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大松 谢国荣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激进化，黑人自由携枪权嬗变为黑人争取种族平等权利的斗争工具。受国内外激进思潮的影响，黑豹党倡导黑人以武装自卫方式争取“黑人权力”。黑人携枪自卫既是黑豹党招徕贫民窟黑人的手段，也是其运用“黑人权力”帮助黑人解决自身问题和建构黑人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黑豹党通过武装来监督警察执法、携枪示威制造媒体事件等向黑人宣传携枪斗争。这种激进做法一方面表达了以往被忽视的贫民窟黑人的深度民权诉求，促进了民权运动向“黑人权力”运动的转化；另一方面也引发美国社会的极大争议以及联邦政府的压制，“黑人权力”运动的政治空间严重受限。

关键词：美国黑豹党；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贫民窟黑人；黑人权力；武装自卫

1966年6月，时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提出了“黑人权力”（Black Power）概念。此后，“黑人权力”运动（B1ackPower Movement）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初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主要形式。黑人青年休伊·牛顿（Huey P.Newton）和鲍比·希尔（Bobby seale）创立的黑豹党，通过积极倡导黑人激进民族主义并寻求主流媒体的关注，迅速崛起为“黑人权力”运动的主力军。黑豹党以激进言行制造了一系列轰动性的事件，引发美国媒体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也留下许多关于黑豹党的历史谜团。黑豹党人统一身着黑色皮衣、黑色贝雷帽、黑色眼镜，高举枪支与美国警察对峙的画面，成为美国人心中难以忘却的黑豹党形象记忆。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黑豹党号召黑人武装自卫（armed self-defense）的言行，引起了众多美国学者的关注，但学者们对此多持批判态度，忽视或贬低黑豹党提出的黑人自由携枪权的主张及其争取“黑人权力”的积极意义。国内学者则探讨了当时的中国对黑豹党激进斗争主张的思想影响。不可否认，黑豹党的携枪斗争的确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然而，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情境下，它所提倡的黑人携枪自卫权以及黑人社区自治权，对于推动都市黑人贫民窟问题的解决以及“黑人权力”的勃兴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黑豹党的档案文献，探讨黑豹党倡导黑人携枪争取“黑人权力”斗争的社会背景、基本认知和宣传实践，重新全面评价黑豹党武装自卫及其所倡导的“黑人权力”运动。

一、美国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激进化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美国黑人为获取平等、完整的公民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但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非暴力民权斗争路线推动的联邦民权立法和民权改革对黑人民权问题的解决存在众多局限性。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尽管国会制定了赋予黑人选举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明文法律，但美国各地黑人的公民权利行使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人权仍频遭种族暴力侵害；另一方面，当时联邦政府和主流社会正着力解决美国南部种族隔离问题，却忽视了黑人在就业、住房、教育等社会民生领域的平等权利，而这正是西部、北部都市贫民窟黑人更为关切的民权诉求。在国内外激进思潮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黑人青年对美国政府彻底解决上述困境的能力和意志表示严重质疑，寻求与联邦政府和白人自由派合作的非暴力民权斗争路线逐渐失去吸引力。面对普遍存在而难以遏制的种族暴力，一些黑人激进领袖和组织号召黑人以携枪自卫的方式应对，并将之与各种激进政治诉求联系起来。由此，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自由斗争走向激进化甚至暴力化，黑豹党的武装自卫正是发生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

早在民权运动兴盛期，一些南部激进民权活动家为应对当地白人种族分子的严重暴力威胁，成立了黑人武装自卫组织。这标志着黑人自由斗争激进化的开端，也开启了将黑人自由携枪权政治化运用之门。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权法》出台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应美国司法部之邀在南方开展了黑人选民登记活动，却遭到“三K党”近乎肆无忌惮的暴力威胁和攻击。在联邦政府应对不力的情况下，一些南部黑人开始效仿民权激进主义者罗伯特·威廉姆斯（RobertF.Williams）的做法，建立了以“朗兹县自由斗争组织”（the Lowndes County Freedom Organization）为代表的专业武装自卫组织。在卡迈克尔指导下，该组织不仅护卫当地民权人士，还以武装的方式保障黑人投票权，尝试将黑人自由携枪权应用于推动民权斗争。后来，它开始采用“黑豹”标识，并对“黑豹”形象进行阐释：“黑豹虽是一种暴躁的猛兽，但除非被逼向绝境，它不会攻击别人。如果到了那一刻，它定会跃然出击”。“黑豹”不屈不挠的强力斗争形象传递出黑人朴素的“以暴制暴”思想。其目的在于以法律限度内的激进对抗姿态迫使白人种族分子寻求和平解决矛盾争端，这种斗争精神和组织标识也将为黑豹党所继承并拓展。

