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贵平

1968年或者1969年，尚未断奶的我成了娘舅的养子，这年娘舅已经40岁。从小到大，娘舅没有骂过我一次，打过我一次，我要是受了委屈，他就恨不得掏出心来安慰我。

我从小喜欢看小人书，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娘舅每次去赶集，我不要他买吃的和玩的，就要他买一本小人书。那时的小人书虽然便宜，但对尚未解决温饱的大多农民来说，是高消费，但娘舅一次也没有让我失望。娘舅还亲手钉了一个小木箱给我装小人书，若干年后，木箱和小人书都变得陈旧了，我也远离了它们，娘舅却一直珍藏着。

6岁那年夏天，水稻大面积发瘟，那时治稻瘟病的特效药是石灰，石灰在消灭稻瘟的同时，也把田里的小动物株连九族，最悲惨的要数泥鳅，尸横遍地。捡泥鳅时，我的双腿被石灰烧伤，发炎鼓脓，两个腿肚子肿得像怀孕的猫肚子，痛得我不时发出狼一样的嚎叫。要不是娘舅走村串户，找来最好的草医，我的腿肯定保不住。每敷完一帖草药，腿肚子就要排一次脓，为了减轻我的痛苦，娘舅吸奶一样将恶臭扑鼻的脓水一口一口吸出，每次都能吸出一饭碗来。

次年冬天，娘舅被抽去修水库。工地离家有三十多里地，娘舅不常回家，平常七、八天半个月不定，节日的晚上总是要回来的，每次回来，都要想方设法带点吃的。

一天晚上，娘舅意外地撞开门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海碗汤和一小把面，面汤是工地上吃剩下的，面条是他用两包大前门烟从司务长手上换来的，为了这碗面汤，娘舅不惜来回跑上六十里。工地上纪律严明，不得随便请假，娘舅抽了两根烟，跟舅母说了一会儿话，又连夜赶回工地。

中秋节的傍晚，娘舅又提回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四个馒头，冰冷坚硬，还有一小块肉，肥的多于瘦的，这正是我喜欢的。那时的孩子，没有几个爱吃瘦肉的。

舅母闩好门，涮好锅切好肉，然后把肉小心翼翼掀进锅里。我站在灶边踮着脚，看着锅里的水珠一个个消失，腾起一股东倒西歪的香气，拼命吸着，尽量不让空气占便宜。

娘舅望着我，不时用手背擦眼睛。

1980年，我考上了中学。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人考上，娘舅那个兴奋，仿佛范进中举似的。

村子距乡里的中学有30里之遥，尽是坎坷的山路，其中一半的路程穿过林子。那林子是原始森林，树木密密麻麻，树冠厚如棉絮，路上铺满落叶，脚板踏在上面发出扑哒扑哒的响声，好像有人跟踪追击，还要防备蹿到路上的野兽，非常恐怖。我不敢独行，娘舅每周六下午都要到半路（林子尽头）接我，周日下午再送我至半路。娘舅风雨无阻地接送了我整整两个学期，我才锻炼出胆量，终于敢独自行走。

那年深秋，回校时，天气尚暖，没想到几场秋雨过后，冬天提前到来了，我正准备回家取棉衣，老天爷忽然下起了罕见的大雪，一下就是一个星期，积雪三尺。大雪封山，没有十天半月是不会融化的，我是根本回不去了，只好裹着毯子上课。据舅母后来讲，最冷的那几天，每到黄昏，娘舅都要在家门口站一会儿，向着学校的方向远眺，恨不得变成一只大鸟，飞越雪山给我捎去棉衣。于是，他也不穿棉衣，说是要和我一起挨冻，这样远方的我就不觉得冷了。

由于严重偏科（数理化三门仅考11分），我落榜了。待业的日子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在城里给我找份工作，哪怕临时工也行，但父亲的回信粉碎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父亲在信中给我指明两条出路，要么留级再读，争取考上高中或中专，毕业后自然有工作分配；要么老老实实种田，或者做养殖专业户。第一条路我是绝不会走也走不通，如果不取消理科，我就永远也考不上，我对理科患有恐高症。至于搞养殖，则绝对行不通：娘舅那地方既不通电又不通公路，山高水冷，年平均气温偏低，除了耗子，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畜禽养殖，水产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种田，别说我，连娘舅也不愿意。

经过一个秋天的等待，我还是没有找到出路。转眼冬天到了，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可一点也拿不准。

天阴了，下雪了，我和娘舅面对面坐着，一边烤火一边讨论我的前途。讨论来讨论去，也没讨论出个结果，前途无亮，我的眼泪大颗大颗落到火盆里，像雨滴砸在干旱的土地上。娘舅陪着我默默地流泪。最后，我擦干眼泪，悲壮地对娘舅说，种田就种田吧，老子认命了。

娘舅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说，不是你想不想种田的问题，你根本就无田可种。原来，当初送给娘舅时，父亲本来要把我的城镇户口（当时的城镇户口不值钱）迁到娘舅名下，被娘舅谢绝了。现在回想起来，娘舅是多么的高瞻远瞩，否则，我只能在那个至今尚未被现代文明关注的山坳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至少生两个孩子，如果两个都是女孩，就是罚得倾家荡产，也要生个男孩。

