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的文脉辨识、提炼及应用

2018-10-30刘磊

世界地理研究 2018年4期

摘要：近年来，随着“美丽中国”、“美丽乡愁”等一系列生态文明战略的颁布，传统村落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已取得了业界广泛共识。然而，现有的开发实践多存在着功利化动机明显、模式化抄袭严重的不良倾向，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被视为争取资金支持、扩大地域影响的工具。中原地区这类遗存基底破损严重，实证资料获取困难，如何排除障碍和干扰，准确提炼地域风貌的精髓特质，客观评价既有策略的成效与得失，提升开发建设的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研究根据中原地区传统村落的现有状况，结合中国本土地理学的理论逻辑，围绕文脉辨识的核心概念，通过基本把握、主导原则、一般思路的剖析和中原案例的实证，系统阐述了益于文脉辨识、提炼及应用的策略建议。

关键词：文脉；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开发

中图分类号：TU856 文献标识码：A

传统村落的独特性和不可再生性使之成为全人类的宝贵财富，在党和中央政府适时地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首要发展战略的当下，其在迎来大好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建”与“留”的决策平衡。虽然宏村模式、周庄模式为各地域的传统村落开发树立了可供参照的经验模板，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与那些遗存质量良好的江、浙、徽地区相比，中原等多数地区的村落还面临着历史文化底蕴同物质遗存现状严重失衡的尴尬，受天灾人祸、经济落后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在主题定位、具体步骤和关注热度上，都远远落后。在开发所趋向的繁荣目标和保护所要求的质量指数博弈中，亟须制订一种贴合地情实际、益于形象重塑的开发策略，亟须寻找一种适于理性论证、摒除开发障碍的平台依据，亟须取得一种益于文脉持续、促进动力回归的修复机制。

1 文脉辨识的基本把握

1.1 概念辨析

文化（Culture）是以政治生活为骨架、以经济生活为基础、以民俗生活为载体的物质与非物质形态类型集合[1]。一般说来，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广义的文化，泛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心理文化三大层面；狭义的文化，泛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适应的制度、组织机构[2]。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是产生于特定地域背景下的生态、民俗、信仰、技艺、审美等文明集合[3]，“非物质文化因素决定论”和“环境行为学理论”的开创者、美国建筑师阿摩斯·拉普卜特，极力主张“以地域环境的文化特性为基础，在人与建筑空间的互动中来体现文化认同”[4]。

文脉（Context）原是用以表明语言环境中上下逻辑关系的语言学术语，因其能够描述事物发生的背景及条件，所以又被作为指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人、自然环境、建成环境、文化背景间动态、内在、本质联系的专业词汇[5]。由于传统村落是地域聚居建设的具体体现和载体，其风貌反映着特定时期内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6]，所以对文脉的精准把握，是认识和理解传统村落建设理念、风貌构成、文化意向的核心精髓[7]，是实现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2 研究与进展

以文脉为导向所开展的研究，经历了由单体建筑保护、城市（镇）文脉延续向传统村落开发的阶段深入。20世纪70年代，柯林·罗首次提出了借文脉主义解决城市破碎化的理论构想[8]；史蒂文·蒂耶斯德尔提出以文化为先导，结合旅游产业对历史遗产资源进行再利用的构想[9]；罗杰·特兰西克认为应基于图底理论、连接理论、场所理论，对历史文脉进行修复方法的研究[10]；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先后于1975年和1982年颁布了《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和《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xcala宣言》，提出“通过文化（文脉）修复来还原历史原真性，达到环境特征、物质资源和地域精神文化多元素合一”的保护理念[11]。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传康首次为旅游规划界引入了文脉的概念[12]；王铮等归纳了旅游开发地文脉的形象特征[13]；把多勋等探讨了将文脉进行产品化、市场化、可持续化的运作过程[14]；于希贤多年来始终呼吁和倡导以中国本土地理学的逻辑对传统城镇（村）的价值、修复进行审视[15]。

就我国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而言，虽然在理念上对文脉的重要价值达成了共识，但在实践中却仅将其作为凸显理念档次、描述预期成效的流行热词，多数研究并未对“文”、“脉”间的生成逻辑、辨识方法做出深刻分析，也并未对文脉与肌理间的本质关联、演化特征做出清晰阐述，于是导致开发效果出现了理念浮于表面、定位偏离原真的模式化抄袭弊症，滋生出“千村一面”、张冠李戴的不良后果。