种族暴力问题不仅诱导民权运动的主战场——美国南部的黑人自由斗爭出现激进化趋向，也是引发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西部、北部都市大规模种族骚乱的重要因素。当时美国产业调整升级、白人人口的郊区化加之白人种族主义因素使西部、北部都市贫民窟黑人的生存面临空前的困境。而温和派民权斗争所取得的立法成就，对后者的民权困境并没有带来立即的改善。在贫民窟黑人看来，他们成了美国社会的“弃儿”，处在失业、失学、暴力等痛苦交织的绝望而愤懑的情绪中。国内外各种激进思潮得以在贫民窟中迅速传播。如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反殖民主义理论、马尔科姆·X（Mal-colm X）的黑人激进民族主义思想、威廉姆斯流亡海外后进行的左翼革命宣传等。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民权改革进展的缓慢以及国内外激进思想的泛滥，埋下了都市黑人骚乱的火种。而频发的白人警察针对黑人暴力执法现象，经常成为骚乱的导火索。林登·约翰逊总统设立的调查骚乱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公布的调查报告亦坦承白人警察与黑人社区的冲突是造成黑人骚乱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种族骚乱带来的巨大破坏引起全国性关注，其背后的种族暴力问题被不断政治化甚至符号化，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激进黑人建构新的民权斗争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种族骚乱的频发标志着美国黑人自由斗争的全面激进化，黑人激进派开始从全美视域对种族问题提出新的系统性思考与批判。对弥漫美国各地而表现形式不同的种族暴力的根本性认知成为其逻辑体系的重要连接点。1966年夏，面对“梅雷迪斯事件”所展现的南方白人种族分子依然猖獗的暴力行径和北部黑人骚乱日益严峻的现实，卡迈克尔提出了“黑人权力”口号。他认为美国各地都存在深层的“体制性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 racism），阻碍了黑人获得关键性社会职位、掌握实质性权力和社会资源。白人种族分子和白人警察的种族暴力正是这一本质的直接体现，它使种族融合无法实现。因此，黑人不能再依赖于白人，而应团结起来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权力斗争，在政治、社会、经济各领域实现黑人自决。

“黑人权力”所蕴含的黑人自主斗争、事务自决的精神迎合了日益激进的黑人斗争需要，很快演变成一场有别于民权运动的“黑人权力”运动。一些激进黑人学生组织发起了“校园黑权革命”，要求校方允许黑人学生建立自治机构，并设立黑人研究项目；黑人宗教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民族协会”（Na-tion 0fIslam）批判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宣扬伊斯兰教才是“黑人的宗教”；黑人文化民族主义组织“美利坚黑人合众国”（US Organization）则发起“黑人文艺运动”（Black Art Movement），从非洲传统中为黑人建构新的历史文化认同。但贫民窟黑人的就业、教育、住房等生存困境，尤其是直接危害黑人生存人权的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现象并没有得到解决。牛顿和希尔决心抓住“时机”，创立新的民权组织，带领贫民窟黑人自主解决这一难题，进而帮助后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全面获取“黑人权力”。

二、黑豹党对黑人携枪进行权力斗争的认识

牛顿和希尔所创立的新组织即为黑豹（自卫）党，以武装自卫应对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是其突出标识。当时，美国社会对白人警察的暴力执法缺乏有效监督，而受害的黑人青年则以骚乱暴动的形式报复白人警察，双方形成难解的暴力循环，黑人社区和美国社会都饱受伤痛。黑豹党认为组织黑人集体携枪在黑人社区展开武装巡逻，监督并纠正白人警察的不法行为，才能打破这一怪圈。那么，黑豹党为何重视黑人以武装（携枪）自卫方式应对警察暴力执法？

