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华

上

电影院门口，男子拿着票走过来问英子是不是某某某，她不认识，摇头。他失望地走开了，站在那头，她在这头。她在等一个相亲的人，约好在电影院门口见的，但对方没有来，大概是远远地看到她后失望，悄悄溜走了。她在影院门口等了好久，一直能看到他在那边走来走去，两人目光相遇时还会尴尬地笑笑。后来，电影马上开始了，影院的工作人员问他们进不进，再不进就关门了。于是，他们一同走进了电影院，两人的座位离得很近，中间只空着一个座位，直到电影散场，那里一直空着。偶尔，他们会隔着座位说一两句话，一起笑。从电影院出来，他问她要不要一起走走，反正还早。她同意了，便一起沿着中山桥，从南边走到北边，还爬了白塔山。

然后他送她到宿舍。同宿舍的小李不在，回家了，屋子里有些黑，她拉开了灯，请他坐，给他倒水，拿自己平常喜欢看的《读者文摘》给他，还给他看她上中专时的相册，她坐在他旁边，指点着说照相的时间和地点。他也用手指着，时而两人的手会碰在一起，停顿零点零几秒钟，又很自然地分开。两人的身体也时而擦碰，有意无意，能够感受到彼此的体温，有一些湿意，他就抓着了她的手，搂住了她，吻她的耳垂，热腾腾的，然后是脸和嘴巴，舌头抵进她的嘴里，湿漉漉的，像一头误打误撞的小鹿，牙齿、舌头、上下腭都一下子活了，有力地撞击着她的神经末梢，身体就打开了，不顾一切地接纳了这个她还不知道名字的男人。

后来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最后一次离开很晚，到宿舍楼下时，院子里的一只野狗追着他跑。她叫狗的名字：毛毛！院子里的人都这么叫它，给它吃的喝的，它很听话，每次一叫它就会停下来，摇着尾巴，很温顺的样子。但那天，狗一直把他撵出了院子，然后跑回来向她请功。她又气又恼，踢了毛毛两脚，什么也没有给它，手里本来有一块吃剩的白面馒头，她恶狠狠地扔到了垃圾箱里。毛毛翻开垃圾箱，寻找馒头。她当时想这狗真是讨厌，什么时候找几个老乡把它杀了吃狗肉。

他再没有来。她有点担心，会不会狗把他咬了，他受伤了？他倒在地上，流着血，天那么黑，路上人很少，他躺很久，大概也不会有人知道，最后……没有最后，她开始坐卧不安，再看见毛毛时，心里就很疑惑，蹲下身子抚它的毛。狗很舒服，闭上眼睛，很享受的样子。她啪地给了它一巴掌，狗惊惧地跳开，远远地看着，身子绷得紧紧的，爪子撑开，似乎马上就要扑过来的样子。她恨恨地说：都怪你，你那天咬他了，你把他丢哪儿了，他是不是死了？如果他真死了，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我要杀了你，炖狗肉汤，给全院的人喝！狗好像听懂了她的话，哀哀地叫了一声，跑开了。

她打他单位的电话，那边说没这个人，她这才想起，除了这个电话，她对他一无所知。本来，他说是单位的采购员，经常天南海北地出差，腰里常常别着好几万的现款，转眼就变成了一车皮的货物，发到西安来，送到各大商场，就是几倍的利润。还说，他和几个朋友也入了点钱，掺杂在公家的货里，悄悄赚钱，已经攒了不少了。英子第一次近距离地听说这种事情，很新鲜，很好奇，还问：那我也能投钱吗？当时，她只是随口一问，没真想着参与，她只是个女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想着再找一个踏实的老公，把自己嫁了就完了。但他说：当然，当然可以了，这么好的机会干吗不投？

想想也是，她把自己存的一千块钱交给了他，一个月后，他给了她一千五。她不敢要，说：这真的是给我的吗？这么多，我上班十年才攒了一千，你这才一个月就五百？他搂着她吻她，笑她傻，这怎么能跟上班比呢？没有可比性，就是没钱，要是有钱，一次投上几万块，你就成小富翁了。

万元户，她想起这三个字，当时最流行最高大上的富裕阶层，随即又笑了，居然会做这样的梦！她在单位搞财务，手头经常有一些数量可观的流动资金，躺在账上无人问津，到年底查账时也只是对一些数字而已，何不拿来赚点钱？很快，就可以放回去了。十万，这是她可以挪用的数字，悄悄地动一下，很快地还回来，没有人知道。她有一种冒险的兴奋和刺激感，对十万块钱可能换来的万元户有了非常具体的想像。

他从此再也没出现，她开始惶恐不安，每夜从噩梦中惊醒。小李问她怎么了，干吗老说梦话老是尖叫？她摇摇头，说：我快要死了！她真的寻死觅活过，站在黄河边，看着河水上游流下来的树枝、塑料和杂草，缠结成一团，像是一个隐约的人体，缓缓向下游流去。她慢慢走进河里，水很凉，还很急，她很快就被水冲走了，一直冲到了小西湖，被人捞起来了。连医生都觉得，在黄河里漂了一个多小时，她居然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可能是因为她胖吧？她一直憎恨、嫌恶自己的胖，居然不合時宜地让她没死成，她更加憎恶了，揪扯着肚皮和大腿上的肥肉，与其东窗事发、丢人现眼，还不如早早了结。她去了厂医院，说自己睡眠不好，攒了足够量的安眠药，在小李和男朋友约会的晚上，她喝了药，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死亡的来临。但是胃强烈地不安，她很快爬起来将所有的药都吐了，还喝了好多清水，像是演了一场独幕哑剧。

一切都没有发生，他永远地消失，她死不了，只有等待末日的宣判。还没有等来，医院忽然通知她怀孕了，而且五个月了，人们都用怪异的目光看她。她低下头，贪污、通奸，世界上最脏的两个词同时汇聚在她的身上，她不仅是阶下囚，还被钉在道德法庭的耻辱柱上。鄙夷、唾弃瞬间就淹没了她的人生，她成了世界上最低贱的女人。法庭判了，十年刑期。鉴于她的特殊情况，她可以先回家把孩子生下来再服刑。她实在没脸回家，父母更丢不起这个人。打掉吧，她宁愿现在就进牢里，那里没有人认识她，而且都是和她一样做了丢人的事，谁也不会嫌弃谁。但医生说，她身体胖，有高血压，孩子又大，打胎会有生命危险，让她再考虑考虑。那她也不回家，就要坐牢，即使生孩子也要生在牢里。孩子没有生在牢里，入狱前的一个月就出生了，远在北城的母亲抱走了儿子，安慰她，让她好好地改造，不要再寻死觅活的，要为孩子着想。她觉得可笑，凭什么？这是那个人的孩子，他害了她，她还要替他养孩子，她应该掐死那个婴儿，让他断子绝孙！虽然她下不了手，但一点也不爱那婴儿，那只是她身上的一块肉，除此之外，不再有任何联系。

在牢里，她很安心，几乎想不起来孩子这回事，只想着把牢底坐穿，不要再见任何狱外的熟人，那个曾经熟悉的环境，那些同事、朋友异样的目光。出狱后，她回了北城，第一次见到儿子，已经是个八岁的小男孩，活泼、健康，对她没有一点点的生分感，自然地叫她妈妈，往她怀里钻，还要她抱。她抱了他，八岁的孩子，已经很高了，也很重，但她轻而易举地就抱了起来，还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父亲坐在楼下的梨树那儿，对着石桌上的棋盘深思着，好像在苦思冥想一场胜利在握的棋局。母亲一边摘菜，一边说话。父亲给她联系了一个单位，环卫局，事业单位，只是不太好听，说白了，就是扫大街的。你别嫌丢人，就这，好多人还进不去呢，你爸托了好多的關系！母亲说。

扫就扫吧，在牢里不也扫院子？像她这样的人，能有份活干、有份工资拿已经很不错了，难道还要进局里当领导不成？那个吴主任是他父亲原来单位的手下，对她知根知底，很是照顾，还对她说：别把过去放在心上，过去就过去了，你已经受到惩罚了，从此以后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重新开始，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她没那么多奢望，只要安心地呆着、活着，日子一天天过着就满足了。她无所谓好坏，也没有了任何欲望，只是像一台机器，上班，听人指派活，干这干那，干得不好，重来。好在扫街这活都是各干各的，开始还有人对她指手画脚，后来，发觉她学得很快，手底下利索，眼里有活，又不说是非，挺不错的一个人，同伴们跟她的关系反而处得挺好。吴主任挺高兴，特意跑到家里来，在父亲面前夸她。本来是好意，父亲却不置可否，似乎无所谓，内心里却羞愧至极，晚上，对母亲说：这辈子的老脸全都没有了。她正好上厕所，听见了门开着的那条缝里飘过来的每一个字，她在厕所里站了几秒钟。

这句话早在她上法庭之前就已经体会过了，现在也波及到了父亲，母亲心里大概也是同感吧，他们没有说出来，只是因为顾及她。她住在这里，好像是侍奉父母，其实是给他们添乱，更甚的是丢脸，这是一笔怎么也抹不掉的灰色！于是，她提着行李箱，在深夜里离开家，搭上长途公交车，去了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小城——天水，在那里的一个小餐馆里做服务员。她以为她走了好，父母看不见她会省心，好安度晚年。可她完全错了，她居然想孩子，那么想，撕心扯肺的。她实在忍不住，给家里打电话，母亲泣不成声，父亲脑溢血住院了，生命垂危。她火速赶回了家，只来得及在父亲床前听到一句：好好地上班。

父亲对她失望也好，绝望也罢，作为一家之主，该做的他都做了。是她给他丢了人，履历表里那一行镇定自若的文字比千钧重，她走哪背哪，家人也要跟着低头，父亲一向骄傲的自尊自此抹上了一笔重重的灰色，他有点想法是非常正常的，错的是她。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她再一次铸错，是亲人的失去。

家里，只有母亲和孩子在说笑，好像要激起些什么，但总没有，他们的声音单调、凄清，寡然无趣。八岁的孩子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不光彩的来历，总是极力地讨好着每个人，甚至连她这个最亲的人，她抱他跟他说话，说着说着就断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总是想起他来，眼前的儿子眉眼跟他太像了，剑眉深目，唇红齿白，一定是他小时候的样子。她得慢慢地看着他长大，成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他，去骗另一个女人，或者无数女人，掏取他们的钱袋，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可耻又可恨。她推开他，又抱紧他，爱他又恨他，分不清到底是儿子还是那个害她坐了八年牢的他。他毁了她，而他却要在她的怀抱里渐渐强大，她还要无怨无悔，因为确确实实，她是这么深地爱着孩子，否则，她不会知道父亲的死讯，连最后一面都会变成悔恨。

她一边爱他一边折磨他，小小年纪的儿子站在小板凳上像模像样地切菜、和面、做米饭，甚至第一次炒鸡蛋时，儿子只有八岁，兴奋的小脸又激动又不安，紧张地看着她的嘴巴、眼睛，问她好不好吃，没问出来的话是对他满不满意。她始终不说让他高兴的话，表现总是淡淡的，还挑一些连大人也避免不了的毛病，比如，炒老了、盐放多了、油没熟，等等。儿子的兴奋渐渐退去，失望渐涌，站在她母亲面前，嘴唇哆嗦、身体颤抖，看得出他在使劲憋着不哭出来。母亲想抱他，他躲过去了，自己跑回了屋，一直没有出来。母亲怨他，对孩子太苛刻了，他还这么小。