天地良心，娘舅养育我，丝毫没有私念；娘舅給我的爱，就像那山间淙淙流水，是纯天然的。

我又给母亲写了一封求救信。母亲毕竟是母亲，为了儿子，她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让我顶替进了水泥厂。为这事母亲还受了不少委屈，厂长不相信我的身份，以为我是她的私生子。

在一个雾茫茫的早晨，我告别娘舅，踏上了进城的路。

据舅母后来讲，我走后，娘舅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直叫头痛。娘舅有头痛的毛病，以往发作时，只要吃一粒头痛片再睡上一觉便没事，但这一次无效。我知道，娘舅是痛在头上疼在心里，尽管他知道我迟早有一天要远离他去，可还是忍不住心疼。

我结婚那年，娘舅已经65岁了。

我常常暗自祈祷，祈祷娘舅活到100岁，这样退休之后，我就可以解甲归田一尽孝心。不过，我对娘舅的寿命持乐观态度，娘舅不仅为人好，身体也好，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应该长寿。

然而，娘舅68岁那年的一场大病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

正是稻谷开镰的黄金时节，娘舅顶着骄阳在田里收割，头一下痛了起来。老毛病了，未在意，企图坚持到收工，但越来越痛，视觉模糊。将他背回家时，已完全看不见，头痛欲裂，好像有人往脑袋里钉钉子，吃镇脑宁也不见效。

舅母吓坏了，第二天一早请人送县医院，可娘舅双手死死抓住床杆不放。在家乡，生病尤其生大病是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灾难，生病就意味着花钱，有钱钱当命，没钱命当钱，花钱治病尤其是花大钱到城里治病，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败家之举。况且，他们看见医生就像看见大官一样，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

舅母万般无奈，只好委托乡亲偷偷进城来搬我这个救兵。

娘舅是被我绑架到县医院的。赶到县医院，已是下午4点多。医生一时不能确诊，建议到市立醫院做CT。看看天色已晚，娘舅体力消耗太大，只好先住下待明日再说。可是匆忙中忘了明天是周末，星期日恰值国庆，放3天大假，市立医院CT室不开放。

这一拖就是4天。当晚，病情恶化，痛彻心扉。娘舅非常坚强，嘴唇咬出血也不吭一声。次日下半夜，他的神智已趋混乱，从病床上颤颤抖抖爬起，说是天亮了，要上街买镰刀回家收割。

一进医院娘舅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后悔，一是心疼钱，二是怕拖累我，三是不适应医院里的环境，最牵挂的，是田里丰熟的稻子。

我泪如雨下，强行将他摁在床上，叫护士打了止痛针，他才昏然睡去。第三天，痛情奇迹般好转，头不那么痛了，视力有所恢复，吃了一点东西，嗜睡。

娘舅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家割稻子。”

我半步也不敢离开，并搜光他身上的零钱。他老想偷跑回家。

终于熬到第4天，CT确诊为脑出血导致脑血肿，医生建议到省立医院做开颅手术，但那一笔天文数字的手术费难倒了我，且手术成功率只有50%。娘舅似乎强烈预感到什么，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回家！医院一分钟也呆不下去了，再住下去会提前要了他的老命。

我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可娘舅说一回家病就会好的。

万般无奈，只好送他回家。

一路上，娘舅像久别而归的游子，看着车窗外金黄的稻田，双眼蓄满了泪水。在担架上，他连连说：“好香啊，你们嗅到了没有，稻禾大豆真香啊，比医院的味道不知好嗅多少倍，一嗅到这香味，心里就踏实了……”

终于到家了。

娘舅精神焕发，不肯上床休息，躺在收割回来的粮食丛中谈笑风生。整个村庄的老老少少围着他问长问短，而医生护士职业性的冷漠让他望而生畏。

人群渐渐散去，毛绒绒的夕阳照在毛绒绒的大豆上，突然，啪地一声，一粒大豆从豆荚中爆出。我心里猛地一动，转而泪如雨下，娘舅脑袋里的血管就像这熟透的豆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我亲爱的娘舅，明年是否还能够听取蛙声一片？

奇迹在娘舅身上出现了。

经过半年的调养，娘舅又能上山下田了。和从前一样，一餐三碗饭，倒头便睡，鼾声如山呼海啸；百来斤的担子，一吃气能挑一里多路，连屁都不放一个。

娘舅越是精神，我就是越是担心。

我的担心终于在两年后应验了，娘舅半夜脑部大出血去世，享年69岁。

娘舅的死，使我有一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感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相信娘舅不在的事实，恍惚间总觉得他还活着，偶尔在街上遇见进城的乡亲，忍不住要问：我娘舅他还好么？然后，眼泪便夺眶而出。

时间快得像火箭，20年过去了，我既想娘舅又不想娘舅，想得好的时候，头脑清澈如宇宙，那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如饮甘露；想得不好的时候，内心似山洪暴发，那是一种巨大的难受，酷刑一般。

但是不管怎样，娘舅永驻我心，即使若干年后我死了，依然永驻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