首先，黑豹党认为，武装自卫是应对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合法而有效的唯一手段，也充分展现了黑人男子气概（Manhood），将有利于招募激进下层黑人。作为马尔科姆·x“反击自卫，以暴制暴”思想的忠实信徒，黑豹党人坚信黑人武装自卫才能迫使警察守法，遏制警察暴力的发生。经过对美国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关于公民自由携枪权规定的细致解读，黑豹党人认为黑人公开集体携枪也具有法律上的可行性。同时，随着民权运动的激进化，为摆脱黑人在种族暴力面前“逆来顺受”的形象，强调黑人勇敢对抗种族暴力的黑人男子气概越来越受到推崇。黑豹党认为，他们的携枪自卫能够在黑人大众中树立英勇无畏的社会形象，吸引黑人青年加入。牛顿提出，“黑豹党携枪对抗警察暴行所展现的不怕武力、不惧死亡的姿态，将对下层黑人青年具有‘行胜于言的吸引力”。对当时面临严重生存困境又遭到白人社会歧视、遗弃的贫民窟黑人来说，他们可能愿意为了这种满足感而付诸暴力在内的一切斗争手段。在这种情境下，黑豹党认为武装自卫策略更能够吸引贫民窟黑人的参加，因此选择将“使用武器”作为独特的招募手段。

其次，黑豹党认为，黑人携枪对抗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是运用“黑人权力”解决贫民窟黑人系列民权问题的起点和关键。一方面，黑豹党认为，“黑人武装自卫能帮助黑人克服对白人武力的恐惧，进而敢于提出他们所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在他们看来，在白人警察频频滥用枪支武力威胁黑人生命的情况下，自由携枪关乎黑人的人权与尊严，是黑人以平等、自信的心态进行民权斗争的前提。另一方面，黑豹黨试图以携枪自卫制止警察暴行，证明黑人社区的安全等急迫问题只有靠自身行动才能解决，使黑人树立自助意识。黑豹党宣传部长奥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声称，“长久以来，黑人习惯了等待……然而黑人的众多困境终究只能依赖黑人自己解决”。在这种语境下，反抗警察暴行并不是黑豹党武装自卫主张的唯一指涉。黑人携枪将是一种常态化手段，支撑黑豹党党纲提出的一揽子的“黑人权力”要求：实现黑人社区自决、充分就业、体面住房、平等教育、黑人拒服越战兵役、公正司法待遇、反对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以及释放一切黑人犯人等。因此，“自卫权”是贫民窟“黑人权力”最重要的构成，是黑人实现其他“黑人权力”事项的起点和有力保障，以实现黑人社区自治（Community Autono—my）。黑豹党将黑人自治作为黑人携枪斗争的终极目标，折射了黑豹党的独特的意识形态理念。

再次，黑豹党认为，黑人携枪对抗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是实践“革命先锋”理念，建构黑人命运共同体，实现黑人社区自治的需要。当时，国内外激进思潮的泛滥，使“黑人革命”（Black Revolution）的理念在黑人大众中迅速传播，引发黑人对暴力革命的讨论和想象。同一些激进黑人组织一样，黑豹党也自视为“革命先锋”（The Vanguard Party），标榜激进。但不同的是，牛顿反对“立即革命”论，他认为“黑人革命”只有在黑人接受“革命先锋”的政治教育和组织训练后，在各项条件成熟时才可以开展。因此，牛顿其实并不赞成黑人骚乱。相反，牛顿认为，持续的黑人骚乱正将黑人引向不受控制的暴力与混乱深渊。“革命先锋”的现阶段职能在于，将陷入迷失而狂躁状态的贫民窟黑人重新带人有组织（organized）、有目标（have a plan）的轨道上。这种“革命”观实质上要求黑豹党以建设性方案而非破坏性“暴力革命”手段解决黑人问题。黑豹党根据贫民窟黑人面临的各种紧迫需要，提出了以实现黑人社区自治为目标的党纲。这给深陷生存危机和骚乱的贫民窟黑人提出了构建新的命运共同体的梦想。