2 文脉辨识的主导原则

2.1 基于中国本土地理学进行辨识

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地理学传入我国以前的数千年间，传统中国始终存在着一套完整、普适的地理思维系统[15]。该系统以风水、堪舆的理论精华为基础，理顺了古代地理学史的演变脉络，并作为观察和研究天、地、人感应关系，处理城镇（村）规划中选址、布局、理气等细节性建设问题，具有依附于经（学）史（学）、相连于方志、揉融于风水、重视于地图等特征[16]。从本质上讲，传统村落的发展仍属一种受东方哲学观和人地观影响的文脉形成、演变轨迹[17]，所以无论持何种视角开展研究，都不容忽视或脱离中国传统的本土地理学逻辑。

2.2 基于村落的风貌结构进行辨识

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资源类型，传统村落的风貌结构并非只是地表外貌或经验上的物质化客体，其是经由文化群体对自然景观之作用而形成的“聚居特质综合体”（Trait complex of human settlement）[18]，正是在“文化为作用者，自然场域为媒介”的特殊关联中，其风貌方呈现出一体化的“原型—文脉—肌理”文化地景式结构[19]。原型（Prototype），又稱原始意象，是“将原始生活功能模式化的一种建筑或空间表达”[20]；文脉（Context），虽不直接呈现于表象，但却透过制度、谱系、规约、习俗等传承性的地域秩序，决定并调节着传统村落的建设理念、方式和趋势；肌理（Texture），以建筑、材料、水系、路网等实体化的物质要素为代表，通过区位、形态、格局等显性的感知形式予以呈现（表1）。

2.3 基于时空关联的逻辑进行辨识

受到传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地域文化在由点状“源头”向线状“脉络”的积聚、凝练过程中，形成了兼具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的两种时空关联逻辑。共时性（Synchronic），是指空间层面的时空关联，是文化“从一处区域传到另一区域，从一个群体传到另一群体的传播轨迹”[21]，在环境、交通等条件的制约下，其在传统村落中的共时性传播相对固定；历时性（Diachronic），是指时间层面的时空关联[22]，是“因袭祖制”的传统规约在家庭和家族范围内的传播轨迹，在避难、移民等条件的制约下，其在传统村落中的历时性传播相对缓慢。由于中原地区的大多传统村落不具备较高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所以能够保持着较为固定的文脉辐射圈层和较为稳定的风貌演变轨迹。

3 文脉辨识的一般思路

3.1 文脉的源头辨识：由“无”到“有”

（1）原型的初始实质：心理场

在由游居向定居、聚居转变的阶段初期，初步结成的社会组织尚未完善，人类对聚居建设的理解仅包含了最直观、最粗浅的形态与功能认知，以立木、图腾柱、纪念柱为代表的竖立物崇拜即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空间原型”[23]。传说中，炎帝曾以“柱”来标示农耕区的范围，所以“柱”的功能便从最直接的建筑要素演变为象征权属关系的“文化符号”，其所在区位和指代范围更将空间认知提升至“中心—附属”、“重要—次要”的差异化理解高度。但此时的“原型”，与其说是一个实体化的空间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没有大小尺寸和具体形状、兼具文化虚像和肌理实像的“心理场”①，尚不能称为文脉的源头。

（2）原型的进阶表现：功能与形态

随着社会组织的完善和社会分工的扩大，自模糊、含混的空间认知中衍生出了两类更加易于摹拟和表达的“优势经验遗传物”[24]，它们分别以功能和形态为载体，共同组成了聚居建设的文脉源头。以功能为载体的聚居建设经验，是指因空间价值认知与基本社会分工相结合后所呈现出的功能定位分异，具体表现为处在空间中心的原始崇拜功能（偶像、神坛等祭祀物）、阶级区划功能（首领住所）和资源权属功能（公共物资存放），研究将之称为神性、权性和人性。以形态为载体的聚居建设经验，是指因空间价值认知与具体建设行为相结合后所呈现出的空间形态分异，具体表现为中轴与向心。中轴是对中心和其他附属要素按大小、等级、价值等逻辑关系进行组织所形成的空间序列；向心是对中心和其他附属要素按区位、朝向、形态等范式关系进行组织所形成的空间关联。

3.2 文脉的轨迹辨识：由“源”到“脉”

