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太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贯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前30年历史的全过程，已成为党史、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全国累计约有1791.98万城镇初、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响应国家号召，到广大农村，国营农、林、牧、渔场和边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生产劳动。1978年1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中指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及初始阶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我国城镇日益增大的就业压力和农业合作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社会条件下提出来的。其目的和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随着时间推移，历史又赋予上山下乡新的内涵。（编者：关于“上山下乡”一词当时叫法不一。开始叫下乡、回乡或“下乡上山”； 1967年1月开始称“上山下乡”，为了尊重历史，本文根据语境，原则上按历史年代划分来表述。）

1955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城市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面向部分失业、无业人员和失业青年，动员组织他们回乡、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同时在中小学毕业生中加强务农劳动的思想教育。当时，全国有57万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名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加上往年没考上学校或没找到职业的学生，都要求解决就业和学习问题。然而，当时国家的确拿不出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些愿望。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动员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该社论分析说：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一般不应有所谓就业问题；家住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如考不上学校又找不到职业，就应该进行自学，等待机会就业。社论同时指出，各地青年团应积极组织和帮助他们做好自学，或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在这篇社论中，首次提出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这年，由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怎样办好农业社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缺少会计和记工员。此时，毛主席在一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中所加的按语写道：“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当他看到介绍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为此又写下按语：“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社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主席的这一按语，在日后几十年的上山下乡工作中，成为了激励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精神动力。

之后，劳动部门加大解决失业人员劳动就业的工作力度。据国家劳动部1955年终统计：本年会同有关部门动员了一批城市失业工人、失业青年及其他剩余劳动力，采取还乡生产、移民垦荒、移民插队等办法进行安置，仅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重庆、浙江、黑龙江等8个省市就安置了86万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86万人尽管与后来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所不同，但这么多人从城市到农村确实开创了社会主义新风。1956年又有8.5万人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也就是从那时起全国许多地方开始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试验。例如，从1955年至1961年上海共动员了41822人下乡。1957年以后，根据刘少奇关于动员不能升学的高小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指示，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都进行了知识青年下乡的试点。据《解放日报》报道，1958年4月16日，共青团上海市委举行了“上海知识青年志愿参加湖北、安徽等农村建设活动分子大会”。同年4月和8月，全市先后有2万名知识青年奔赴湖北、安徽和江西的农村，加上1957年下半年到市郊区和皖南农村的9000多人，一年多全市有近3万名知识青年下乡。另外天津市的邢燕子1958年初中毕业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回乡、下乡最具影响的带头人。1961和1962年先后又有江苏盐城县某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董加耕要求回乡务农及北京市良乡中学女高中毕业生侯隽放弃高考自愿下乡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落户。他们在农村都做出了优异成绩，成为那个时代的楷模，他们的典型事例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们的影响下，知识青年自愿下乡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这段历史进程中，除了动员城镇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和1958年，还曾先后动员城市青年创建青年垦荒队和支援边疆生产建设。为了实现我国“一五”计划的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1955年四五月间，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联访问，考察了苏联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6月27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认为其“很有参阅价值”。8月，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借鉴苏联经验，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的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说：开荒的大风暴还没有来，但大风暴之前必要闪电。北京可以带头，榜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首先把垦荒队搞起来，就能带动许多城市青年下乡。30日，他在欢送北京青年垦荒队时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号召他们用“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一年左右就有十几个省市先后组织了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队，共有3.7万人先后开赴边远地区垦荒建场。后来此事因建队时间仓促，加之计划不周，缺乏经验和选址不当等问题，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各地不再组建新的垦荒队。关于支援边疆，因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方方面面急于增加人手，因此，动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沉寂了下来。但没过多久，考虑为使边疆与内地能够齐头并进，中共中央于8月17日做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要求从1958年至1963年5年内，由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去，这是国家首次直接组织青年移民支边。10月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央國家机关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包括机关青年到西北和内蒙古等地去参加开发和建设事业。这次支边行动是从1959年初开始的，但因“大跃进”运动出现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所以，动员内地青年支边的工作于1961年初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也停了下来。此前参加垦荒和支边的青年，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时任农垦部长王震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肯定和赞扬了他们在农垦战线所作出的业绩。王震说，近几年来，有20多万城市知青响应党的号召，到国营农场参加祖国的农业建设，在农场建设中做出了贡献。上海许多知识青年到新疆植桑养蚕，北京许多青年去开发和建设“北大荒”，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1965年7月5日，周恩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时，要求新疆建设兵团首先要备战防边，要立即备战动员、防边动员。其次是要搞好生产、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在接见上海知青时，他鼓励大家扎根边疆，努力搞好农业生产。这说明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不仅担负着生产建设任务，还承担着保卫边防的重任。1966年3月10日，陈毅副总理到新疆视察接见上海等支边青年时，表扬他们在参加边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起了带头作用，树立了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好榜样。