综上可见，黑豹党基于对美国种族暴力与种族主义体制的猛烈批判，提出了具有黑人政治民族主义倾向的“武裝自卫一社区自治”理念。在黑豹党看来，种族暴力对黑人的伤害是系统性的，是种族主义体制的化身。它危害黑人的生存权，抑制黑人人格发展，阻碍黑人平等权利获得。尤其是，作为司法权威的警察成为种族暴力的另一个主体，使黑豹党人无法相信种族融合的民权斗争路线可以解决黑人问题。由此，黑豹党将互为依托的武装自卫与社区自治作为应对种族暴力与种族压迫体制伤害的“最优解”。他们认为，黑人携枪能够提升黑人的勇气与自信，使之切实感受到种族平等，塑造出“新黑人”。这将为未来黑人事务自决、社区自治准备群众基础。黑人合法地携枪自卫是遏制白人警察暴行，维护黑人人身和社区安全的必要手段。黑人有组织携枪可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为争取“黑人权力”提供支撑，保障黑人群体获取实质权力和社会资源。换言之，黑豹党认为，黑人有组织的武装自卫对于维护黑人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提升黑人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支撑黑人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最终铸就黑人命运共同体即美国黑人自治社区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建构黑人命运共同体视角，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这一时期黑豹党所称的“黑人革命”，实质上与“黑人权力”运动有了很大重合。或者说，这种“黑人革命”话语正是黑豹党动员贫民窟下层黑人参与“黑人权力”运动的独特工具，黑豹党的“黑人革命”更多是一种想象。黑豹党借用反帝反殖话语在黑人中渲染“黑人革命”，动员黑人携枪进行“黑人权力”斗争，建构新的黑人命运共同体。

三、黑豹党对黑人携枪斗争的宣传与实践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黑豹党通过发动黑人进行街头集会、向黑人社区散发自办报纸《黑豹》、武装巡逻监督白人警察执法、携枪示威制造媒体事件等手段，动员贫民窟黑人携枪进行“黑人权力”斗争。黑豹党将贫民窟黑人称作“失业的无产者”（Lumpen Proletariat），声称后者才是美国社会真正的受压迫者。其招募、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贫民窟下层黑人，特别是失业青年。因此，黑豹党人根据下层黑人的认知水平和需求，以尽可能激进甚至夸张的方式进行宣传和实践。这将使黑豹党的招募、动员具有浓郁的街头政治文化特色。

街头集会和演讲。黑豹党利用黑人对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事件的激进情绪，举办抗议集会，宣传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当时加州海湾地区发生多起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遭白人警察从背后枪击致死的事件。而法官和白人陪审团通常裁定当事警察无罪。黑豹党在恳请复审无效的情况下，转而发起黑人抗议集会。黑豹党人在演讲中提醒黑人“不能只会集聚街头发动骚乱来报复警察，他们会开枪射杀我们”，与之相反，“黑人需要组织起来”，号召黑人在社区以武装巡逻来监督警察执法，进而实现黑人社区自治。牛顿特意指派若干携枪的黑豹党人分布在集会人群外围警戒，极力塑造一种富有安全感氛围，以与黑人面对警察暴力执法时的困厄局面形成对比。这类集会，对曾直接遭受警察暴力的黑人群体具有鼓动作用，一些受害者及其家人开始加入黑豹党。

报纸宣传。《黑豹》运用当时流行的各种激进话语和形象竭力宣传黑人携枪斗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首先，《黑豹》宣扬携枪自卫是应对白人警察暴行的有效手段，携枪斗争是黑人男子气概的最好体现。《黑豹》附有大量展现白人警察暴力欺凌黑人却遭携枪黑豹党人教训的漫画，力图建构黑豹党作为“黑人社区卫士”的英武形象。同时嘲讽仍寄希望于非暴力斗争的黑人具有“汤姆叔叔”（Uncle Tom）般的奴性。其次，《黑豹》借用反帝反殖的“革命”话语为黑人携枪争取“黑人权力”，实现黑人社区自治正名。《黑豹》宣称贫民窟是美国的“国内殖民地”（Internal Colony），不受监督的警察在国内制造“种族大屠杀”，“与美军在越南所为类似”，渲染反殖语境来满足黑人对白人警察暴行的情感发泄需要。每一期《黑豹》均配有一幅黑豹党武装部长牛顿的戎装插图。这种武装化的黑人“革命领袖”形象，旨在满足激进的下层黑人对黑人男子气概和“黑人革命”的想象，从而吸引他们参加组织。再次，《黑豹》要求黑人在合法基础上有组织地开展携枪斗争。《黑豹》特别增设了《迷你法援》栏目，介绍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关于公民携枪权、警察权、诉讼权的基本规定，来帮助黑豹党人和下层黑人依法进行携枪活动并应对白人警察盘问、骚扰。

此外，《黑豹》经常批判其他“黑人权力”斗争组织偏离了黑人迫切需要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利的现实，竭力突出黑豹党公开武装自卫的独特性及其价值，抢夺“黑人权力”运动话语主导权。随着黑豹党的兴起，《黑豹》在贫民窟黑人的影响力将与日俱增。