（1）轨迹的时序特征

人类进化的规律表明：文明的推进绝不会长期停滞于某一水平，当暂时造成建设阻碍的技术、工艺或工具等限定条件一旦成熟，势必会在地域文脉的语境引导下完成向更高层次的迈进。事实上，一如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周期，传统村落同样经历着萌芽、发展、成熟、衰败的生长过程[25]。所以，将中原地区传统村落的文脉轨迹特征，按形成期、发展期、成熟期的序列，分为自然之序、附加之序和人为之序②（表2）。

自然之序（Nature order）包括直接利用和间接利用两个阶段。直接利用指人类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互动，与外界要素（如形态、区位等）初步建立起粗浅、朦胧的关联过程；间接利用指在不断加深的空间认知基础上，与外界要素形成更深刻、更清晰的关联过程（如功能区划、方位体系等）。自然之序是最直接、最单纯的文脉联结层级，它较多地表现为早期中原地区聚居实践中具象的空间、要素等实体关联。

附加之序（Additional order）包括摹拟和象征两个阶段。摹拟又有具象和抽象之分：具象摹拟是对自然要素形态、颜色等直观特性的仿造，抽象摹拟是对自然要素生长秩序、运行规律等抽象特性的模仿；象征是在一种或多种客体要素属性（如功能、材质等）之上，人为地附加入某种主观要素属性（如意义、内涵等）的过程。附加之序是多样化、复杂化的文脉联结层级，它较多地表现为中原地区聚居实践由发展走向成熟时，三维空间属性与四维时间属性的结合。

人为之序（Human order）包括层级秩序和场域秩序两个阶段。层级秩序是建构主体对复合了主、客要素的文化结构、规则达成共识与认同的过程；场域秩序是在取得共识认同的基础上，对村落建构系统中的场域、行为等秩序进一步产生约束的过程。人为之序是高级化、定式化、标准化了的文脉联结层级，它较多地表现为中原地区聚居实践达到成熟之后，围绕神性、权性或人性某一原型属性所展开的完整建构层级或严谨传承层级。

（2）轨迹的要素指向

根据传统村落的风貌结构和时空关联的一般逻辑，以其所在地为范围界限的文脉与肌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两种关联指向，即：建筑、空间、材质、形制等实体肌理要素的同源性关联和布局、联结、形式、轴序等虚体组织要素的程式化因袭（图1）。

实体肌理要素的同源性关联包括个体与群体两重层面：个体层面的要素指向多以外在形态来表达内在特征；群体层面的要素指向多以秩序、组合来体现规律、主从。虚体肌理要素的程式化因袭包括中心与边缘两重层面：中心层面的要素指向多以向心、发散的形式来反映极核、尊卑；边缘层面的要素指向多以界域、权属的划定来显示归属、等级。

如图1所示，这些微妙的要素指向关系将原型、文化（脉）和肌理串联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传统村落丰富、多元的风貌意向，尤其当它们结合于更加多变的环境、資源、时空等条件时，风貌体系中的要素指向和关联更趋复杂、细腻。反思当前仅以遗存质、量为据的传统村落开发实践，主观臆断核心节点或武断“指定”再造主题的做法屡见不鲜，若不能真正厘清其间的关联逻辑，即使能够有益于单体遗存的保护，也难于在整体文脉的把握上贴近历史原真。

3.3 文脉的导向辨识：由“断”到“续”

由于消费受众总是在自觉、不自觉间将既有与异化的时空感知做出对比，并习惯于从时间、空间、形式、意义等方面寻找一种自我平衡以达到心理上的稳定。故此，在传统村落的修复过程中，可通过“场所、纪念物、类型等记忆密码与过去的时空血脉取得关联”[26]，继而实现对片段、散落、破碎肌理要素的整合，不仅益于获得吻合于地域传统建构模式的风貌还原逻辑，而且益于为后续工作的推进提供心理和生理上的感知平衡（表3）。