可他就会骗人了！她恨恨地说，又觉得言不由衷，歉意、愧疚一时翻涌。

母亲很生气：你别把对大人的气老撒在孩子身上，你看新儿多懂事啊！这么小的孩子就要炒鸡蛋，你看看，谁家的孩子会干这些活？的确没有，是她错了，她不该让新新干活。炒鸡蛋，油溅到了他的脸上，他也没哭。鸡蛋其实炒得挺好吃的，酥酥的，脆脆的。母亲说，父亲生前最爱吃这种老一点的鸡蛋了。她也爱吃，只是说话言不由衷，就是想骂人，不想让儿子兴奋下去。她去敲门，表示歉意，说他炒的鸡蛋好吃。说了三遍，儿子开门出来了，眼睛红红的，扑进了她怀里，紧紧地抱住她，头埋进她的怀里一直拱一直拱，好像在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钻进肚子里，永远地跟她在一起。

一次又一次，从炒鸡蛋到洋芋丝，还有红烧肉，熬糖汁的时候，油辟里啪啦的，儿子拿大毛巾裹住了整个的脸只露出一双眼睛，唉呀唉呀地叫着。她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电视，就是不进去帮儿子。母亲要进去，她不让，母亲和她争执着。母亲哭了：你这哪是带孩子呀？存心折磨他，不让他好过，你把儿子完全当成了那个人。

她不为所动，冷冷地说：他本来就是他的种，就是他的复制品，基因一模一样，品性也一样，如果现在不教育他，等着他长大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吗？

这算什么教育，做饭就能变成好人吗？母亲愤愤的。

她说：至少让他懂得自食其力，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母亲指着她，气得手指头发抖：你小的时候，我们可从来没让你干过这些家务活，你到现在，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做不出来，你有什么资格指责孩子？真是作孽呀！

是，她是不会干，从小她学习好，家里人都指望她考上大学有个好工作。她考上了，是大专，真的分在了省城，还是一家国企，家里人都为她骄傲，连父亲都觉得她为他们老刘家争了脸面。那时，没有人在乎她会不会做饭，每次回家都有嫂子、哥哥他们，她给他们每人买礼物，他们每个人都给她做好吃的，排着队争着请她到家里去吃饭，那时的她多荣耀啊！

她沦为了阶下囚，家里人都不愿意别人提到她的名字，那等于是打脸。现在，她是一个早出晚归的清洁工，每天裸露在大街上，一举一动都有人看著，所有走过路过的人都有权利呵斥她、指责她，甚至勒令她把地上的废纸或塑料袋扔进垃圾筒里，或者张开垃圾袋，等他们把最后一滴饮料喝完扔进来。所有的人都忽略她、无视她，哥哥嫂嫂们再也没叫过她去家里，甚至在父母家里都避免和她碰面，主要是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她知道，所以也躲着他们，每次过节他们回来，她就借口上班，拿着扫帚在大街上盲目地扫来扫去，低着头弯着腰，看着每一个人的脚或车轱辘，它们没有生命，但运动得极快，连着被风吹动的树枝和落叶，一起来了去了，又来了，没有尽头。

多余的儿子更是不被人待见，哥哥们的孩子对他总是不冷不热的，还有几分蔑视，说他是小骗子，就像童话中狡猾的狐狸，可会骗人了，而且专骗小孩子。他们的东西丢了，总会第一个怀疑儿子，毫无顾忌地脱他的衣服，翻他的书包；他们抢走他的玩具车，用脚踩扁，丢进臭水沟里。她愤怒了，抬手打了二哥的孩子一巴掌，又响又脆，那孩子当时就被吓哭了，他比新新只大两岁，一边哭一边跑到嫂子那里。嫂子抱住了自己的孩子，急急地跑过来想要和她理论，但对接到她的目光时却有几分胆怯，纠结了几秒钟，还是大声地叫道：你干什么，干什么？还以为你还是国家干部呢？你凭什么打我孩子，凭什么？

她不是国家干部，但还是从前的那个小妹，虽然以前坐牢，现在扫街，但依然目光凌厉，令两个嫂子敢怒不敢言，二嫂恨了她几眼，终于再没说什么，转身要走，她却拦住她，警告她：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别小小年纪就跟个老娘们一样扯是非，凌强欺弱！以后再敢欺负我儿子试试，我见一次打一次！嫂子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憋了一肚子火，无处撒去，随手把儿子推开，说：去去去，滚一边去！

她的这一声大喝终于奠定了儿子在家里的地位，从此以后，哥嫂们再也不敢小觑她，虽然不巴结她，但也绝不招惹她，他们的孩子也不招惹她的儿子，至少在她面前都是和和气气的，还会主动地叫她的儿子一起到院子里去玩。

儿子对她的感情日益亲密，主动地做饭、干家务、替她打洗脚水、洗她的袜子。她像个皇太后，心安理得地被儿子伺候着。母亲非常生气，见不得她这个样，说这比打骂孩子还要恶劣呢。她不这样认为，儿子既然是那个人的化身，他就应该做那个人没做到的事情，这点活算什么？比起十万元来，差得远呢！

儿子对母亲说：奶奶，我愿意给妈妈洗袜子，我给您也洗袜子。母亲不让，她说自己有手有脚，不虐待小孩子，也不做寄生虫，语气恶狠狠的，冲着她。她装作没听见，母亲洗脚时让她打水，她去打了，母亲洗完脚，把袜子扔在地上，让她洗了，说完，定定地看着她。她从来没有给母亲干过什么，她是家里的老小，又是唯一的女孩，父亲最喜欢她，家里有什么好东西都先让着她，大小家务活从不让她动手。小的时候有母亲，大了有哥嫂，后来，她去了外地就更干不着了。

她扑哧一声笑了，捞起袜子扔进水里，一边用力搓一边说：儿子给我洗，我给老妈洗，多好！还叫儿子：看，我给奶奶洗得干不干净？说实话，还真没儿子洗得干净，儿子教她怎么打肥皂、如何用力，像个小大人一样。母亲手指头指着她：看看，多好的孩子，怎么是你生出来的呀？真是糟蹋了！

哎，就是我生的，我就这能耐。她得意地搂住儿子，还亲了一口，儿子马上也回亲了她一下。她稍稍地愣了一下，儿子长这么大，他们还是第一次这么亲密，她有点不大适应，儿子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从她手里接过袜子说：我给奶奶洗。她不让，把袜子抢回来，呵斥道：写作业去！脸色阴沉。儿子吓住了，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进小屋去了，一边走一边抹着眼睛，一定是哭了。母亲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你到底是不是孩子的亲妈，你怎么这么对孩子？太过分了，太过分了！母亲气不过，就抹起了眼泪。

她心里也酸酸的。儿子出生一个月就被母亲带着，当时，所有的人都劝她把孩子送人，一方面她未婚，另一方面又是仇人的儿子，她恨不得把他掐死，可一想到送人，心里又觉得空落落的。母亲劝她不住，但也不让她在牢里带孩子，主动提出帮她带，还说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正派人。她没有说话，默许了，孩子从她的怀里到母亲的怀里的那一瞬间，她有一丝不舍。过后，自己也感到奇怪，想想，大概总归是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吧。母亲一直顶着哥嫂们的强烈反对和父亲的沉默，把孩子渐渐养大。在孩子眼里，她出狱之前，这个外奶奶是世上最亲的人。她在母亲面前喝斥孩子，当然让母亲伤心，也伤了孩子的自尊心。

可她就是控制不了自己，她常常恍惚，到底是儿子还是他？两者的重叠性太大，眼神、动作、语气，总透着那么一些时光的味道，想抹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她觉得是上帝借孩子来折磨她，让她良心不安，受罪一辈子。可跟孩子时间长了，母子之情渐浓，她甚至觉得下半辈子如果没有这个孩子，她的人生如何能坚持下去？

她时而维护孩子，时而对孩子又冷又硬，孩子怕她又恋她，时刻注意着她的眼神、动作和语气，像是一个小人，她心里就产生厌恶，更加喝斥：背挺起来，眼神抬起来，看着我，想说什么就说，吞吞吐吐干什么？儿子比任何一个同龄孩子都显得冷漠、成熟而圆滑，他用嘻笑和活泼掩饰了一切，表面上他跟谁都很亲近，不在乎谁的轻蔑或冷眼，但实际上，她知道，谁远谁近，谁亲谁疏，他有着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但他从不说出来。

母亲是忽然去世的，和院子里的人一起到附近山上的农家乐里摘桃子，忽然就晕倒了，一直昏迷不醒，她知道时，母亲已经被抬到了医院里，紧闭着双眼，呼吸渐弱。儿子很害怕，依在她的身旁，慌乱无措，眼泪一直在眼圈里打转，就是不肯掉下来，背着她擦了一遍又一遍。她心疼他：你要哭就哭吧，只是别在这儿，奶奶会听见的，她会伤心的。儿子猛摇头：我不哭，我要等奶奶醒来，给我讲故事！母亲总会讲一些解放前的特工故事，神秘、诡异而又正义，她也喜欢听。儿子非常喜欢福尔摩斯探案集，二战时期的间谍故事，与此有莫大的关联。

母亲真的醒来了，但说不了话，只是摸着儿子的头拉着她的手，用尽最后的力气摇了几下。她明白，一个劲说着：妈，你放心，他是我儿子，我一定会对他好的，我一定把他培养成一个正派人！母亲去了，带着些许遗憾。她的整个人都好像被掏空了。父亲母亲在短短的七个月时间里先后走了。都怪她，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犯的那个致命错误，父母一定还可以多活几年。父母是代她而去的，她要好好地活下去，替父母延续他们的生命。还有眼前的儿子，现在，他们彼此相依，成为世界上最亲密的人，没有什么能够把他们分割开来了。

中

九点多钟，天完全黑了，有些冷，刮着阴风，人们都缩在屋里看电视，路上很少见到人。英子还在路上忙着，扫到街心花园的厕所那儿时，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像是婴儿在哼叫，又像病人在痛苦地呻吟，旷远、隐约，很不确定。

她犹豫着向那个方向走过去，走近了，看到一个蠕动的人体，好像受了伤，身边有一摊黑色的流动物。她俯下身去，问道：你还好吧？

那人勉强睁开眼睛，说：救救我，送我上医院！

英子从垃圾堆里找了一张报纸，垫在垃圾车里，把他小心地铲进去，像平常那样，慢慢地向远处推去。附近有一个垃圾站，平常的垃圾都是送往那里的，然后由大车统一运到郊外的垃圾焚烧场，那儿，隔着很远，就能闻到焦味和臭味，各种各样的垃圾混搭在一起，分不清是是非非。今晚刚好有一班去往郊外的车，如果把他直接倒进大卡车，混和到臭不可闻的垃圾堆里，一路颠簸，然后焚烧……英子似乎看到漫天的火光，他在火中挣扎，她在牢里的车间做劳保服，他俩的动作一致，速度不断加快，他变成灰，她从牢里出来，刺眼的目光照过来，她遮住了眼睛。