有组织武装自卫实践。黑豹党直接利用黑人自由携枪权对进入黑人社区的白人警察展开武装巡逻，以遏制警察暴力执法现象的发生。牛顿派出数十名黑豹党成员携带上膛枪支⑧和法律文书，日常监督奥克兰警方在黑人社区的执法活动。黑豹党公开携枪和武装监督白人警察执法的举动，常吸引民众驻足。当警察试图驱散围观人群时，黑豹党却趁机劝导黑人民众要敢于监督警察执法。基于法律因素，白人警察并不能直接地制止黑豹党人的上述行为，因而处于尴尬甚至困顿之中。黑豹党这种对武装自卫的直接性演示似乎收到了“行胜于言”的宣传效果，一些激进下层黑人青年因此加入组织。曾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人的詹姆斯·福尔曼（James Formar.）认为，这种有组织的武装形象对于饱受白人警察暴力困扰的下层黑人将具有“黑人英雄”般的吸引力。可见，黑豹党敢于携枪对抗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姿态恰好给了下层黑人一种应对白人警察骚扰的安全感，这是该组织吸引他们的关键。

黑豹党也深刻认识到这种形式感和激进性的魅力，积极利用国内外左翼激进思想和组织形式，对黑豹党的组织形象进行更好的“革命”包装，以吸引更多有“革命”追求的黑人。牛顿组织黑豹党人每日集中进行政治学习，除以美国宪法和加州法律文本对黑豹党人进行合法斗争教育，还对黑豹党人开展“革命”政治教育，以提升黑人“革命觉悟”，防止其滥用武力。黑豹党也注意在外观上突出自身“革命”特色：他们在集体公开行动中统一地身着黑色皮衣、黑色贝雷帽、黑色眼镜，统一携带同一类型的枪支。黑豹党试图以这种准军事色彩的组织形象，压过其他黑人激进组织的“风头”，获得黑人民众的瞩目和支持。

制造媒体事件。为提高影响力，招募更多黑人，黑豹党有意识地与白人警察携枪对峙或以携枪形象表达政治抗议，吸引媒体更多的关注。其中，“萨比茨事件”“萨克拉门托事件”和“释放牛顿”运动较为典型。在萨比茨事件中，牛顿要求携枪护卫的黑豹党人与现场的警察正面相对，“不准背向这些喜欢背后开枪的混蛋”，一度形成与警察紧张对峙局面。黑豹党借此向大众揭露白人警察经常“背后”射杀黑人的“真相”，并展示黑豹党携枪应对的强力形象。该事件曝光后，黑豹党在西海岸黑人社区获取了不惧警察威胁、决心结束警察暴力这一普遍现象的名声。在萨克拉门托事件中，黑豹党宣称加州的控枪法案“迫使黑人丧失武装、远离权力”，攻击当局对黑人自由携枪权的剥夺将继续放纵警察暴力执法，体现了种族压迫体制的本质。这次事件使黑豹党第一次获得全国性媒体关注，黑豹党对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的控诉和对黑人自由携枪权的捍卫引起许多激进黑人的共鸣。黑豹党开始应邀在全国各地建立支部。新的支部也纷纷效仿总部的做法，公开携枪行动。

“释放牛顿”运动的开展，则使黑豹党跃升为最受瞩目的“黑人权力”组织。在加州控枪法案实施后，数千名支持者高举牛顿的“经典”戎装照片和黑豹党人携枪形象海报，多次举行了要求当局释放牛顿、捍卫黑人自由携枪权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黑豹党反复宣称，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当局强行收押牛顿的做法是在迫害异见人士、制造黑人政治犯，“这关乎每一个黑人的命运”。主流媒体发现，牛顿在黑人大众中似乎获得了反抗种族暴力的“殉道者”形象。伴随牛顿受审进程，黑豹党进一步利用媒体报道效应，抨击当时陪审团几乎由纯白人构成现象，要求设立黑人陪审团确保司法公正。这种合理诉求赢得了一批美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虽然牛顿最终被判过失杀人罪入狱（1970年初出狱），但黑豹党在这场运动中获得了全国媒体的持久性关注，其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主张在黑人社区和美国社会得以广泛传播。

