾的时期，因此缓和诸这诸多矛盾、巩固封建政权成为东汉王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加强思想上的控制也就随之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

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重建了统一的国家，并巩固了东汉政权，实现了初期国力的强盛，为后代明帝、章帝等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经济发展加快，社会环境日趋稳定，处于明显的上升成长时期。在社会思想领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发展处于昌盛的局面。在今古文经学两个学派传经之风兴盛的大背景下，光武帝刘秀继承了以往把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做法，进一步崇尚儒学；明帝行尊儒大典，宣讲经义，表现了对儒学的高度重视；章帝主持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讲论“五经”异同，作《白虎议奏》，制定出一套儒家经义相关的标准和法则。由此可见，东汉初年思想领域的景对班固的儒学意识形态具有非常典型的塑造作用，对其历史写作秉承王朝大一统观念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次，班固出身于文化氛围浓厚的儒学世家，这一点对其儒学观的形成也具有直接的影响。正如郑樵有言：“古者修书，出于一人之手，成于一家之学，班马之徒是也。”（凌稚隆《汉书评林·汉书总评》引）《汉书·叙传》是当下我们了解班固家世的第一手资料，也是唯一的资料。班固的家学渊源可以追溯至他的六世祖班壹，班壹为避战乱到楼烦，懂得因地制宜，从而“致马牛羊数千群”，发家致富，“以财雄边”，成为当地的豪富。班壹之子班孺则是班氏家族最早登上仕途之人，之后的子孙也大多是颇有政绩。汉成帝时，班家之女班婕妤被帝王宠幸，班氏随之成为贵戚顺利获得进身之阶，自班伯、班斿和班稚三人始，班氏家族成为儒学世家。正如班固所述：“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汉书·叙传》）因此从班固的祖父辈起，就为班氏家族的子弟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为班固的儒学观塑造创造了环境条件。而对班固影响最直接的莫过于他的父亲班彪，班彪深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汉书·叙传》），完全以儒家思想为准则，反对“崇黄老而薄五经”，主张“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列传》）。一言以蔽之，班氏家族的家学渊源对班固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班固读书著史过程中的交游经历也对其儒学观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主要包括进入洛阳太学读书的经历和作为兰台令史编纂《汉书》的经历。在洛阳太学读书的过程中，班固结识了同乡扶风李育、傅毅、鲁国孔僖、涿郡崔骃诸人。其中李育被号为“通儒”，章帝时还在白虎观与诸儒讨论《五经》，深受班固敬重；孔僖为孔子后代，固然是儒家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崔骃通读《五经》，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与班固、傅毅齐名于洛阳太学。明帝时，班固奉命担任兰台令史。在兰台期间，班固不仅与之前洛阳太学的友人相遇，还结识新的友人，如尹敏、贾逵、孟冀等，对班固后来编撰《汉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尹敏、贾逵都精于经學书籍，对《五经》有专门的研究。以上班固在读书和著书过程中结识交好的友人，大部分都是当时知名的儒者文士，他们与班固一起读书、工作，可以想见，对于班固的思想影响必定根深蒂固。

二

在以上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下，班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儒学观。班固的儒学思想可以概括为“尊儒宗经”，而在“尊儒宗经”的前提下又形成了儒学化的政治观“尊汉拥刘”和儒学化的天人观“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班固在批判司马迁《史记》时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赞》），由此可以充分证明班固“尊儒宗经”的儒学观。班固认为儒家“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儒林传》）班固将“六艺”之文视为王道教化的典籍和达成至治的成法，表明了班固对儒家学说的极力推崇，主张用“六经”加以教化民众。

“尊汉拥刘”则是在“尊儒宗经”前提下的重要政治表现，随着汉朝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班固自身又拥有正统的儒家思想，因此他在政治思想上便具有了“尊汉拥刘”的特质。班固认为刘邦建立汉朝是“得天统”，即“汉承尧运”、“协于火德”，是“自然之应”，也就是说刘邦兴汉是命中注定的事情；而王莽的行径为“咨尔贼臣，篡汉滔天”（《汉书·王莽传》），对王莽大加挞伐。从班固对刘邦兴汉的认同和王莽篡汉的贬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忠于一朝一姓的正统观念和立足于大一统的政治立场，体现了他忠君爱国的政治理念。

在《汉书》中，屡次可见班固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以汉室为正统的政治思想。班固首先在《汉书·高帝纪》中阐述了刘氏得天下和建立汉朝的理论依据，“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他认为，刘邦兴汉是“自然之应”，遂“得天统”，即刘邦登上帝位是命运使然。其次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明确表达了以汉室为正统的思想，“项氏畔换，黜我巴汉。西土宅心，战士愤怒”，批判曾经与刘邦争夺天下的项羽，其行为是大逆不道的。再如在《汉书·陈胜项籍传》中，班固先是引用贾谊的《过秦论》来解说秦灭亡和秦二世、子婴“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因此必然导致国家灭亡的悲惨结局，批评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自矜功伐，夺其私智而不师古，始霸王之国，欲以力征经营天下”，最终却演变成“五年卒亡其国”的下场，班固认为项羽之失在于“诛婴放怀，诈虐以亡”。通过以上班固对于刘氏得天下和项羽败亡的批判态度，可见其内心所固有的以汉室为正统的炽热的思想感情。

三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著书立说，探索真理；而班固在《汉书》中弘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基础上，“纬‘六经，缀道纲”（《汉书·叙传》），以儒家“六经”为纬，维护儒家道统。

班固在推崇司马迁史学时，引用刘向和扬雄对司马迁的评价：“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班固认为司马迁著史能使人信服，对历史的描述不凭空增加好处，也不掩盖其坏处，经得起事实的验证。班固通过此评价寄托自己的著史志向，在宣扬汉代功业的基础上，以“实录”为原则，秉笔直书。

综上所述，《汉书》一书尊儒宗经，推崇儒家思想，在对儒家民本、忠君爱国等思想的继承过程中，凸显了儒家代表人物孔孟、儒家经典《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儒家思想学说的地位。通过认识了解班固儒学观下的《汉书》著史宗旨，有助于深入领悟《汉书》的文本内涵。

[参考文献]

[1][漢]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梁宗华著：《汉书要义》，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年.

[3]陈其泰、赵永春著：《班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安作璋著：《班固评传——一代良史》，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5]刘厚琴著：《儒学与汉代社会》，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

[6]吴崇明著：《班固文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