那家诊所的牌子给漆黑的街道增添了一抹温暖的红色，像是方向又像是家，让怕黑的人有了一种期望和归属感，也让这个濒临死亡的人有了一丝生气。他甚至在缝合伤口前有力地睁开了眼睛，看了一眼英子，说：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你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他的气力不足，每说一个字都像是遗言，但是，他与生俱来的那种优雅给他的每个字都增添了魅力，像回光返照。英子的心莫名地悸动了一下，她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替他掖了掖被单，心底生出几丝惋惜，几丝怜爱，甚至在那一刻，她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像当初一样。

他真的好了起来。三个月以后的一天，他来了，拿着一大束紫色的郁金香，说是来感谢她那天晚上救了他，如果没有她，他早就变成鬼了。他的脸上留下了一条很长的伤疤，从左眼角一直开到了下腭那儿，看上去几分狰狞，几分邪恶，给他灿烂的笑容平添了一份混合的野性气息，英子不易察觉地咧了咧嘴角。他还请她晚上吃饭，以示感谢。

那是一间西餐厅，低缓的《waiting for you》听上去有几分忧伤，几分期待，他很热情地向她介绍这里的咖啡很好喝，牛排也很嫩滑，告诉她刀叉怎么使用。他一个劲地说着感谢的话，说起那天晚上的事现在还心有余悸，幸亏老天送来了她，让她及时发现了他，不然他早就流血而死了。是，腹部的那一刀刀口很深，几乎伤到了脾脏，就差那么一点点，否则他根本就挨不到她来。他和朋友开公司，赚了一点钱，结果因为分钱的问题，朋友跟他翻脸了，还找人打了他。也许是想教训他一下，但那两个人太狠了，出手就见血，他身上挨了那么多刀没死成，真是命大！他再次说感谢的话：老天让我遇见我，说明我们有缘分。

是的，很有缘分。她啜了一口咖啡，奶精加得太多，有点发腻，她抹了一下嘴巴，又压了一下胸口，心脏怦怦的，让她没来由地发慌。她问他的公司是做什么的，赚钱吗？开了几年了，公司在哪？他指着窗外公交车下的站牌说，看到了吗，那牌子上的广告？她看了一眼，是一种洗发水，一个很有名的女演员亮出最迷人的微笑，用手梳理头发，那一头像缎子一样的黑发倾泻下来，美极了。

他说：那就是我们公司做的，专门承接各种公交车站牌、墙面、车身等公共场所的广告，很挣钱的，找我们的可多了。

她不太相信，这么大牌的洗发水，电视上也有，干吗还要贴在这种地方？他切了一块牛排放进嘴里，轻轻地嚼动，样子十分优雅，对女人有致命的杀伤力，她也不能幸免。

他给她讲这种小广告的意义和作用，更亲近、更熟知，人们等车等人的时候，时不时地瞭上两眼，一天一次，你想，不认识的人天天见，是不是都熟了？何况，一天见好几遍呢！他笑了，她也笑了，道理说开了，简单得跟一一样，当初谁能想得到呢？

从餐厅出来，他说要送她回家，她说不用了，她要去扫街。天完全黑了，街灯亮了，她的身子和扫帚在灯光下投出一个个巨大的影子，像鬼魅，她刚开始干这一行时，总是被自己的影子吓到。有时专注地扫过一段街，转过身要去别的地方时，那个黑色的巨大的影子突兀地包围着她，让她总是惊慌地尖叫。后来，慢慢适应了，反而觉得挺有意思，她走到哪影子跟到哪，灯光下的影子总是比她本人大，无论走到哪里、如何转换方向，她都好像包围在自己的影子里，渐渐地就有一种温暖踏实的味道，还有某种依赖。有时，扫着扫着，她就会下意识地看一下影子的大小、方向和形状，不用看表，她就知道扫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就可以下班了。

他坐在路边商店橱窗的窗台上，百无聊赖地吹着口哨，一曲接着一曲，什么《义勇军进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世上只有妈妈好》，等等，欢快、清亮、抒情，声音时大时小，她走近的时候，声音就大了，是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那里阳光明媚杉树高大道路宽阔。她低着头假装没有注意到他，也没有听到口哨声，继续扫地、撮垃圾，推着垃圾车渐渐远去。身后传来嗒嗒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帮你吧！说着，他走到她身边，帮她推着垃圾车，一同往垃圾站走去，他甚至主动地提起垃圾桶倒进了垃圾站的大桶里，一股刺鼻的味道在他俩之间弥漫。她没有动，只是定定地看着他。他没有捂鼻子，把垃圾桶放回垃圾车，表情轻松地问她：今天晚上是不是结束了？现在可以回家了吗？

她輕轻地嗯了一声，说：你不用管我，你赶紧回去吧！

他拍了拍手上的灰尘，随意地说：没事，反正现在还早，我陪你走会儿，把你送到家就走。

英子看到影子旁边陪着另外一个影子，顺着同一个方向同一个步调，同时晃动同时停止，离得很近，却很难相交。只有她故意落后，跟在他的影子里亦步亦趋，她小小的，整个影子都重合在他的里面了，他们像是一个人。

她转过头看他，他其实长得挺好看的，眼睛大大的深深的，眼神总是有几分惊惧，但与她对视时，又总是欢愉地笑了，仿佛一切都烟消云散。

他们坐在滨河路的长椅上，静静的，也不说什么，只是感受夜的安静。树叶儿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路人已经很少了，偶尔会见到一两对谈情说爱的年轻人，相互搂着，仿佛一个誓言，永远都不分开。

她说：你回去吧，太晚了！

他说：你先走吧，我在这儿看着你上楼。你住几楼，哪个窗户？

她抬起头来，指着其中一个黑着的窗户说：就是那个，最破的。说完她笑了。

他说：你笑起来挺好看的，你应该多笑一笑。

她嗯了一声，向楼上走去，没再回头。

小院的小破门摇摇欲坠，榫掉了两个，用粗铁丝代替，聊胜于无，更多的是一种象征而已。这是一个老家属院，三十多年了，里面住着几十户人家。楼梯砖有的地方已经破损，楼道里到处是人们不经意扔的纸团、烟头什么的，还有粘粘的泡泡糖。白色的墙壁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广告纸重重叠叠地附着其中，年深日久，已经刮不下来了。闭路线、电话线、网线、改造线路等等，如蜘蛛网般爬满墙头、门头还有走廊墙壁，接线盒子已经支离破碎，里面的线路板裸露着，仿佛一触即发。

她住在四楼，在三楼的楼梯间她往下看，他正仰着头往上看，看见她了，向她招了招手，她没有做任何手势，慢慢地向楼上走去。

打开门，儿子新新正盘腿坐在地上玩一种很大的积木，可以组合成长长的火车，盘满整个客厅。他像个指挥，嘴里模仿着火车的叫声：哐吃哐吃地拿着积木往前走，玩得不亦乐乎。她蹲下来，看着那车和儿子。有了观众，儿子玩得更欢了，叫声大了，动作也比刚才更加有力、连贯。

她摸了摸儿子的头，很用力，想要切切實实地触到儿子，感受他是真实的、温暖的、一直陪伴着她的，刚才遇到的人和事都是虚幻、是泡沫，经不起日光推敲的。

她搂住了他。以前很少有这样的举动，儿子被吓住了，乖巧地伏在她怀里，一动不动，听着她的心跳声，还听到她的肚子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儿子轻声说：妈妈，你饿了，我给你热饭去！

儿子走向厨房门口时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疑惑、不安，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她羞愧地低下了头，想：他是张余，他又回来了，我应该去报警，让警察抓他，把那十万要回来，我不能就这么白白地坐了八年的牢。

物易人非，从前的院子里已经起了很多高楼，那栋很旧的宿舍楼也早已不复存在，英子走在熟悉而又不熟悉的小院里，捕捉曾经有过的气息。一条林阴小道，那棵长了上百年的老梨树，那些卖菜和卖廉价日用品的小店则是新生事物，却沸腾四溢。几乎没有人认识她，一方面她变化太大，从胖到瘦，几乎没有了从前的模样，他不是也对她没有丝毫感觉吗？另一方面，当年他们是学生，很少和院子里的人接触，人们根本分不清他们和附近大学里的学生。她从院子里一直走出来，穿过马路，走到了对面的厂门口，看着已经小得不能再小的大门，仅够一辆大卡车出入，里面的好几个车间都已经停产了，租给了娱乐城和卡拉OK厅。此时是早晨，那些热闹的地方正在沉睡。院子里很安静，看大门的是两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人，穿着保安服，眼神空洞地看着她，漠然地问道：你找谁？

她转身走开，进了隔壁的派出所，径直去找刑侦队的文队长。当年抓她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小警察，他已经完全不记得她了，她也没有作自我介绍，只是想问一下，一个十多年前的诈骗犯，现在还能不能抓他？文队长说：当然能，诈骗了多少钱，人在哪里？

十万。她说出了这个数字后，忽然觉得有点轻飘飘的，是的，当年足以让几个家庭倾家荡产的数字，在今天看来却那么微不足道，当地大企业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大概也有这么多的存款。

文队长仔细地看了她一眼，叫出了她的名字：你是陈兰？瘦了。还透着几分惊喜，这么多年了，你找着那人了？快说说，他在哪？

她有点慌，还有点害怕他真被抓了怎么办？她开始支吾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感觉有点像，那天在大街上看见的，一晃就过去了，再也没见到。

哦，文队长就有点失望，不过还是不气馁，仔细问她是哪条街道、什么时间、穿着打扮，问得十分详细。她说了街道的名称和时间，但张余的样子却十分模糊，更多的是臆想、幻觉，文队长仔细看着她，很肯定地说：你对他还有感情，如果你再次见到他，一定要打电话告诉我！他快速地把电话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了她，说只要拨打这个电话，警察最多十分钟就可以赶到现场。她郑重地将纸条放进包里，内心却充满歉意。

文队长叮嘱她：记住，骗子永远是骗子，他不可能变成好人！

我当然知道。她不想让文队长认为她是个傻瓜，吃一堑还那么笨。她还保证：如果再次见到他，我一定给您打电话！

晚上七点多，她刚上班，张余来了，穿着一件杏色夹克衫，看上去很休闲，也很雅致，接过她手里的簸箕，站在那儿等着。她心里一惊，随即是满心的喜悦，后来又自责，但还是欢喜，还有点担心、害怕，那个文队长会不会就在周围，会不会发现他就是那个骗子？没有，一切都很正常，散步的人、过往的车辆，没有人特别注意到他们。她往簸箕里扫垃圾，慢慢往前走，他亦步亦趋。她轻声问一句：你怎么来了？

他说吃完饭没事过来看看她。还说这工作挺辛苦的，半夜三更的，也挺危险，晚上有没有人接送她？她下意识地说有，儿子有时会来，十二岁的小伙子了，身高一米六八，看上去很唬人的，虽然嘴角、眼神还过于稚嫩。

他没问是谁，只说那就好，一个女人家家的，走夜路还是小心点地好。

无端地，她想起了和他的第一次，激烈的情绪，大汗淋漓的彼此。人生不过如此吧？想起那只野狗毛毛，那次被她追打了以后，再也没回到家属院里，好像随他而去了。现在他回来了，可狗呢，不会死在半途了吧？或许他和它压根就没碰上。她拼命地思念起了那只狗的模样，甚至随手丢给它一块肥肉的样子，跳着叫着摇着尾巴，又紧紧地护住那块肉，左右看着，提防着她再要回去。她当然不会，但会逗它，作势要抢回去。狗果然燥了，伸出前爪，嘴里发出粗重的声音，恐吓她震慑她，却又可怜地摇着尾巴，终究是叼着那块肉忙不迭地跑了。

