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我母亲茹志鹃，生于乙丑年九月十三，即公历1925年10月30日，1998年10月7日去世，距73岁尚欠23天。岁月如梭，似乎还是昨日的痛创，不料想，二十年光阴过去。我们至亲以为仓促的时间，在瞬息万变的世事里，大约是相当漫长的，以至于人们——我指的不是陌路，而是文学从业者，似已不记得母亲名字的准确写法，常常将名字里的“鹃”改作“娟”。对于一个用文字留下生命痕迹的人，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沮丧又无奈的事。也因此，当“中信大方”年轻的出版人提出重版《母女漫游美利坚》，以纪念母亲周年，心中是十分感动和欣慰的。

1983年，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所以叨忝受邀之列，一半出自年轻写作人的身份，另一半，则因是母亲的女儿。事实上，我可能更早于母亲知道爱荷华大学的这个计划项目。198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受培，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就曾经来到课上，向我们介绍“国际写作计划”，同行者还有李欧梵，这位年轻的华裔美国教授风流倜傥，一身白色的西装，在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之初，仿佛来自于未来，这个“未来”的名字就叫作“现代化”。来宾演讲完毕，请大家提问，现场顿时陷入沉默，不是我们没有问题，而是不知从何问起，那时候，我们又羞怯，又有那么点倨傲。局面多少是尴尬的，僵持一段，终于有一位学员举手提问——他来自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比较有眼界，因而也自信一些，他的问题是关于“琼瑶”。天哪，我们大多数人甚至连“琼瑶”都是陌生的。

这个演讲会大概可用来做隐喻，隐喻我去到美国爱荷华的中国背景。母亲对于旅行美国，显然有准备得多。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上世纪60年代，她堪称中国年轻作家的翘楚，1962年，即访问苏联；1965年参加老舍为团长的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作为中国友好协会的作家成员访欧洲五国，出国对于她不是新鲜事。但是这一回，与女儿我同行，使她格外的开心。相反，我总是极力挣脱与母親的捆绑，身为著名作家的女儿，成长中的反叛期延长并且加剧。可是，怎么办呢？去爱荷华，就是因母亲而成行，不承认也得承认。合出一本旅美日记是母亲的创意，我无法反对，因为内心受着诱惑，不得不再次接受捆绑。

虽然事先有杂志和出版社的约定，但到了落实阶段，还是遇到挫折。多半的原因在我，如果单是母亲的日记，一定更受欢迎。不能不正视生活和文学的阅历，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看和认识，还是内部精神的立场观念，母亲不知高我多少筹。她向来又是个讲究文字的写者，从不随便下笔。相比之下，我的日记就是一本流水账，事无巨细，来不及思考、提炼、去芜存菁，文字且“水”得可怕。就像一个饥渴的人，面对盛宴，什么都好，什么都要。多少年来，我都不敢回头看这份记录，所谓“不忍卒读”，就是这种状态吧！母亲的日记顺利地刊登了，我的，则经过几番周折，分散分期终于也发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接下了出版的计划，责任编辑是一位与母亲齐辈的女性，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实在看不过去，删去几段，我埋怨着又全部捞回来，边上旁观的人都想打我。时常想起这一幕，很想说一声“抱歉”，可我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名字，那时候，责任编辑又不署名，真可谓“替他人作嫁衣裳”。这是繁体字版，是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的副总编辑潘耀明与我们是同期“计划”中人，我和母亲的日记里时不时提到，我想，这大约是他接受此书的原因之一，因为，不管好坏，日记也帮助他记录了这段日子。

十八年后的2001年秋天，我再次去到爱荷华，“计划”的行政人员比尔，一位印度教授，“计划”的工作多是兼职——比尔看见我，对聂华苓说：“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可见，当时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多么幼稚，几乎无法认为我也是写作人，而只是妈妈的女儿，老是和妈妈斗气、拌嘴、独断专行的女儿。时年，母亲五十八岁，携带着她进行中的长篇《她从那条路上来》第二部，每天早晨，喝一壶咖啡，在书桌前坐下，开始写作。在她的年纪，家事世事都是纷扰的，这一段的安静实是难得。窗外爱荷华河熠熠流淌，学生们都在课堂上。我呢，郑重其事地出门去，仿佛要事在身，其实不过是乱走乱看，爱荷华，一层一层地绿过去，再绿回来，耳边是鸟的啁啾，看不见人影。11时刚过，母亲她站起身，离开书桌，到厨房烧煮，等我回去吃饭。我的胃口不怎么样，一直念叨要喝一碗真正的母鸡汤，这个执念苦恼着母亲，也苦恼着自己。美国的鸡，无论哪一种，都没法炖出那种碧清又醇厚的颜色和气味。其实，我们母女都不知道，其实是乡愁作祟，乡愁在味觉上的显现。身在异乡异土，不同空间里的时间，会改变形状，我们都有些想家。

重读这些日记，母亲的依然是好，她能够准确地窥察并且表达美国，还有她自己，一个观看美国的人。我的，依然不好，冗长、拉杂、琐碎、无趣，要说有什么价值，大概就是老实，老实地记录了那段生活，其中的人和事正超时速地退去，退去，退成历史。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市作协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