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春华 翟爱萍

俗话说：“建业千日功，火烧当日穷。”在各种灾害中，火灾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频繁发生、破坏性巨大的灾害，尤其秋冬季节，天干物燥火灾频发，令人恐惧后怕。因此，我国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火事、火政，采取了诸多防火控灾的措施。

黄帝时，已经有掌管火事的部门。《史记》说，黄帝在安排国计民生时，明确提出要有节制地用火，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用火安全的官员，叫“火政”。

《甲骨文合集》刊载的第583版、第584版两条涂朱的甲骨卜辞，记录了商代武丁时期，奴隶夜间放火焚烧奴隶主的三座粮仓，这是我国有文字以来最早的火灾记录。商朝官员看到火灾的危害，制定了火规，对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要处以断手的刑罚。

据《周礼》记载，周朝设有管理火政的官员：司烜、司爟、宫正。司烜的职责是：“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仲春”即春季第二个月，火星出现，司烜要在城中用木槌敲大铃，以提醒人们注意防火，这便是更夫喊小心火烛的由来。司爟负责对在国都中或城郊野外造成火灾者追究其责任并给予处罚。宫正为宫中诸官之长，古人以火烛照明，容易失火，尤其是春秋两季，风大物燥，用火稍有不慎，极易引起火灾。宫正的职责之一，便是监督宫中严守火禁，提醒防火。

周朝规定，禁火期不允许做饭，吃冷食用以消防。每年到干燥的仲春，司爟敲打木铎传达命令，禁止生火。可这时正是春耕开始的时候，老百姓必须吃饭，所以禁火期前就得备好足够的干粮。

春秋战国时，管仲说管理好“火”是关系到国家贫富的大事之一，并提出了修订火宪的意见。据《左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人乐喜担任司城，他“知将有火灾，素戒备火之政”，主张在火灾蔓延之前，要拆掉一些小屋，以切断火路，要贮备一定的灭火用水和砂土等等。另据《礼记》记载，春秋时期，夜晚以火把照明，举火者须“不让、不辞、不歌”，做到专心职守、心无旁骛，并用左手举火把，右手捧碗随时接灰烬，以防残火落地乱溅引发火灾，可以说对火的管理达到了一定高度。

汉朝，水火盗贼不分家，统一由武官执金吾负责。“金吾”是两端带鎏金的铜棒，对付难管理的社会问题是很有威慑力的。汉代火政官有：别火、夜士。别火官主要负责宫廷内治火、改火；夜士是汉代掌管皇宫外夜事的差使，主要负责巡夜、管控灯火等事宜，禁止百姓夜间随便在街市动火。

《汉书》中说，西汉长安“每街一亭”，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24街，有24个街亭。街亭又称都亭，和现在的派出所差不多，一般建在城市内的交通枢纽，街亭里有大鼓，有房间，有广场，可以驻扎军警，大的可容纳几千人。东汉史学家荀悦对于火情的看法是“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防患于未然”便是从这儿来的。

唐朝负责治安消防的组织叫“武侯铺”，分布在城市、坊间，这种消防兵的设置，通常大城门100人，大坊30人；小城门20人，小坊5人。武侯铺受左右金吾下属的左右翊府领导，在全城形成一个火情传达及治安消防系统。 唐代开始用皮袋、溅筒灭火。《通典》载：“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筒置于袋内，急缚如溅筒”，“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据说唐以前都是用这些简单的工具灭火。

到了宋朝，北宋建隆元年（960年），朝廷下令在保卫京师的厢军中抽些军士，成立专业消防队“军巡铺”，用以防火灭火，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支城市消防队，组织形式很像现在的消防队，消防技术及灭火器具也有所进步与发展。负责地方火禁等事宜的防火官叫厢使。据《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城中，“每坊巷三百步许，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这些军士都经过严格训练，责任心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消除火灾隐患。“又有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以及时发现火警。

军巡铺中备有“救火家事”，诸如大小水桶、洒子、水袋、水囊、麻搭、斧锯、火叉、大索、铁锚爪等比较先进的灭火工具。一旦发生火灾，这些军士便立即携带消防器械，奔赴失火地点进行扑救；同时迅速报告失火地段的军政长官厢使、开封府尹及负责京都卫戍的马步军殿前三衙，“各领军级扑灭”。在扑救中，各支部队配合密切，有的警戒弹压，维持秩序；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丝毫不乱。故而“每遇火发扑救，须臾便灭”，“不劳百姓”。

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重视消防队伍的建设。他派人制造了许多防火器具，还成立了官方消防队（潜火队），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消防体系。在每坊巷三百步左右，他派驻一个潜火小队，5名队员，夜间巡逻，防范火灾；又在高处砖砌瞭望塔，塔上有人瞭望；下有数栋房子，屯驻消防兵100多人，备有消防器具：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云梯、火叉、火钩、大索、铁猫儿、火笼、火背心之类。每当发现火灾，立即出动灭火。《淳韦占临安志》卷六《军营》载：“辇下繁盛，火政当严……增置潜火军兵总为十二隅七队，皆就禁军数内抽拔。”