她问他喜不喜欢狗，他愣了一下，什么？话题跳跃得太快，他一时没有跟上。她重复了一遍，他顿了顿，摇头，不喜欢，毛茸茸的，我不喜欢一切毛茸茸的东西，一想起来就痒。说着，他抖了一下身子，好像已经痒了，说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仔细地看着他，第一次发觉他不好意思，似乎跟以前的张余不大一样，以前的张余年轻、自信，甚至有点张狂，他一点都不怕毛毛，甚至还跟她一起逗它。那毛毛对他一度也很迷恋，在他们俩之间跑来跑去，似乎十分纠结，终究跟着谁好。那天晚上，它一定是跟着他去了，但后来呢，就再也没回来，跟他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她倒希望那天晚上救的是一只狗，现在匍匐在她的脚下，无毒无害，也没有未来。

巡逻警车从远处呼啸而来，她定定地看着那车的样子、声音，还有车上的警察，又担心又害怕，那车上会有文队长，会在他们面前停留。转过头，他却满不在乎，指着警车猜测哪儿又出了事，不会是杀了人吧？那天晚上他被人砍的时候，怎么没一个警察过来？他当时躺的地方是街心花园的厕所旁，那么晚，游人都回家了，哪里有人会注意到他？更不会有警车开到那种地方去。

她转过头问他：你怕不怕警察？

他的目光很无辜：干吗要怕？我又没干坏事。

噢，她说，我怕，只要看见警服上的国徽，我就腿软，我老做梦看到国徽，就悬浮在空中，好像有眼睛，逼视着我，我有时会被吓醒。

张余笑起来，不可抑制，笑够了，抹着眼泪说：你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否则不会这么害怕。

她定定地看着他：我坐过八年牢，管我们的那个女警察从来不笑，每次到我们监室，总会习惯性地摸一下帽子上的国徽。后来，我也有了那种强迫症，有事没事地摸一下自己的头顶上空，好像那儿戴着一顶帽子，帽子上有一个国徽，摸一下，我心里就踏实了。说着，她的右手慢慢上举，在头顶上空两三厘米的地方停留了几秒钟，似乎那儿真的有个国徽，她还用手摸了摸它的五角，十分具体。

他不笑了，仔细地看她，慢慢地也举起了右手，放在了头顶上空两三厘米的地方，摸了摸，似乎那儿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放下手笑了，说：其实什么也没有。

他忽地搂住了她，在她耳边轻声说：一切都过去了，现在有我呢，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帮你！他说得很动情，搂抱也很温暖厚实，好像真的要给她些什么。她的心脏开始不规则地跳动起来，快而猛，然后又悄无声息，过了一会儿，又跳了起来，还是那么快。她压了压心脏，手触到了他的，他握住了她的手，说：我要走了。

他真的丢开她转过身走了，脚步有些凌乱，像喝了酒，倒了好几次脚，然后才正常起来。

她想，他不会再来了，他一定觉察到了什么。

期待却开始慢慢生长，她希望他来，突然出现在某个拐角，从她手里接过簸箕，温情地笑，温暖地抱她。只是那么短短的几秒钟，但那种温暖厚实却一遍又一遍在心头回荡，附着在了她的身体里、骨缝里，每每想起，她的心脏都会不自然地颤栗，没上次那么猛，但还是揪着，总好像要发生些什么似的。一阵风过，天气渐渐冷了，她打了个冷颤，松开手，扫帚倒在地上，打在了脚上，有几丝痛，还有一点金属的硬和冰冷。

她梦着他了，拿着一束新鲜的红玫瑰，上面还滚动着露水，说是他自己种的，专门为她种的。然后她的手被玫瑰扎到了，流出了血，她吮了一口，有血腥味，还有点疼。后来，疼越来越剧烈，她终于醒了，发觉自己把右手食指咬伤了，她一直在吮自己手指的血。

儿子拿了一块创可贴，仔细地洒上三七粉，教训她：这么不小心，都多大的人了，总让人这么不省心！

她看着儿子，感到陌生，甚至怀疑，儿子真是他的影子吗？身上流着他的血和基因，儿子会慢慢长成他的，终有一天，会让一个女人像她这样为儿子牵肠挂肚。一个女人，她坐在椅子上，仔细地想这个数字，她曾经是一个会计，对数字有着天生的敏感和后天的理性，但现在，她对简单的加减法感到了怀疑，甚至对一这个最初的数字也有了疑惑。她不是一，而是无数分之一，儿子会长大，与他合二为一，沿着他的脚印继续前行，无数分之一慢慢地浮出水面，每次都从一开始，然后从一结束。儿子有没有他这样幸运，十万让她为他坐八年的牢，在十二年后再次相遇，她竟然没有报警。还和他卿卿我我，最后四个字像报时的钟，咚，强有力地敲了她一下，她没有醒，只是有痛感，还有种麻木和醉感。

她拿起桌上的水果刀，狠狠地在手心里劃了一下，猝不及防，血哗地一下涌出来了。正在包扎伤口的儿子吓了一跳，急忙用手去扑，捂新流血的伤口。她一把甩开了儿子和血，走向卫生间，打开水龙头，看池子里一片血红，伤口被凉水浸透，发出死一样的青白色。转过头，儿子站在门口，怀疑地看她，就那么看着。她没有解释也没有理他、没有推他，只是从他身边走过。他们彼此没有碰撞，但那狭小的门不可能容得下两个躯体，那一瞬间，他们一定都缩小了，不由自主地。

她疲惫地坐在餐桌前，一只手揪住伤口等待愈合。儿子站在她对面，好像没有动，还在卫生间门口，但又离餐桌很近。她第一次发觉餐桌离卫生间太近了，应该挪一下。于是，她站了起来，却又茫然，还是去抬桌子，实木桌椅很沉，像河里的石头，纹丝不动。儿子还是站着，没有过来帮忙，只是慢慢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她摇摇头：没有，你去早点睡吧。

局里开年终总结会，各个路段的人都来了，有些人还从来都没见过，彼此打着招呼，坐在一起，看着台上的领导们，猜测今年的先进有几个，会评上谁。一线的清洁工们总是占大多数，其次才是管理层，这个奖似乎专门是为他们设立的，会有上千块钱的奖金，这才是最大的诱惑。英子从来没奢望麦克风里会喊到她的名字，她是个有污点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她这辈子都要佝偻着背，将头低到地上，勤谨地工作，沉默无语，像个影子一样黯然地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熟悉的名字次第响起，然后站起，从座位上走到讲台，站在万人注目的主席台上，从领导的手里拿过那张红艳艳的奖状。星期一上班后去财务室领那笔可观的奖金，采购年货，过个欢欢喜喜的大年。

英子的名字从麦克风里传出来时，她有些心猿意马，竟然想到张余去哪里了？天这么冷，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难道去外地了吗，出差了吗？他现在在干什么，真的在开公司吗？还是干着老本行，骗另一个无知的女人或少女？想到这一点，她的心竟然有些痛。想到生活在重复，她再一次成为他的猎物，而她竟然在思念、渴望，一遍又一遍地梦见他。她几乎要潸然泪下了，她低下头，擦了擦眼睛。旁边的同事张姐推了推她，指了指台上：叫你呢，快，到你了。她抬起头，眼圈有些红。张姐惊讶了：你哭了，干吗，怎么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同事说了些什么，她有些模糊，所以，她擦了擦眼睛，不好意思地说：我眼睛有些痒。

张姐好像明白了什么。从进单位起，她们俩就一直在一起工作，张姐了解她的所有，同情她、关心她，算是一个真心为她着想的大姐。几乎每个一线工人都得这个奖那个奖，而英子得到的只有领导的口头表扬，那些实惠的物质奖励从来没有她的份。今年是第一次，她激动得哭了，这很正常。张姐拿出手绢递给她，催促她：赶快上去，都在等你呢！此时此刻，她还不相信，先进会有她，怀疑地问张姐：你没听错吧？

没有，快去！张姐推了推她，她只好上去了。她在第十排，到主席台上几十步的距离于她感觉格外漫长，每一小步都会聚焦无数的目光还有窃窃私语，她能清晰地听到那些惊讶和愤愤不平，是啊，一个坐过牢的人怎么配当先进？她从来没在这方面奢望过，现在她意外地得到了，没有惊喜，反而是无穷无尽的自责和愧疚。她甚至想，别给我，给别人吧，给别人吧，我不配！但是，她上去了，站在一群先进里面，显得格外乍眼。

主持人格外强调了一下她的名字，说了一下她光荣的历史，这份荣誉于她的巨大意义。她脑子里轰然作响，无数惊雷持续不断地向她袭来，时光像是回到了十多年前，她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观众席上如潮水般的质问和议论，惊堂木一次次拍响，她像死了一样，对一切都麻木无感。现在，她却感受到了，每一个嘘声和尖叫都像拳头在击打她，脸上、身上和心上，她看到了满目疮痍，伤疤再次撕裂流出一地鲜血。她慢慢地抬起头来看着观众席，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像是一种宽容或满不在乎。

楼下，她听到了口哨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嗓音清澈、深情，还带着几分忧伤。她转过头，看到了他，先是眼神，然后是那条长长的疤，还有他一脸的笑，嗫起的嘴唇。她的心立即就加速了，像要从嗓子眼跳出来扑向他，把他压倒，质问他，这些日子去哪儿了，为什么一直不来看她？他不是说要一直陪着她，要帮她吗？

他说回了一趟老家，叫了几个人，准备做装修，城里新建了一个小区，他们在那儿接了个活。

她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仿佛失踪已久的亲人，还略略地抽泣，身體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也抱住了她，迟疑地，不安地，问她怎么了？捋着她的发，慢慢地，一遍又一遍。她使劲地摇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整个身体像散了架一样，虚空、无力、瘫软，没有了灵魂，只剩下这无助的躯壳，出卖她、榨取她。

她带他回家。儿子定定地看着他。他友好地摸了摸儿子的头，问：你好啊，小朋友，叫什么名字？

儿子有力地甩开了头，恨恨地说了一句：别碰我！

说着，站在她身旁，搂住她的肩膀，看着他。他拿出一件很大的遥控飞机，晃了晃，问儿子：喜欢吗？给你买的。

儿子只是看着，并没有露出半点的好奇或羡慕，他指着上面的说明说：可以飞得很高的，比这幢楼高，你可以拿到楼下去试试。他把飞机往儿子手里送，儿子没有接，往后退了一步，把她也拉后了一步，转过头说：妈妈，他不是好人，我不想看见他！

他是坏人，但她想看见他，想要跟他在一起。这种愿望如此强烈，让她不顾一切，感情上曾经受过的伤害、物质上曾经蒙受的巨大损失，此时此刻都风轻云淡，她只想抓住现在，过去、以后都无所谓了。她说：新新，别这么没礼貌，叫叔叔，问叔叔好！

