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山 于化民

美军派驻延安观察组，是第一个进入革命根据地的美国官方代表团。观察组派驻延安期间，中共高层领导人与观察组成员频繁接触，中共方面还尽最大可能为观察组工作提供了各种便利。

延安人永远说“有办法，有办法”

美军观察组是分两批前往延安的。

蒋介石强烈反对将美军观察组称之为“使团”，因为使团二字代表着外交权，用于中央政府，蒋介石认为只能叫视察组。但中共方面认为，美军并非中共的上级，不能“视察”。经过三方协调，最终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武官，中文流利，能读汉字，而且情商比较高，很擅长与中国人拉关系，观察组其他成员也多有在中国任职的背景。

1944年7月22日中午，包瑞德等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周恩来亲赴机场迎接美军观察组一行。黄华与陈家康担任联络官。

午饭时，延安方面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朱德总司令作了演讲，用谦和宽厚的口吻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周恩来对包瑞德真诚地说：“毛主席要我向您转达他的慰问。”随后几天，美军观察组参观了延安城和周围的农村环境，观察组成员感受到了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重庆的官僚一见到美国人，就是要物资、要飞机，要一切所能要到的东西，而在延安，遇到任何的困难，无论是贫苦的延安农民，或是衣衫褴褛的缺乏弹药的八路军战士，延安人永远是“有办法，有办法”，没有抱怨，没有漫天要价的不停索取，充满了乐观。直到 1996 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去美国采访当时还健在的观察组成员时，这些耄耋老人回忆起延安生活，仍然记得“有办法”这3个字的中文发音。

在延安，观察组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岗哨和卫兵，毛泽东经常在延安城里散步，参加群众活动。包瑞德惊讶地表示，“ 如果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延安对日情报工作十分出色

随后几日，延安的高级将领先后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抗战前线的状况。观察组比较喜欢叶剑英的演讲，他用客观而有吸引力的介绍让美军观察组认识到，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批判是失实的、过火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是，美军观察组与中共领袖的会谈经常是在饭桌上举行的。观察组成员表示，毛泽东的口语最不好懂，完全是“隐语”。

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本来就抱着收集情报的目的，不仅是延安方面的情报，更要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信息。中共方面把自己搜集到的日军情报提供给观察组，并为观察组收集美国空军和海军所需要的气象情报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在延安和根据地的边缘地区设立了气象站和小型电台，配备了气象观测人员。据后来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10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观察组认为，延安的情报人员相当真诚，对日情报工作也十分出色，对日军的新情况最了解。包瑞德举了一个例子，东京报纸的稿件，在 10 天后就会呈至延安共产党领袖的书桌上。要知道日本此时是奉行战时保密制度和新闻管制的，这些日本报纸上的情报对美国人而言也十分有用。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就是日军中的反战者组成的进步团体，其中的主体是日军俘虏。这一团体由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协助，经过反战教育，即使在美国人看来也“已经脱胎换骨”。这些被共产党人平等对待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盟员”（在延安，这些人并不被直呼为战俘）穿着八路军式样的制服，干劲十足地挖窑洞、盖房子，“热情地、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做一切事情”。

蒋介石深知，美军观察组给美国发去的报告中，对延安的描述非常正面。长此以往，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下，美国难保不会援助中共，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希望美国派一个总统特使来，把史迪威踢开，自己好与美国总统直接联络。于是，美国总统的私人特使赫尔利出现了。

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的专机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赴机场迎接，八路军在机场列队欢迎这位美国总统特使的检阅。然而赫尔利在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中，一味要求中共退让。面对赫尔利的种种行径，毛泽东坚定地对美军观察组说：“我们不像蒋介石，我们并非必须要别的国家的支持，我们能够挺立着，像自由的人们一样自由地行走！”

之后，在國共围绕受降权展开的斗争中，杜鲁门政府公开站在蒋介石一边。1947年3月11日，赛尔斯上校等最后几个美军观察组成员撤出延安。中美关系史上曾给人带来希望的一页就此掀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