通过携枪集会、武装巡逻、制造媒体事件等，黑豹党演绎了一幕幕备受关注的街头政治剧目，充分挖掘了武装自卫在促进“黑人权力”斗争中的多重价值。黑人自由携枪权被高度政治化，不仅以社区武装巡逻方式直接用来监督警察执法，更成为表达贫民窟黑人一系列“黑人权力”诉求的独特工具。与以往非暴力的民权斗争路线相同的是，黑豹党所倡导的“黑人权力”斗争也采取了大规模集会、游行示威等基层动员手法，以此向地方和联邦政府施压。但不同的是，其动员对象由南方黑人（为主）转向了各地都市贫民窟黑人，在宣传手段上更多采用激进甚至带有暴力色彩的街头话语而非理论与道德说教。更重要的是，黑人以前所未有的有组织携枪形象正式挑战种族暴力及种族主义体制，并提出了不同于种族融合的黑人自治诉求。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黑豹党的武装自卫宣传与实践力图带来美国黑人自由斗争形象、策略、内容、目标的全方位变革，引发了美国社会各界对黑豹党及其倡导的“黑人权力”运动极大的关注与争议。

四、社会反应和历史影响

黑豹党号召黑人携枪争取“黑人权力”的激进姿态引起白人社会的强烈反应。美国主流媒体纷纷给黑豹党打上“暴力”标签，渲染黑豹党号召黑人携枪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威胁。《旧金山纪事报》指责黑豹党的社区武装巡逻具有暴力倾向。它还以“一支可怕的军队”为题对黑豹党护送萨比茨事件中的激进姿态予以谴责。而黑豹党制造的萨克拉门托事件更是引发了媒体对黑豹党批判的风暴。《奥克兰论坛报》将“黑豹党入侵”作为头条新闻加以报道，谴责黑豹党“试图以武力威胁美国民众”。《纽约时报》指责黑豹党“无法无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进一步声称，黑豹党是一帮准备扫射议会大厦门前人群的“武装暴徒”。但主流媒体普遍忽视了黑豹党携枪言行的合法性，其报道明显具有偏向性，反映了白人社会对黑人自由携枪权及其政治化的恐慌情绪。

黑豹党携枪言行引发的舆论争议和恐慌，使原本坚定支持公民自由持枪的加州议会开始讨论是否要通过禁止公民在公众场合携带上膛枪支的马尔福德法案。因受制于美国步枪协会等利益团体的阻挠，此前该法案在加州议会一直未能通过。但黑豹党在州议会大厦前的携枪示威事件，以及之后美国舆论对黑豹党的猛烈批判，最终促使美国步枪协会和支持自由持枪的议员转变立场。《马尔福德法》正式实施后，黑豹党在加州被迫停止了社区武装巡逻等公开携枪行动，但依然宣扬携枪自卫。其他州的一些黑豹党支部利用当地仍然宽松的持枪环境，继续进行公开携枪行动，制造新闻热点事件，形成类似加州黑豹党与当局的对抗模式。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禁止未成年人携枪条款在内的实质性控枪法案。显然，以黑人青少年为主的黑豹党等激进组织的携枪行动，是该法案遏制的重要对象之一。黑豹党对于黑人自由携枪权的激进政治运动使美国一些州和联邦当局在维护公民携枪自由与捍卫“法律与秩序”之间做出了某些取舍。

但在黑人社区，黑豹党公开武装监督警察执法的言行受到激进下层黑人的认可，使之实现自身的迅速发展。当时，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现象十分严重，是美国各都市贫民窟黑人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黑豹党主张，在当局不能有效保护黑人基本人权的情况下，黑人只能诉诸武装自卫来对抗种族暴力。马丁·路德·金遇刺后，黑豹党强调通过非暴力斗争向联邦政府“祈求”民权的做法完全过时，黑人应携枪斗争保障黑人各项权利。在此情况下，更多的贫民窟黑人愿意尝试黑豹党的武装自卫，追求社区自治。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发现，黑豹党教导下层黑人青年携枪与白人警察对峙，取得了与第三世界反殖民斗争类似的效果，将黑人认同由一种“消极的认同”转化为“积极的认同”。黑豹党人携枪应对白人警察的种族暴力的强者形象，赢得了富有独立、勇敢斗争精神和男子气概的“新黑人”认同。正是这种认同使黑豹党从西海岸一隅走向了全美性黑人斗争的舞台。1968年底，黑豹党已拥有数千名成员，在全美建立了数十个支部，吸引了大量的下层黑人青年。《黑豹》的发行量也相当可观。