儿子不叫，只是搂紧了她，对他说：你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以后也不要来！

他并不以为意，还炫耀手里的飞机，说起了卖飞机的营业员不知道怎么组装，被经理骂了一通，他很不好意思。他像是在给儿子解释，又像在为自己开脱。她也在解释，说孩子小不懂事，他的话你别放心上等等，他再说回来，他俩一来一回，说着笑着，像失散多年的亲人，说不完的思念、诉不清的深情，完全忽略了身边的儿子。

儿子的手从她肩膀上滑开了，转身拉开门出去了，哐地一声，他们的对话被打断了。转过头去，看着兀自还在颤动的门框，他说：儿子出去了？

她笑笑，不以为意：没事，出去转转也好，你坐，我给你倒水。

他说不用，伸出去的手碰到了她的胳膊，她转过头笑了一下。他的手拉住了她，拥入了怀中。她没有动，抬起头来看他，好像在等待。他吻她，她回应他，热烈而又绝望，好像在干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但是又充满飞一样的快乐，也许快乐本身就透着傻，傻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他在每个房子里都转了一圈，不住地点头，这房子挺不错的，别看小，位置好，上学上班都方便。

好有什么用？破得跟什么似的，又没钱装修。

他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说：你真傻，捧着金饭碗哭穷，光这么一套房子，至少三十万呢，在新开发的小区里至少可以买两套，而且也是这么大。

新开发的小区在哪儿，怎么那么便宜？她有一搭没一搭地问道，她开始担心儿子，去哪儿了？天都黑了，怎么还不回来？她要去上班了。他还在说房子，怎么怎么好，新楼盘是由全国连锁的开发商做的，小区环境比这儿好，像花园一样，他们在那干装修，什么时候带她去看看，可漂亮了！

他善于化腐朽为神奇，把一件普通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却说得轻而易举，让人心生向往，她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就飘到了新楼盘的样子，崭新的外观、楼梯，里面装饰一新，新床、新沙发，但要很多钱。一想到钱，那些想像就像肥皂泡一样，噗地一下就破了，她重又想起儿子，她该去上班了。

他们一起出来，儿子不在院子，也不在周围的街上。儿子仿佛在跟他们捉迷藏，故意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在暗中观察着他俩的一举一动。她想叫一声，但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流滚滚，再大的声音也只是像空气的轻微颤动，儿子即使听见了，也不会理她。

悔意滚滚而来，他的出现像是一把锐利的剪刀，一点点撕裂她和儿子之间的亲密，和她目前看起来已经平静了的生活。今天的行为像是对自己的惩罚，更像是狠狠的报复，快乐像肥皂泡一样，只是她虚幻的想像，她再一次踏上自己的过去。

她低头看着脚下，还是习惯的街道，条帚、簸箕、垃圾车，她固定的生活资料、固定的线路，还有固定的姿势和动作，此时此刻，它们于她如此亲切，像亲人一样，她产生了拥抱它们的冲动，好像是最后一面。她不相信它们是真的，用条帚的竹尖故意戳手指，一下又一下，手指上好几个洞，渗出细细的血，她吸吮着，感受到一丝丝甜和踏实。

他问她：你怎么了？要帮她包扎伤口。

你别管！她恶狠狠的，全然没有了床上的温存和体贴。他愣了，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可她知道，他是装的，全是装的，他总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动摇她。她恨不得杀了他，用那只铁锹把。

他怯了，往后退了几步，说：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担心儿子？要不，我去找他？

她想：你不配！但她已经不想和他说任何话了，只想安安静静地把这段扫完，回家，看儿子回来了没有。

路的尽头，她看到了自己的自行车，儿子正骑在车上向她招手，自信满满地说：妈，你上来，我带你！

那一刻，她的心立即轻快地飞起来了，真的，整个身体都轻盈了，仿佛充了气的气球，冉冉地升上天空。坐在车子的后座上，她不安地问：你力气小，要不，我来带你吧？

儿子不理她，带着她横冲直撞。夜晚的街道上车很少，人也很少，儿子一边乱骑，一边说：妈，你坐稳了，坐稳了啊！

她紧紧地抓住车座，两脚粘住后轮的横梁，不停地哎呀哎呀地叫着，然后又哈哈大笑。儿子也笑，一边笑一边加快车速，车子快要飞起来了，真的有种飞翔的感觉，真好！

她说：你慢点，再这样，我就甩出去了。

儿子满不在乎地说：不会，有我呢。

其实，她的心里是踏实的，即使甩出去她也不怕，就是摔破了流血了又算得了什么呢！车子一直没有倒，也没有撞上任何障碍物，他们安全到家了。

回到家，她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带那个人回家了！

儿子不看她，说：没事，只要你高兴。

她扳过儿子来，让他看着她，说：我只有跟你在一起才高兴。

你撒谎！儿子挣脱了她，指着自己的房间说：只是，他不能进我的房间，我要换锁换钥匙！

她的心再次受到重击，有伤口的手指使劲地擦在了桌子角上，一种锐利的痛迅速襲遍全身，她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并紧紧地缩在了一起，嘴角露出了一抹狠狠的笑意。

她拨打了文队长留下的那个号码，文队长不在，一个年轻的充满朝气的声音问她要报案吗？告诉他就行。她慢慢地说出了张余的名字，还说出了那个小区，张余可能在那里干活。

张姐给她介绍的对象，是一个工厂倒班的工人，个子不高，但很墩实，皮肤黑亮，站在那里有些腼腆，似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如她当年的模样，相亲时，总是这么拘束，总担心别人嫌她胖。

张姐说大非孝顺、体贴、技术好，是个焊工，挺不错的，老婆死了，就想找个知冷知热的人，一起踏踏实实过日子。

大非开口了，像倒豆子一样哗啦啦的：我有一个丫头，我妈带，今年十五岁了，正在青春期，性子有些拧。你放心，等我们结婚，她还是跟我妈，不会让你为难的。

孩子、老人，一大家子，听起来挺热闹的，像是一种回归，她的心底生出一丝渴望。跟着大非一起上他家看望老人和他的女儿，老人胖胖的、笑眯眯的，打量她的眼神里满是欢喜，一个劲地说着：好，挺好，挺好，长得挺好看的。她瘦了很多，原有的清丽模样，也已经老了、有皱纹了，皮肤也暗了。而大非的女儿挺拔、高挑、美丽，正是青春最靓丽的时候，她羡慕她。两人站在那儿对望着，她笑了一下。大非让女儿叫阿姨，女儿尖锐地说了一句：听说你是扫大街的？

嗯，她用力地点了点头，比起她的过去，这实在不算什么。

女儿重重地哼了一下，说：我才不要扫大街的当我阿姨！

大非紧紧地拉住了她，呵斥女儿：阳阳，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叫阿姨！阳阳没有叫，而是瞪了大非一眼走了，说是去同学家。

大非和母亲留她一起吃饭，是臊子面，细长、筋道，汤调得十分均匀，每一粒肉或菜都与汤融为了一体，所谓的化境。她还是第一次吃到这样的臊子汤，一连喝了两碗，让她蓦地想起了没坐牢前的日子，无休无止地吃，快乐而自由。原来，她一直期待着这样一种家庭氛围，可是她错过了。现在也像梦一样，透着某种不真实，像是生活给予她痛苦的一丝缓解，过后，一切将恢复原状。

眼睛湿湿的，和着汤一起喝得干干净净的，甚至她还吸溜了两声，然后放下碗，说：真好吃。她灿烂地对老人和大非笑着，大非也笑了，说：那当然，我妈调的臊子汤是一绝，厂里谁家过事，都要叫我妈去调头舀汤。

母亲只是淡淡地笑着，并没有露出一丝像儿子一般的得意或骄傲，她注意到了英子的强颜欢笑，还关切地问了一句：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是不是汤不合口味？

没有，特别好喝！英子再次强调臊子汤的美味，老人放下心来，说儿媳妇都去世好几年了，儿子一直当爹又当妈，把姑娘拉扯这么大，挺不容易的。你们俩要是真成啊，那敢情好，互相有个照应。英子和大非互相看看，都笑了。大非大咧咧地说：肯定能成，妈。老人看她，她点了点头，说：大非人挺好的，您也这么好。老人乐得呵呵地笑了起来。

大非来看她，坐在橱窗台上，拿着一杯冰淇淋，静静地等待着。她走过来，一起坐在窗台上吃冰淇淋，她喜欢奶油的味道，从少女时代起，就嗜吃如命，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吃上，其中就有这美味的冰淇淋。大非说要装修房子，买新家具，约她哪天有时间一起去看。还说要见她的哥哥，问她备什么样的见面礼好。

冰淇淋在嘴里慢慢地融化，滑落进胃里，几分冰凉从心底升起，在喉咙口盘桓，牙齿格吱吱地响。她说：这冰淇淋挺冰的，老了，怕凉，下次别买了！

大非下意识地嗯了一声，继续说着冰箱和彩电、沙发和床，他执著于那些实物的式样和颜色，还有功能，像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也像是一个实物，具有木头和金属的混合质感。她想，她想要试着和一个物质产生碰撞和温暖，还有爱情。最后两个字总是让她觉得酸涩，似乎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词语，像空气，像风像雨，与她应该没什么关系，却颠倒了她的人生。

张余站在那儿，似乎略略有些惊讶，随即又释然，向大非伸出手，愉快地自我介绍：我是英子的男朋友，您怎么称呼？

爱情像是一场地震、海啸，顷刻之间就将一切化为乌有，所有的物质都随之毁灭。张余的几句话就击倒了大非，他站了起来，结结巴巴地问张余：你，你是谁，谁？

张余再次强调了身份，是英子的男朋友。

大非把脸转向英子，再次重复刚才的问题，只不过转换了人称：他是谁？英子，他到底是谁？

英子看了看街头，人来人往，车来车去，很正常，没有警车，也没有警察，此时是傍晚，警察下班了，文队长并没有接到她的讯息，那个小警察对她没头没脑的报案也肯定没当回事。或者，他们根本没有证据，没法起诉张余，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他与当年的那件案子有关。除非她亲自把他领到警察局，确确实实地告诉文队长：这就是张余，当年骗我十万元的那个人。但此时此刻，她不会，她不想把这件事扩大，不想让大非知道得更多。

于是，她淡淡地摇了摇头说：只是一个路人，有一次受伤躺在地上快死了，被我发现了，装在垃圾车上送到了医院里，他捡了一条命。

大非更加懷疑：你救了他，你是他的救命恩人？这背后似乎隐匿着无数的可能性，大非迟疑地看看张余，然后质问英子：那你还找我？他并不像外表那么憨厚，他什么都懂。

英子坚持道：大非，你误会了，我和他真的没有关系，就是在大街上碰着他了，送他去医院了，我们没有关系！她语气很坚定，当时，她确实是这么想的，现在也没有改变。

大非盯着她看，不相信地问道：没有吗？

她坚定地摇了摇头，大非又转过头去看着张余，说：你听见了，我媳妇跟你没关系，以后别再胡说八道，听见没？他向张余挥了挥手中的拳头。

张余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转过头看着英子，说：怎么了，你是不是生我气了？

英子也看着他，目光毫不躲闪，带着某种挑衅，一字一句地说：张余，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没有，以后没有，过去也没有，我们从来就不认识！我只是救了你，你不用为此过意不去，那天就是一头猪我也会救的！