4 文脉辨识的案例实证：河南西河大湾村

4.1 西河大湾村的开发概况

西河大湾村位于豫南地区信阳市新县周河乡，地处豫、鄂两省交界的大别山腹地，由明初迁居此地的江西张氏一族建设而成，距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长期以来，出于躲避战乱的需要，大湾村一直在交通闭塞的自然环境中保持着隐居避世的状态。直至近代，随着小农经济的解体和交通不便的阻碍，村落发展受到了经济、政治、时代等外来因素的巨大冲击，加之青壮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社会组织和更新动力逐渐丧失，甚至显现出“空心化”的倾向。2013年8月，乘“英雄县·英雄梦”规划设计公益行活动的东风③，村落较具规模的明清遗存、风光旖旎的山水资源和颇富特色的大圣信仰才为外界熟知。开发对当地的经济效益提升相当明显，相继入选第四届中国景观村落名录（2014）和“最美历史文化古村（2015）”名录，成为传统村落保护和建设的先进典型。本文运用文脉辨识理念对其风貌修复、主题塑造等细节的准适度做出检验，为可能存在的失当环节和后续方案的深化跟进提供参照。

4.2 大湾村的文脉源头辨识

西河大湾村是中原地区为数不多业已取得开发成效的传统村落，但与该地域内的大多传统村落一样，仍存在着因碑刻、村志等史证资料缺失所导致的文脉还原失准隐患。依据前文提出的逻辑方法，通过文脉源头、轨迹和导向的辨识，对既有开发策略做出客观评判。

通常情况下，对文脉源头的辨识向来存在着“生长起点等同于文脉起点”的理解误区，除通过问卷、访谈等田野调查的形式来先期获取部分相关信息外，文脉的源头辨识还包括生长起点的甄别和原型属性的认定两个步骤。

（1）生长起点的甄别

生长起点的甄别主要循着“村落性质—动力来源—生长轨迹”的思路进行推导。从建设目的来看，大湾村的初始建设者因躲避战乱而迁居至此，一直秉持着隐居避世的生活态度；从社会成员来看，江西张氏一脉虽与当地的原住民发生过联姻，但直至今日88户共388人的成员规模中，超过80%的居民均为张氏后人，可见，大湾村属于典型的血缘型村落。又由于血缘型村落的发展更多受到内部分家机制的推动，常常表现出单体家庭和整体家族双重维度的扩大，结合大湾村的建设来看，其的确先后经历了象征直系家庭单体的纵向（南北向）拓展和象征旁系家族整体的横向（东西向）延伸。由此做出推断，大湾村的生长起点应大致位于两向轨迹的交点所在区段。

（2）原型属性的认定

明确了生长起点后，还需要将其与村落的文化核心——大圣庙进行比对，依据“原型（属性）—文脉（组织）—肌理（指向）”的风貌生成逻辑，反向推导各要素间的关联，即可对文脉原型的属性做出认定。首先，将大湾村现有的主要遗存要素作自然、人工的类型划分；其次，以村落单元为参照，将各要素与原型的序列、指向关系分为区位、功能、形态3项判断指标，得出原型属性分析表（表4）。

从表4中的反馈信息来看：西河、狮山、古木所代表的自然环境要素，主要作风水、使用（安全、便利）的考量处理；祖坟、张池宅邸、张氏焕公祠、大圣庙、观音庙所代表的人工构筑要素，大都围绕神性的文脉属性得以展开，而从区位、功能等逻辑关系上，它们又多与大圣庙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以祖坟为例进行说明，张氏祖坟的位置位于狮山，毗邻大圣庙，虽然这种选址有违于传统风水“房前屋后不设神位”的禁忌，但却恰恰能够说明大圣信仰与村落生活结合的紧密。

综上所述，大湾村的文脉源头并非村落的生长起点，而是以文化核心——大圣庙为起始，体现出鲜明的神性色彩。

4.3 大湾村的文脉轨迹辨识

（1）文脉轨迹的具化

由于八里畈镇的丁李湾村在历史上属于新县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实际构成了附近一带优势资源的核心聚集地④，加之大湾村自身薄弱的经济基础和闭塞的区位条件，都使得发散自大圣庙源头的文脉辐射圈层只能作用于村落本体。于是，文脉传播的横、纵两种轨迹便具化地反映于遗存节点的时序性和功能性关联之上。