总体上，黑豹党的携枪斗争更深化了美国黑人社区和主流社会对“黑人权力”的认知，引起后者对贫民窟黑人生存困境和民权诉求的关注。如前文所述，卡迈克尔提出“黑人权力”后，一些黑人激进组织致力于建构黑人文化与社会认同，如对黑肤色的肯定（Black is beautiful）。主流媒体和当局则希望将“黑人权力”导向选举政治，纳入体制轨道。黑人政治家借机积极在政治选举中擴展黑人力量，如当选黑人市长、议员。如此，已有的“黑人权力”斗争或未触及贫民窟黑人面临的现实生存困境，或者流于形式被黑人政客捞取政治资本。在这种情况下，黑豹党的携枪斗争得以使都市下层黑人遭受的暴力侵害、司法越权乃至就业、教育等民权困境真正提上“黑人权力”议程。黑豹党频频制造热点事件对美国司法体制中的种族不公展开猛烈批判，使美国社会开始对警察执法、法官审判、陪审团裁决等司法环节中的种族主义因素进行反思。如《华尔街日报》提出，“当前几乎纯白人的陪审团构成必须改变，否则黑人何以相信他们会受到公正审判？”此后，执法记录仪等技术手段逐渐应用于监督警察执法，陪审团和法官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黑人身影。黑豹党进一步利用自身知名度进行跨种族的交往与宣传，特别是旨在救济贫民窟黑人的“生存计划”（Survival Programs）的开展，使美国社会对贫民窟黑人的生存困境有所了解。以钢琴大师莱昂纳多·伯恩斯坦（Leonard Bcrnstcin）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名流和文化人士纷纷为黑豹党和贫民窟黑人募捐。

黑豹党以携枪自卫进行“黑人权力”斗争所传递出的依靠种族团结开展自主斗争、实现事务自决的精神也启迪了其他少数族裔的权利平等诉求与斗争。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土著印第安人、日裔、华裔等美国少数族裔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豹党激进民族主义诉求和斗争策略影响。他们纷纷效仿黑豹党人做法积极创设独立的民权议题，促进或增强了本族群认同，形成“彩虹式激进主义”（Rain-bow Radicalism）画面。黑豹党对“黑人权力”的激进演绎某种程度上也塑造着美国新的种族政治生态，并影响至今。

从长远来看，黑豹党倡导黑人携枪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为自身形象和“黑人权力”运动带来了负面化影响。在美国这样的法治社会，牛顿意识到将黑人携枪用于“黑人权力”运动必须遵循“激进但合法”的斗争原则，要在实践中打法律的“擦边球”。这一原则除了要求黑豹党人具备相当高的政治意识，还要求黑豹党人具有临危不乱、恪守法律底线的精神品质，特别是在与警察公开对峙时。埃里克森认为，黑豹党塑造这样的紧张情势旨在诱使白人警察违法，制造轰动性事件，用以宣传。但对以下层黑人青少年为主的黑豹党成员来说，这殊难把握。大多数黑豹党人不仅缺乏政治经验，而且思想激进，并不容易将携枪自卫限于政治抗争表达的框架内。他们极易突破模糊的界线，走向社会犯罪。此外，黑豹党在宣传动员上也过于激进，致使部分黑豹党人误以為是要付诸暴力，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

美国各地司法负责人纷纷指责黑豹党的携枪言行导致了黑人袭警等恶性暴力事件，致使犯罪率飙升。主流媒体认为，黑豹党是“麻烦制造者”和“犯罪分子”，强化了黑豹党的暴力形象。学者威廉姆·德博格（William Von Deburg）认为，这使黑豹党失去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因为他们既对贫民窟黑人的生活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同情，更无法接受黑豹党人这样的极端言行。黑豹党的文化部长爱默里·道格拉斯（Emory Douglas）承认，虽然部分黑人社区声援黑豹党，呼喊着“黑人权力”，但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冒险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因此，尽管黑豹党的携枪言行获得了美国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但媒体对其携枪形象的负面塑造使主流社会对其产生恐慌情绪，限制了它的影响力，未能说服大部分黑人去携枪追求“黑人权力”。