她忽地从包里拿出一把瑞士军刀，原本是用来走夜路防身的，她将刀尖对着自己的胸膛说：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你要再来，我就杀了我自己！

张余一把抢过了英子手中的刀说：你干什么，从哪搞的这玩意？像真的一样！

他摸了摸刀锋：这么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可不要随便拿在手里，一不小心就把你自个划伤了。他的话充满关切和温暖，而且发自内心，根本没把英子的决绝放到心里去，好像英子在演戏，而且演得还挺像那么回事。观众是大非。

大非站了几秒钟，默默走开了，他的脚步很慢，好像有些迟疑。英子叫了一声：大非！他停了一下，但没转过身来。英子又叫了一声，就被张余捂住了嘴，听起来还像抱住了似的，大非就加快了脚步。

英子使劲推了一把张余，大叫道：你滚，你就是一个混蛋！你毁了我的生活，我讨厌你，我恨你，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你！

张余打了一个踉跄站住了，问她：我就不明白了，女人干吗老是这么口是心非？我们俩都那样了，你为什么还要跟别人相亲？你应该嫁的人是我、是我，懂吗？

不可能，不可能，她使劲地摇着头，她不可能嫁给他，永远都不可能。她要把他送进监狱，告诉文队长一切，他就是那个当年卷了十万元消失了的人。

张余看她不说话，以为她动心了，靠近她轻声说：晚上，我去你那儿。说完，两眼亮晶晶地看着她，

她盯着他，冷冷地问：去我那儿干什么？

他看着她的表情，有点讪讪的，搔了搔头，笑着反问：你说干什么？

她一下子就崩溃了，好像刚才的决绝和刚烈真真确确的是一场表演，观众走了，她的表演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她把头使劲地往旁边的柱子上撞，那个大水泥柱子很结实，一下就撞出了血。他忙把她拉住了，着急地说：我马上送你去医院，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她头上缠了条绷带，十分羞愧，几乎不敢抬头看任何人。他送她回家，门一开，儿子怀疑地看着他们。她强忍着痛，对他说：你回去吧！

他不放心，要跟她进去，她坚决地说：不用了，儿子会照顾我的。但就在这时，儿子竟然满面含笑地说了句：叔叔，您进来坐会。她一时惊讶地张开了嘴，他乘机而入，看到桌上的两盘菜和米饭，就赞许儿子：真能干，像个小大人一样！

儿子一点也没表示出反感，还主动说：叔叔，您也吃，我去拿筷子和碗。

他们像是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聊天，她甚至恍然以为，他们已经结婚了，正式办过结婚手续了，像所有合法婚姻那样，他们是正式的一家人。

但很快，这种假象就被打破了，儿子说一会儿要去同学家拿习题集，可能要晚点回来，让妈妈别等他。说完真的拿了一本书走了，门哐地一声，英子的心震了一下，恐惧、羞耻、担心各种情绪倏忽而至，空旷的屋子里又剩下她和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男人。后者正渐渐靠近她，那种强大的男人气息笼罩住她，让她恍惚以为这是爱情，理智告诉她这是陷阱。渐渐开始分裂的她变成两个人，互相指责、争斗，甚至动起了手，而她站在一旁，冷静地看着这一切。男人的手臂渐渐爬上她的脸，像蚂蚁一样，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噬她。

夜已经深了，儿子还没有回来。她要去同学家找儿子，他说：你知道是哪个同学家吗？当然不知道，她根本就不知道儿子去哪儿了，他平常跟哪些孩子来往、跟谁关系好，她从来都不知道。

他们一起来到大街上，等车的时候，她无意中转过头，看到银行取款机的房间灯很亮，里面有一个乞丐，还有她的儿子，他们都低着头睡着了，下意识地，头靠在了一起。

她转过头看着他，像是看着一团羞耻，紧紧地贴着自己，温热的气息一阵阵袭来，她感到灼热、羞愧，还想要躲避。她渐渐走向银行，身后，他亦步亦趋，像是她的一个影子，大大地笼罩住她。她的身影萎缩成一小团，额外地缀在一边，像是一个已到晚期的恶性肿瘤，等待一把手术刀的割离。那个潜意识的自己再次跳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理想中的刀，低下头弯下身子，一点一点地割那个光明中的一抹暗影，一次又一次，暗影去了又来了。潜意识的自己怀里抱满了阴影，有的开始掉落，砸在原有的阴影上，无数的影子蜂拥而来，紧紧地包围住她，她快要窒息。

她打开银行门，用手遮住刺亮的白光，低下头弯下身子，试着抱起儿子。比她还要高的儿子很瘦，但很重，她怎么努力都抱不起来。他要帮她，她不让。她摇动着儿子，叫道：新新，走，咱们回家去睡！

乞丐睁开眼睛，惊慌地看着他们，问：你们要干什么，抢孩子吗？

她万分羞愧，连说对不起，解释说：这是我儿子，我一直在找他，真不好意思！

乞丐怀疑地问道：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们是母子关系？

证据？她从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眼前睡得正香、脑袋亲密地搭在乞丐肩上的孩子真真切切是她的儿子，她从来没想过要证明这一点，周围的人也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事实。可现在，眼前的陌生人要她拿出证据来，她忽然感到十分无助，还有一种羞耻到死的毁灭感。

她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我是他妈妈，我本来就是他妈妈，我真的是他妈妈。

乞丐不信，望望她，又望望她身旁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搖摇头说：你们一点都不像好人，看看，一个缠着绷带，一个留着疤，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吧？得罪谁了，下手这么狠？

他手一挥，不耐烦地说：你这老头，怎么说话呢？这就是我们家儿子，查户口怎么着？让开！说着，他低下身子要去抱儿子。

滚开！英子忽然怒不可遏，发出了咆哮般的嚎叫，吓了屋子里所有的人，他们都惊愕地看着她，连儿子新新也在朦胧中哼了一声。英子恶狠狠地瞪了张余一眼说，这是我的儿子，是我一个人的，与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张余有点羞愧不安，搔着头喃喃地说：当然，当然，没人抢你的儿子。

她不再理他，低下身子叫儿子：新新，新新，你醒醒！

儿子换了个姿势，嘴里喃喃地说：再睡会，再睡会，天还没亮呢。她努力地抹开儿子的眼睛，说：看看，都这么亮了，咱回家去睡，妈给你把床铺好了。

儿子一下子醒了，坐端正了，急切地问道：谁让你进我房间了，你哪来的钥匙？

她一愣，刚才的话只是随口而说，她并没有进儿子的房间，自从换锁换钥匙，那个房间的大门就对她永远地关闭了，她曾经试着想要一把钥匙，但儿子始终不松口，她为此一直很失落，觉得儿子不信任她，可又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怪不得儿子。她懦懦地说：我没有，没有钥匙啊，你没给我钥匙啊！

那你怎么给我铺床？儿子步步紧逼。

她后退了，怕了，她说谎了，随口的一句话竟然是一句谎言，当着儿子的面被拆穿了，还有两个见证人，一个陌生人，一个是他。她打了自己一耳光，说：对不起，新新，我说错了，我没有铺床，我只是想让你回去，咱们回家睡觉，好吗？语气近于哀求。

儿子站了起来，说：好吧，走，回家！说完，往外走去，她忙跟了过去。

张余也亦步亦趋，好像她的影子。她有些恼恨，转过头恶狠狠地说：别跟着我！张余就站住了，在路灯的阴影里。走出好远，她回过头去，他还站在那里。她在想，如果我现在给文队长打电话，应该还来得及。

家属院门口的对面就有一个电话亭，她对儿子说：你先上楼，我去打个电话！说着疾步走到了对面，站在电话亭里，她看到张余已经走了，走得很慢，像是搞不清往哪边走。电话通了，是文队长，问是哪儿，找谁？

英子一字一顿地说：我是陈兰，我看见张余了。她说出了具体位置，还说张余正在路上走着，文队长摞下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她听到了远处的警笛声，她想像警车发现了张余，把他拉上了车，送到了警局，警察问他姓名、年龄、职业、居住地，还问他犯过什么事？她仿佛看到张余慢慢抬起头，看着警察茫然地说：没有。文队长一定会找英子去警局指认张余，她想她一定要去，为了儿子。

回到屋里，儿子还没有睡，从里屋走出来，问她刚才给谁打电话？目光凛然。什么时候起，儿子开始变得陌生，看她的眼神总是透着怀疑和不安，仿佛知道她内心想些什么。一边跟张余上床一边打电话叫警察抓他。她感觉自己的矛盾和不齿，她不相信，只有十二岁的儿子能看出她的纠结和恐惧。更不会想到，那个令她和儿子感情产生裂缝的陌生男人会是他的父亲。父亲，这两个字让她感到罪恶，他于这个家、于儿子是一种可耻的存在，从来就没有，以后、现在也不应该有。她开始想，文队长到底抓没抓到张余？如果没抓到，张余还会不会再来找她？如果找她，她要如何干脆利落地报警，将张余真正地绳之以法？

她走近儿子，摸着他的头说：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课呢。

儿子坚持要知道她给谁打电话，为什么这么晚？她随口说：给同事张姐，明天有点事，想让张姐替我一下。她说得那么自然，借口从嘴里跑出来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经过大脑，所以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谎言原来是会自然生成的。

这是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儿子似乎信了，去刷牙洗脸了。她坐在沙发上，努力倾听外面的警笛，但却一直没有响，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她有一种极度的疲乏和困倦，不知不觉竟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儿子从卫生间里出来，拿了一床被子轻轻盖在她的身上。

下

大非在楼下的院子里焊一只很大的狗笼子，他买了一只金毛，毛色油黑发亮，两只眼睛掩映在浓密的长毛里，闭着的时候看上去很懒散，只要睁开一条缝就透出锐利的眼神，好像随时要扑上来。英子想起了从前院子里的那只流浪狗，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死了吧？她慢慢走近它，蹲下身子，摸它的脖子，它懒懒地看了她一眼，舒服地闭上了眼睛。有一条很粗的钢链条将金毛拴在院子里的水泥柱子上，她摸了摸那链索，沉甸甸的，真是好钢。她问大非笼子焊了放哪儿？这么大一个东西，屋子里肯定放不下。

大非闷声闷气地说：给一个哥们焊的，人家正在做狗的生意，在青海那边搞了一个藏獒基地，现在藏獒挺值钱的，那哥们发了，什么时候带你去参观一下。

大非好像忘记了那天的事，还把钥匙给她让她上楼去喝水。她说不用，就坐在这儿陪着大非，还可以说说话。她问他母亲呢？大非说母亲信佛，每月初一十五都会去五泉山上香，这会应该在山上。说中午饭呆会出去吃。

他们吃完饭，大非送她去上班。两人间气氛一直很好，大非没有再提与结婚有关的事情，她也没有说张余，更没有说过去，心想，以后找机会再说吧。不知为什么，她内心里对报警抓张余这件事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甚至想就这样放过他，就当从来不认识他。

但大非提起了张余，他说：我看见了那人。

她一愣：谁，你看见了谁？她本能地认为是张余，还没来由地慌张。

大非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说：就那天找你的那个人，前几天在庙滩子那儿等车的时候，我看见他从一个院子里出来，那是农民房，还有条大狼狗在门口卧着。