（2）与既有方案的对照

第一，将村落的生长时段分为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沿自西向东生长轨迹所出现的初始单元（生长起点）、张池宅邸和张氏焕公祠，均能在建设时序上保持连贯。但或因近代的无序拆改，应大致位于方案中“村民居住区”和“精品度假休閑区”交界的初始单元（根据双重生长向力推得）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仅被赋予一般的修复优先级。此节点的缺失，使原本完整的空间时序和清晰的文脉情节遭到了割裂（图2）。第二，由于除张池宅邸和张氏焕公祠外的大多民居遗存破损严重，故难以对其是否具备神龛、神像等实体化的神性关联要素做出取证，但就频发性和自发性极强的祭拜参与来看，各民居单位依然同神性原型——大圣庙保持着紧密的隐性指向关联。遗憾的是，在既有方案中，多将民居作茶馆、旅社、会所等功能置换处理，这种带有消费化、商业化倾向的做法无疑有待商榷。

4.4 大湾村的文脉导向辨识

（1）以成熟度为标准的文脉导向

按照聚居文明的发展规律：文化常会围绕着原型的某一属性（神性、权性或人性），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不断凝聚、强化、成熟，并表现出连贯的线性脉络。宋河有等学者主张按照参与主体、参与形式、参与时间来衡量文化或肌理单元的成熟程度，并根据其级别来制定对接于市场、面向于受众的旅游主题建设策略[27]。结合表5来看：萌芽期的表现多为参与主体的个别性和点状化，参与形式以个人为主，参与时间具有偶然性；发展期的表现多为参与主体的规模性和线性化，参与形式以个人主导下的部分或广泛参与为主，参与时间具有阶段性；成熟期的表现多为参与主体的系列性和片状化，参与形式已演变为无须主导、自发参与为主，参与时间具有频发性。

将此标准结合入大湾村最典型的大圣信仰：首先，大圣庙与张氏祖坟同位于后山，丝毫不避“房前房后不设神位”的传统风水之忌讳；其次，受财力、资源、地位等客观因素的限制和山洪、匪盗、文革等人为因素的破坏，大圣庙的神像和庙宇早已无存，仅余简陋的年画和神龛，但这却并未减弱村民的祭拜热情；第三，从对村中老人的访谈中得知，大圣信仰的习俗不知始自何时，也不知发端何处，但自大湾村建设伊始，此信仰便成了村落日常生活与民俗文化的核心，祭拜形式不仅包括初一、十五等农事节气时的集体祭拜，而且包括各家各户自发开展的个体祭拜。这些表现均能为大圣信仰已进入成熟状态提供佐证。

（2）以辨识度为标准的文脉导向

从相近资源来看，西河周边还分布着如楼上楼下村、丁李湾村等传统村落，这些村落所处位置、遗存时间、建设规模、民居风格都与大湾村较为接近，有的甚至历史地位和遗存价值还更有过之。就既有规划的開发导向来看，最能鲜明代表地域特色的大圣信仰并没有得到凸显，旅游产品的建设依然停留在依赖物质遗存和自然风光的资源利用阶段，暴露出“重物质、轻文化”的通病。站在长远建设的角度，游客的审美层次绝不会仅止于对物质遗存的游览，因此，以大圣信仰为核心的主题化包装才是大湾村文脉真正取得可持续动力的关键。

5 结语

传统村落的修复与利用是需时刻保持敏锐监控的艰巨工程，在积极转变审视态度和建设思路的过程中，最忌发生因盲目迎合于市场而丢失或“被丢失”掉自身鲜明特色的现象。尤其对于资料取证困难、干扰因素众多的中原地区传统村落而言，如何使保护与开发精准地接入地域文脉的解体断点？如何理性地贴合于本土实际的传承轨迹？如何客观地引导向可持续发展的更新路径？都无疑成为检验开发成败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现有研究未能从根本上述清传统村落的文脉生成机制、演变规则，使人们始终难以真正把握文脉的辨识、提炼及应用方法，继而造成了开发过程的拼贴化、抄袭化和开发结果的泛商业化、唯消费化……本研究系统论述了在泛商业化建设误区背景下，对传统村落文脉进行辨识的把握、原则和思路；并以中原地区的村落案例为支撑，通过将辨识结果同既有规划方案进行比照，检验出其存在定位失准、方式失当等症结，为后续的深化调整提供参考。

本研究提出的文脉辨识策略，可应用于诸如历史地位突出、遗存破损严重、史证信息缺乏、干扰因素众多等复杂开发背景下的传统城镇（村）保护，有益于规避当前仅以遗存质、量为据而主观臆断或“指定”开发主题的不良做法，有益于在精准提炼地域风貌特质的基础上对开发水平的档次拔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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