黑豹党的携枪言行不仅加剧了组织内部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且导致联邦政府对它的打压，埋下了衰亡隐患。一方面，围绕黑人携枪斗争的政治目标的争议，引发了黑豹党内部的分裂。随着牛顿的入狱，克里弗等极端派人士逐渐失去了制约。牛顿并不赞成将武装自卫理念发展为直接的“暴力革命”，仍然坚持“激进但合法”的斗争原则。两派之间的冲突日益公开化，牛顿出狱后逐渐放弃武装自卫主张，并将克里弗等极端激进派开除，这标志着黑豹党的分裂。另一方面，黑豹党对黑人携枪的持续强调和对激进话语的宣传，使之成为美国政府压制的重点对象。1968年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将黑豹党视为“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使之成为“反谍计划”（COINTELPRO）的目标，受到秘密渗透和全面压制。在内外交困态势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黑豹党的“黑人权力”斗争策略逐渐发生转型，由武装自卫转向社区救济与建设。但黑豹党仍面临当局严酷的压制，其后逐步走向衰亡。

结语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黑人自由斗争的激进化，黑豹党聚焦以往被忽视的美国西部、北部都市贫民窟黑人民权诉求，从携枪自卫对抗白人警察暴力执法人手，将黑人贫民窟演变为“黑人权力”运动主战场。在黑豹党看来，黑人携枪进行权力斗争是解决贫民窟黑人生存危机和建构黑人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黑豹党的社区武装巡逻等斗争方式，满足了贫民窟黑人对抗警察暴行、维护黑人生存权心理需要，提升了黑人的尊严和身份认同。黑豹党通过公开携枪行动制造的轰动性新闻事件，进一步将黑人能否依法平等享有携枪自卫权、司法陪审权乃至社区自治权提上黑人争取自由斗争的议程。在当时，武装自卫理念将黑人自由携枪与种族政治博弈空前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批判美国种族暴力及种族主义体制的时代“最强音”。这为黑人自主解决社区安全等问题、维护黑人基本权益提供了不同于传统民权运动的新路径，有力回应了贫民窟黑人大众的深度民权诉求。黑豹党“武装自卫一社区自治”的激进斗争策略迫使美国社会开始反思当时民权立法和民权改革的不足。美国政府解决黑人问题的对策重心从宏观立法层面转向中微观的司法实践，从破除南方种族隔离变为反对全美黑人面临的各种有形暴力与无形歧视。“黑人权力”理念得以在黑人政治和社会权利斗争方面进入实质阶段，逐渐取代民权运动演化成一场新的黑人社会运动。从本质上看，黑豹党的携枪言行是以激进的政治姿态，凝聚绝望甚至失控的下层黑人，以“革命之名”发起的一场贫民窟黑人团结自救的社会改革。

然而，黑豹党以携枪争取“黑人权力”的做法，也引发美国社会关于种族抗争运动尺度的巨大争议。在种族多元共存的美国，每一个种族的社会抗争诉求即使具备相当的合理性，也需要在斗争方式和策略上考虑主流社会和其他种族的感受。虽然当时黑人受到严重的种族暴力和种族歧视，但激进黑人采取的暴力斗争手段及其种族自治目标不可能获得美国社会的认可。马丁·路德·金曾经指出，在黑人民权成为“空头支票”的现实面前，在针对黑人的日常暴力行为不受惩罚的情况下，非暴力斗争策略将会遭到质疑。但他提醒，“黑人有组织的暴力即使是用于自卫，也将被主流媒体渲染为威胁”。黑人有组织地公开携枪并应用于种族政治博弈，游走于法律和社会共识的边缘，容易诱发公众对黑人携枪本身而非背后黑人民权诉求的敏感性。这种激进姿态也为保守派反击、阻遏美国政府民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借口。相对于民权运动，“黑人权力”运动的政治空间严重受限，并深刻影响了时人及后人对其的评价。今日美国社会，白人警察针对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暴力执法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相关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同样受到质疑。为捍卫自身生存人权，揭露深度的种族主义，黑人自主发起了“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fe Matters）等口号的各类抗争运动。这些运动借鉴、吸收了以往黑人抗争尺度过大（集体携枪自卫）或过小（单纯司法诉讼）的经验教训，达成了以强大的互联网传媒建构新的反种族暴力和种族歧视的社会共识，获得美国社会各界乃至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可见，少数族裔的社会抗争需在美国民主体制之内，恪守法律和公共价值观，寻求与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恐怕是当前美国在涉及种族议题上所谓“政治正确”的另一个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