张余怎么会跑到庙滩子，还住在农民房？英子恍然记起对张余居然一无所知，过去短暂而又热烈，却并不真实。现在，他还是一个影子，她只是见到他本人，听到他说这说那，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嘴里跑出来的，但从没有见过。她忽然产生了好奇，想去看一看张余到底住在哪里，真实的一面是怎样的？

大非接着说道：他好像在那里住，当时端了一盆水往外泼，那是下午，正是上班的时间。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大非转过头问英子。

我也不知道。英子摇摇头说：好像是开了一个什么公司，做广告。她想起公交站牌上的洗发水广告，那个明星她很喜欢，一头像瀑布一般美丽的长发。也可能他是个骗子，就是那么随便一说，那广告根本就与他没什么关系。

她让大非领她去那个地方看一下，他们去了，她看见了那条狼狗，懒懒地躺在地上，闭着眼睛，她进大门的时候只是微微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房主站在一旁，是一个中年男人。这是二层楼，二十个房间，每个房间二十平米，专门出租给外地人。男人姓刘，人们都叫他老刘。他说张余不在，上工地了。说着指了指远处一个新开发的小区，说：你们去那儿找他吧。

小区绿化得挺漂亮，像深圳一样。虽然英子从来没去过深圳，但她记得张余这么比喻过，也许张余嘴里的小区正是这个地方。区里区外，绿树成阴，鲜花盛开，幽静的小路，开阔的街道，那些并不高大的建筑是土黄色的，绿色玻璃，楼顶套了一圈蓝色，像是小时候看的外国童话故事。

真漂亮，住在这儿的都是些什么人啊？英子感叹着。

有钱人呗。大非打量着这里的一切，眼里虽然也露出欣赏和热切，但并不强烈，而且马上就发现了问题，地理位置太偏，离市中心太远，谁住这啊？

他们对于开发商把房子建在这么偏的地方有点不可思议，可又羡慕不已，这么好的房子，真可惜了！大非说：要是退休了，在这儿买一套房挺好的，每天在院子里锻炼锻炼身体，空气也新鲜。他长相憨憨的，说话翁声翁气的，而且一本正经的，把英子惹笑了。说：人家开发商花那么多钱，就卖给老头老太太？那能挣上钱吗？

销售处冷冷清清的，一个小伙子走过来问他们要买房子吗？他们随口说想看看房子的结构、价格，还問都有什么人买房子？这儿公交车都没有，上班挺不方便的！

销售处拿出一个完整的规划图，告诉他们公交公司已经在他们这里开辟了线路，马上就要通车，还说了中小学的规划位置，超市、商场，甚至还有一个省级医院的分院位置布局图，并指着远处的几块空地，说那里要建学校，那里要建医院，等等，都已经开工了，最迟后年。还问他们准备买个多大的，多少钱的，在哪上班？像他们这种情况，可以贷款，首期只需付房款的百分之三十，手续由他们来办。第一期房子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套了，是复式的，问他们想不想看一下？有样板房。

两个人跟着那个销售员去看了样板房，豪华大气。又看房间布局，二层，带天台，像过去有钱人家的洋房，一问价格，只要四十来万。英子飞快地算了一下，首付需要十二万，她的存款远远不够。销售员激情四溢地说：这个价格特别合算，天台是赠送的，等于是买一层送一层。

样板房的天台被蓬起来了，墙上贴了装饰画、打了壁橱，柜子里有酒和酒杯，树根造型的桌椅古朴稚拙，旁边是一个小花园，里面甚至还种上了一棵花椒树，当然都是假的。但英子特别喜欢这个天台，如果自己能拥有这么一个天台，坐在桌子旁看看书，喝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生活中所有的苦难都无所谓了。

销售员说，你们可以自己规划，按照你们的想法，可能会比这更好，更符合你们的要求。英子的脑海里马上浮现出各种电视上见过的最豪华的装修，家具店里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家具，还有个性化的一些小玩艺儿，比如一只蓝色的风铃，挂在进门的墙上。

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张余，戴着一只报纸折成的简易帽子，穿着一件月白色的工作服，衣服和帽子上都沾满了白灰，手里拿着一只板刷提着一只油漆桶，从楼的那头走过来，与他们打了个照面，几个人都愣住了。

还是张余反应最快，下意识地叫了一声英子，说：你们怎么在这里？看了看大非，又看了看英子。英子想也没想说：大非想买房，让我陪他来看看，这儿环境还挺不错的。转过头看大非，大非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英子接着问张余：你在这里干什么呢，你怎么穿得跟小工似的？

张余有点尴尬地笑了，说：这不，我们在这儿接了个活，人手少，我只好自己上了。还说他们在这里已经做了好几家了，并问英子看没看里面，更漂亮呢！

英子指了指旁边的销售人员，刚看过，确实挺漂亮的！

哦，张余似乎有些失望，看看大非，又看看销售人员。销售人员马上说：既然你们认识，那你就带他们去转转。还对英子说：您再考虑考虑，这个价格确实特别实惠。并给了她一张名片，让她想好了打电话，说完就回去了。

大非也想回去，英子就要跟着走，张余拉住了她，说：你不是来看我的吗，干吗要跟着他去？

大非就走了，没再回头。英子哎了一声，大非沿着楼梯下去了，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传得很远，一下一下，敲打着英子。

她一时茫然，看着张余。张余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他，知不知道？明知没有希望，你还要纠缠他，明摆着是利用他，你以为他是傻子呀？

她被戳穿了心事，脚底下就有点飘，但嘴还硬：不要你管，我的事你少管！说着挣脱张余跑了出去。

她撵上大非，两人走在了一起，但谁也不说话，一直走到公交车站，车很少，人也很少，他们站在那儿一直等着。隔着半米远的距离，大非在抽烟，她望着远处，时而回过头去看小区里的楼。天蓝色的边，尖尖的拱顶，像童话中的城堡，又像梦幻中的仙境。

大非也回过头去看了一眼那楼，说：你回去找他吧，我先走了。

车来了，大非上了车。她想跟上去，可又觉得毫无理由，就站在那儿发愣。车开走了，卷起一层尘土，很快又飘散了。

她将身子靠在一棵柳树上，树皮粗糙，疤节很多，但结实、宽大，靠上去很温暖，比人可靠。

再来一趟公交车还要很长时间，她不想等了，慢慢往前走去。街道很宽，但人很少，车也很少，她往回追溯，自己究竟是怎么来到这儿的，为什么？现在怎么会一个人？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什么也没干，也没有陪儿子。她本来想干什么来着，她明明记得早上出门时兴致勃勃的，信心十足，好像要干一件大事来着。但究竟要干什么，现在她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不知不觉的，她走到了张余住的出租屋。那个房东的房门开着，房东正在看电视，电视机旁边放着一只电话机。

她出现在门口，房东看了她一眼，问她找着了吗？这问题毫无头脑，她想不起来要找什么。

你不是找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吗，叫什么余的？

哦，她想起来了，是的，那个脸上有疤的男人，他原来没疤的，很英俊呢，说话也温文尔雅、很有魅力的，但现在可怜见的，住在这种荒僻的农民房里，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拿着板刷，在烈日下刷墙、刷天顶，挣着辛苦钱。

那些钱都去哪儿了，十万呢，在80年代，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对一个家庭尤其如此。他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都用到哪儿去了，为什么现在如此落魄？

她走进屋里，在沙发上坐下来，茶幾上放着烟和打火机，她点了一根熟练地抽起来。就是在那十万元消失以后，她开始用这种烟熏火燎的方法麻痹自己，直到进监狱。

老刘看着电视，也不说话，他们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各干各的事，想着各自的心事。时而有进出的人，有的和老刘聊一两句，眼神斜睨着她，她视而不见。好奇的人直接问老刘：谁呀？

老刘也看一眼她，好像在征询她的意思。她兀自抽着烟，仿佛没听见他们的对话，也没意识到陌生人对她的好奇。老刘就对那人说：该干吗干吗去！

屋子里一时又安静了下来。电视节目演完了，换了一个台，又换了一个，她的烟早抽完了，目光一直无意识地停在荧屏上。不知什么时候老刘已经出去了，院子里飘起了饭菜的香气，人们陆陆续续地都回来了，三三两两地往对面的房子捅去，香气正是从那里来的。院子里开始散落着吃饭的人，蹲着的站着的坐着的。有男的有女的，穿着上一律都显得陈旧、脏污，看不出原有的颜色。饭盆也是各种各样的，铝的塑料的不锈钢的。

她想像张余每天也这样站着吃饭，穿着这样的衣服，去找她时却换上一套干净体面的衣服，像个公子哥儿或者老板，他挺不容易的。

她站起来，走到电话机旁，拨打文队长的电话，文队长并没有初次见面时的激动，淡淡地说一句我知道了，就摞了电话。她一时愣住了，文队长怎么了，不想抓张余了吗？抑或是觉得她根本靠不住，对她提供的任何信息都不再理会，就让她自生自灭，还有很多的大案要案等着他们呢。

门口的墙上有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刚好映出她尖削的脸，眼神里透出明显的憎恶，还有仇恨。如果手里有把刀的话，也许她会把镜子劈碎。

张余回来了，还穿着那件做小工的衣服，纸糊的帽子倒是去掉了，脸也洗干净了，就露出了原有的清秀模样。他进大门直接往对面去了，跟人们打招呼、调笑。老刘给他打完饭，向这边努了一下嘴：等你一下午了。

张余转过头来，看到了她。她站在门口，好像在迎接他，脸上有一层微微的笑意，笑意下面有寒霜，她感到阵阵寒意。于是，笑溢开了，尽量显得十分开心，但笑的尾巴梢上有点苦，好像要哭。

张余走了进来，晃着手里的饭盒，问她：没跟那个大非走呀？眼里满是调笑，还有几分得意，似乎早就知道了这个结果。

她也笑了，说：我饿了。

张余把饭盒递过来，说：你肯定吃不惯，要不出去吃？

她看了一眼那饭，莲花菜米饭，有几粒白生生的肥肉，白得让她直起生理反应，她强忍住了，说：这附近没有饭馆呀！

张余指了指院子里的那辆摩托车，破旧不堪，她其实早就看见了，但以为是坏的。张余就发动车子，让她坐在后座上。院子里的人吹起了口哨，还有哗声，张余哈哈地笑着，她也笑，这次是真的，还有种很特别的感觉，好像第一次坐在男人的车子后座上，可以靠在前面的那只背上，很踏实。但一路上，她一直没有靠过去，甚至都没有碰一下张余的身体，两只手一直紧紧地抓住后座的两根粗钢管，生怕被甩出去。车虽破，但车速很快。

他们来到一家看上去还不错的饭馆，等菜时，张余说起在这个小区做的工程，总共有四家，同时开工，但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其中有一家快完工了。等把这几家做完，他赚了钱，也要在这个小区买套房子安顿下来。

她一直不怎么说话，只是做一个最好的听众和观众。他看上去一点不像个骗子，说的每一句话都透着认真和实在，没有虚幻的成分，没有高大上的理论，简洁明快，像唠家常一样，还透着某种亲切和信任。菜上齐了，热气腾腾的，略略地使张余的样子透出了几分不真实，好像起雾的样子，雾一散他也会消失。