到了南宋，这一消防制度又有了更趋完善的补充。临安“官府坊巷，近二百步，置一军巡铺”，主要街道均设有“防隅官房”，全城的“防隅巡警”达2 300多人，建立望火楼20多处。有士兵日夜轮流值班，发现有火灾发生立刻发出警报，白天用旗帜指明方向，晚上则用灯来代替。旗帜或者灯的数目多少则表示火灾发生的相应单位。政府出资配备了“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一旦火灾发生，消防士兵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扑灭大火。

有趣的是，两宋时期消防队除了防火救火之外，还负责社会治安，“遇夜巡警地方盗贼烟火”，即巡夜，相当于现在的夜间巡警。南宋临安城就设有灯火管制措施，宵禁以后巡逻的军巡铺发现有人家还在点灯，便会在这家人的门上留下记号，第二天早上他们便会被衙门传讯，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就要受到处罚。

明朝皇宫消防工作由禁卫军兼管，朝廷有五城兵马指挥司负责京城火盗事宜，京城设有“红铺”112处，每铺有火丁官军10人。地方基层政权设有总甲负责火盗，据《宛署杂记》记载，当时，北京宛平县城内设有坊、铺等居民组织，每铺设铺头、火夫三五人，统由总甲负责管理。他们轮流值夜，击柝振铃，提醒人们注意火盗。

明朝，一些城市组建了火兵，主要是防御敌军火攻引起的火灾及防范其他火患。火兵驻扎在城中心或建筑密集、人员流动多的地方，配有水桶、藤斗、麻搭、唧筒、竹梯、斧、锯等救火器具。皇帝的东西是不能有闪失的，盛放銮驾仪仗等器物的仓库除沿护城河设置外，还建造了绝对可靠的防火隔墙。防火隔墙其实是每隔7间房屋空出的一间房，无门无窗，里面都是夯实的土，厚度达5米。有的隔火墙用拱形瓦和飞檐瓦压顶，有分离火势方向的作用。另外，居民的白壁青瓦马头墙有防火和防风双重作用；寺庙、祠堂等建筑屋脊上怪兽嘴里吐出的曲折铁舌头，防雷火的，也就是避雷针。库房、厨房、作坊的墙上贴有“小心火烛”的宣传标语，告诫人们注意消防，但“火”字一般是倒着写的，旨在引起人们好奇和重视。

清朝，对于消防的管理更科学了。康熙年间，专门开设了防火班（机桶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其人数不下200人。机桶，是当时十分先进的引水灭火工具。这种国产的救火器又称“水龙”，一般放在防火班人员的宿舍里，行动时便于携带。据《大清会典》记载，紫禁城内曾有腹大口收的铜、铁水缸308尊。在宫殿前设置的这些大水缸，称之为门海、吉祥缸、太平缸，每尊可贮水3 000多升，做到天天换水，夏天无异味，冬天不冻结，随时可用于消防灭火。

清朝一些城市有专门的救火兵丁、救火义役、救火夫头。据《康熙仁和县志》记载，当时杭州城内居民住宅稠密，经常发生火灾，由于扑救不力，往往造成很大损失。为此，总督刘公从守城部队中抽出40名身体强壮、行动敏捷的兵丁组成一支灭火队伍，专门担负城内救火任务。这些救火兵丁身着号衣，头戴号帽。号衣背后缝制一方白布，上面书写“杭协营救火兵丁×××”，字迹粗大明显，并盖以印文。

乾隆八年（1743年），湖南巡抚蒋薄指示各州县组织救火义役，专门负责扑救火灾。这些救火义役都要登记造册，上报官府，由官府每年发给一定的银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官府颁布的《救火事宜》规定，所有救火义役均需穿戴号衣，其式样为白布缝制的马褂，红布镶边，前后各绘置一圆图，在圆图内书写某县民壮。根据他们在火场上的表现，事后分别奖罚。救火义役都有明确分工，并配备各种灭火器具，以便在救火时各执其器。

救火夫头是清代负责管理水夫的人。湖南官府在《救火事宜》中规定，每县须设救火夫头5名，各管10名水夫。官府每月向这些救火夫头各发工食银3钱。他们各佩带一面旗帜和一个灯笼，其颜色和标记各不相同，以便于在火场上指挥自己所管理的水夫供水灭火。发生火灾时，到场的水夫看到指挥自己的救火夫头摇旗或举灯，则应挑水向前。救火夫头见水一担给一支水签，事后见一支水签给一文钱。

同治年间，民间自发成立了救火会、救火社、水会、水局、水龙局、挠钩会等消防组织。挠钩会是清代天津一些救火会附设的组织，该会由若干人组成，配置大小挠钩、铁锚等工具，专门负责在火场上破拆房屋、切断火路、扒火道、防止火势蔓延扩大等任务。清代诗人吴东发看了“水龙”表演后，写下“数人并力动枢机，呼吸纵送在复右”的诗句，从中可以看出这种灭火工具确实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