1957年，因某些地方对升学、就业等问题处理不当，加之各种社会矛盾增多，导致一些城市的青年学生请愿闹事。2月27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指出：“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立刻沿京广线南下，历时56天对一些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实地调研。3月31日，调查组根据刘少奇与各地干部、教师、教授、学生代表座谈讲话精神，整理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文稿，经刘少奇修改审定报送中央；4月8日其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其中说到：“就全国来说，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在谈到农村对文化的需求时，社论说：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两大历史性的根本改革。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的农村，农民是新的农民。但现在的农村和农民还缺少文化。为搞好农业合作化的经营管理工作、逐步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除大批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外，若从今年开始每年近百万以至100多万中学毕业生下乡，5年以内有400万至500万中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并且以后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中学毕业生下乡，同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紧密地结合起来，那么，可以肯定，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和農业的技术改革就将得到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就将促进我国农村实现另一个根本改革——技术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空前地向前大发展。其后，该社论即成为了宣传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的主要思想内容之一。

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机关和工业企业的职工已经增加过多，今后每年只能根据生产和事业发展的需求，吸收必要的人员。因此长时间内，劳动就业的主要方向仍然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9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再次宣布：为了安排城市多余的劳动力，首先是安置从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精简出来的职员和非生产人员，必须从多方面开辟劳动就业的出路……主要就业方向应该是下乡、上山，参加农林业劳动。

为配合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奋斗目标，1957年10月，经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草案》首次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的发展纲要。即“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80%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及其光荣的”。这是建国后官方文献上首次出现“下乡上山”用语且把下乡上山的主体明确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此后，“下乡上山”一词沿用很多年。直到1965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谭震林在中央安置工作会议上提出“上山”的重要性：“下乡上山，上山应该是主要的，从长远看，上山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的报告》，确认了动员知识青年上山的方向，鉴于全面铺开尚缺乏经验，为了稳妥起见，规定：“占领山头，开发山区，在步骤上，要由近及远，由少到多，经过试点，逐步前进。”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其第3条指出：“前几年下放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群众、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通知》中首次使用了“上山下乡”一词。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从此，在全国陆续使用“上山下乡”这个提法。后来考虑到小学毕业生年龄小、独立生活能力差，经中央决定，不再把小学毕业生列为下乡对象。因此，在60年代初，主要是动员家住农村、在城镇就读的中学毕业生回乡生产；之后又组织家住城镇的中学毕业生去农村投亲靠友。在较长时间里，这两种形式同时存在，具体到某个青年，即属回乡，也算下乡，就其家居城镇的是下乡，论其原籍有亲可投又属回乡。这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在中央没有设置专门机构统筹管理，上下未形成专门的管理体系。劳动部门从解决失业角度抓得多一些，共青团系统从发挥青年作用的角度做过许多具体工作，民政、农垦部门在组织移民垦荒、青壮年支边时也涉及到这方面的工作。总之，当时的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基本上是地方自行安排和组织的，这是一个突出特点。

由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使全党逐步清醒起来，为了尽快理顺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的方针；实行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在执行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同时，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规定》说：对于精简下来的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规定》下达后，在周恩来亲自督导下，各级农垦部门和各地国营农场即开始为接收安置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做准备。为了协调全国行动，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安置办公室。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10月，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遵照周恩来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首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住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他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第一次纳入国家计划。遵照此指示，由国务院农办负责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由农垦部、林业部、水产部联合参加的专门领导小组，办公地点设在农垦部。各大区由农办负责管理，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安置城市青年，原本寄希望于国营农场，但在实际工作中才感到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极为有限且国家财政用于此项工作支出的负担过重。为总结经验，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1963年六七月间，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根据天津、浙江等地组织青年学生下乡插队的做法和经验，围绕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这个中心展开讨论。在中央，最早提出插队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7月9日，谭震林在讲话时说：插队安置，邓总书记想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是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安置形式。浙江嘉兴县已有这方面的经验。就此，周恩来也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何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侯隽在北京住家，是个“书香门第”，有条件在城市上学，但她决心下乡搞农业。苏州市能动员人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因此，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很快完成了会议报告，经中共中央、国务院于8月19日批转下发。这标志着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有了新的重大转变。第一，鉴于精简职工的安置任务不大了，下乡对象主要是不能升学和就业的初高中毕业生。动员范围由原来只安排大中城市的放宽到县镇。第二，在安置方向上，由农场安置转向以插队为主。第三，提出了向山区进军的问题。经过1年多实践，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此时，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提出，北京市的知识青年可以到山西插队，晋南曲沃县可以先安排一批作试点；时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也提出安排天津市知识青年到山西插队的要求。于是此后两年中，京、津两地共有2508名知识青年被安置到山西插队，这其中不乏有许多军队和地方的干部子女。10月，周恩来提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文稿定名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把下乡上山确立为城镇知识青年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相应地建立了一套以插队为主的政策配套措施，经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于1964年1月1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这个文件成为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发布指导知识青年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在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1963年，下乡人员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的只占6%。1964年插队比例猛增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70%以上。近200万城镇人口下乡，对减轻城市负担，稳定农村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无疑起到积极作用。为此，周恩来曾兴奋地说：“现在，上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而且多数稳住了，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全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个时期，作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探索初始阶段，重在舆论倡导以期形成新的社会风尚；直到1966年上半年该工作和风细雨，计划安排较稳妥，进展也较顺利。（未完待续）

（责编 初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