她吃了很少的一点。张余说：你那么瘦，应该多吃点。她说吃不下，进监狱后人就开始迅速地瘦，以前是怕胖，瘦的时候也开始害怕，怕自己最后变成一把骨头，还没挨枪子呢，就自己先没了声气，没想到还活过来了。不由自主地又说到监狱的事，张余的表情就有点僵了，好像她是故意的，要破坏美好的气氛，要不断地撕裂伤口，一遍遍给他看，还要说伤口如何如何痛，可他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大概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有这种经验，更不会体谅其中的痛，之前之中之后的精神蜕变，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张余埋着头狼吞虎咽，仿佛饿了好几天，终于有一顿好饭，实在不能浪费了。但即使这样，他吃饭的样子看上去还是优雅的，从来不大张着嘴咀嚼，更不会塞满了饭接她的话荏，他只是速度很快地进食，后面好像有什么在赶着他。

她无意中抬起头，看到马路对面停着一辆警车，心里一瞬间掠过猜疑：可能是文队长，可又想不可能，他刚才的态度那么冷淡。张余问她在看什么，顺着她的目光探过去，哦了一声：大概是巡逻车吧，这一带不大太平，经常发生各种案子，还有过命案呢，我有一天亲眼看见地上躺着一男两女，全身都是血，一直流到那儿。他指着警车前面的一棵大树。

警车门打开了，下来两个警察，其中一个就是文队长，他也正在看她。她愣了一下，低声喝了一句：快跑！

张余并没有反应过来，也没有动，只是平静地看着她，然后转向警察，文队长走了进来。张余夹了一筷子红烧肉放进了嘴里，仔细地嚼着。文队长走过来，说：张余，跟我们走一趟吧！

张余站起来，嘴还在蠕动着嚼那块肉，咽下去才问道：我犯什么罪了？

文队长没有解释，向身边的小警察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小警察马上拿出手铐，铐住了张余的手说：你涉嫌一起重大的诈骗案，请到警局协助我们调查！还对她说，麻烦你也去作个证！

张余看着她，目光在探询。她说：我叫陈兰，耳东陈，兰州的兰。

张余不明所以，摇了摇头，很无辜。陈兰拿出钱包，里面有一张她二十八岁时的照片，那是认识张余后她特意去相馆里照的，里面的她很胖，眼睛、鼻子、嘴巴挤到了一起，但很开心灿烂地笑着。那个小警察凑过来看了一眼，问这是谁？

没有人理他。

晚上十二点她才回到家，远远的，她看到儿子站在楼门口，穿着一件薄毛衣，整个身体都缩在一起，嘴唇已经哆嗦得说不出话来了。她急忙脱下外套，搭在儿子身上，紧紧搂住他，往家里走去。

她问儿子站在这里多久了？儿子没精打采地说：没多久，做完作业我就站这儿等你，我想你肯定会回来的。儿子已经冻透了，一直打着颤，说出的话也是哆哆嗦嗦的。他还说，妈妈，我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等我考上师大附中我就住校，再也不妨碍你了。

她的心一震，不知道说什么好，想搂紧儿子，又觉得自己不配，反而松开了手。儿子却往她身边使劲靠了靠，似乎想要一丝温暖，她就搂住了他。儿子的身体越来越软，上楼时几乎完全靠在她身上。她返身抱住了儿子，问他：你怎么了？手碰到儿子的脸和头，巨烫。

儿子住院了，发高烧，嘴里一直说着胡话，一会说有白马来接他，的的的，驮着他去了一个很美的地方，有妈妈、外公、外婆，外婆做的饭可好吃了，他吃了很多很多；一会又说看见爸爸了，给他买了一个遥控飞机，他们在一起玩，飞机飞得很高，后来就不见了，爸爸也不见了。过了一天一夜后，才慢慢安静下来，又足足地睡了一天一夜。第三天，儿子睁开眼睛时，她正好去了厕所，刚一出来，就看着儿子穿着睡衣睡裤站在厕所门口，看见她虚弱地叫了一声：妈妈，我想喝小米粥！

小米粥里放了糯米和瘦肉丁，儿子小时候她母亲经常给他做，还给他擀小面条，放胡萝卜丁和鸡蛋。儿子喜欢吃的许多东西都是她母亲做的，而她什么都不会。以前是母亲做，母亲走了以后，儿子帮她做。迄今为止，她做过的饭屈指可数。

儿子很喜欢吃，还一个劲夸她做得好，比外婆做得好。儿子是第一次这样说，以前他总说她笨，什么都不会，还没他做得好。儿子开始夸奖她了，透着一种生分，从前的无所顾忌、亲密无间一下子被扯开了。她想向儿子保证些什么，又觉得说什么都是谎言，儿子已经不相信她了，只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在心在，她不在，说什么都是多余。

儿子的病时好时坏。医生说可以出院了，儿子就开始不舒服了，不是头疼就是浑身没劲，还让她把书本拿来，就在病房里看书做题，还说，反正没几个月了，他可以不用去学校了，自学，然后参加毕业考试。

她请了一个星期假，又续了一个星期。单位的同事来医院看儿子，问她什么时候上班，人都排不开了，这段时間大家都忙得很。

她还没说什么，儿子已经开始头疼，还说眼睛疼、嗓子疼，浑身没劲，让叫医生来，他要输液。同事们面面相觑，只好说走，儿子马上说：阿姨，再见。还催促她赶紧去叫医生，他疼得受不了了。

她去送同事，他们站在楼道里，同事问她：儿子到底啥病啊，看着好好的，怎么老是不舒服？你要好好检查一下，千万别留下什么病根。她连连点头，又满心歉意，既为给他们添麻烦了，又为儿子刚才的态度。同事倒不介意，还让她安安心心的，孩子最重要。

大非来了，带了很多吃的。以前儿子不愿意见到张余，但现在对大非则更是警惕，对他的食物看都不看，眼神里充满“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愤怒和绝望。他甚至当着大非的面问：张叔叔去哪儿了？我想他了，他上次给我买的遥控飞机可好玩了，你下次给我拿过来，我要在这儿玩。那只飞机连包装都没拆过，还原封不动地放在阳台上的那只玩具箱里。

大非问儿子：张叔叔经常去你家吗？

是啊，他几乎每天都去，还住在我们家，像我爸爸一样，给我买遥控飞机和文具。看，这本书也是他买的。一本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是英子买给他在医院解闷的，可他说起谎来像真的一样，大非一下就相信了。英子想解释，估计没有丝毫胜算，就没有吭声。她第一次发现了儿子撒谎的本领，而且当着她的面。如果是在家里，或在平时他健康的时候，英子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或者会严厉地斥责。但现在，谎言与她有关，而且是在医院，当着一个本来是她拉来当替身的大非，她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大非也不需要听她说什么，此时此刻，他认为童言无忌，真相已经被儿子揭开，她再说什么都是欲盖弥彰。她低着头忙着给儿子和大非剥核桃吃，先是用夹子夹开，然后仔细地把上面的黑皮撕掉，递给大非，不接大非的目光。大非接过去放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嚼起来，还笑着跟儿子说话。她飞快地瞭了一眼大非，他的表情看起来比哭强不到哪里去。她的心里就充满歉意。大非是这么多年来唯一真心待她的一个人，但她没有福气，从今天起，他们将永远地错过了。

她送大非从医院出来，大非怏怏的，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走到路口时，大非才说了一句：我下个星期要去青海送狗笼子，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去看藏獒？

她的心一下被點燃了：可以吗？她以为以后都没有机会再见到大非了。

大非很肯定地点头：当然，那是我朋友，他养了很多藏獒，各个品种都有。

英子想带儿子一起去，刚好散散心，他也就再没有理由赖在医院了。儿子显然动心了，兴致勃勃地问了好多狗的事情，还问坐火车还是卡车，他喜欢大卡车，座位很高，有一种俯视众生的感觉。

坐在大非的大卡车里，儿子左看右摸，问东问西，只是不直接问大非，每次都由英子转话。大非也知道他在问自己，每次不等英子转过来就直接回答。儿子慢慢地就撇开了英子，和大非亲呢起来。

基地离青海湖很近，不时有游人被带进来参观。藏獒们都被用粗大的铁链子拴着，一个个懒洋洋的或躺或卧在地上，闭着眼睛，似乎在睡觉。除了长相凶悍外，与别的狗没什么区别。但因此而击退了大批游人，他们只是远远地看着，指手画脚，却一步也不敢靠近。

英子的手紧紧拉住儿子，儿子却总是跃跃欲试，非要走到近前摸一摸，被大非的朋友老张拦住了。那是个长相粗犷的男人，可能是长期在高原生活的原因，面颊黑红，穿着打扮也像个藏人。他本来是大非的同事，到青海养狗也是近五年的事。

英子问他有没有像毛毛那样长相的狗？她极力地描述着样子，老张笑了，说那种土狗卖不上价钱，但小孩养倒合适，他可以帮小朋友找一只。他是对着儿子说的，儿子绷不住开心地笑了，指着一只小小的黑色藏獒，说：我想要这只。小家伙毛色光亮，眼睛漆黑，萌萌地看着他们，好像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还配合地立起身子，躬起腰，做了个漂亮的跳跃动作。但老张说这不行，别看小，这是个大狗，将来能长这么高！他比画着，到他的胸口那儿。

儿子更想要了，眼睛一直盯着小狗，还走到它跟前，摸它的毛。狗很舒服的样子，两个小家伙看起来像亲兄弟，你来我往，十分亲密。大非就说老张，你给他养几天吧，这孩子多喜欢！

老张说行啊，一只狗而已，但事先声明，藏獒这东西一离了高原就不容易活，很难养呢！他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大非问儿子听懂了没，养狗很麻烦的，会生病，还要吃好的，就像照顾一个小孩子一样。儿子抱着小狗，一个劲逗着它玩，嘴里只是嗯嗯的，不断地点头，临了说：谢谢叔叔！

周末，英子和儿子去餐厅吃饭，看见了房东老刘，心里腾地一热，好像张余的影子。老刘也看见了她，眼神奇怪地挑了一下。结完账，他特意走到他们这一桌来，说：张余被抓了，你知道吗？

她知道，是她给警察打的电话，并前去作证。但张余并没承认，他对十三年前的诈骗案一无所知，还说那时他在陕西老家待业，从来没出过远门。所谓的广告公司是后来的事了，虽然他不是老板，但的确在那里干过，老板是他的一个舅舅，舅舅跑了，他代人受过。后来的事她就不知道了，一个多月了，不知道文队长他们查到证据了没有。

老刘说：听说，他在老家杀了人，他老婆跟人做那事被他撞见了，那人从窗户里逃走了，他把老婆杀了，然后逃到了这里，用的是化名，他真名叫李鱼，钓鱼的鱼。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杀人？

半年多了，他老婆的弟弟还追到北城来差点把他砍死，要不是被一个清洁工发现，他这会已经是个死人了。顿了顿，老刘说：我那儿还有一些他的东西，你要不要去拿一下？

她转过头看了看儿子，儿子正夹起一块红烧肉给小狗喂，一个多月的工夫，小狗已经长高了不少，有原来的毛毛那么大了，毛色更加黑亮，两只眼睛亮晶晶的，非常活泼，它没有毛毛的那股子讨好气，看见老刘低低地吼着。儿子没有理会，只是夹着红烧肉，开心地说：吃呀，吃呀！

她点了点头，说：改天吧，去之前我给你打电话。

儿子问她：那个人要死了吗？

她嗯了一声：应该会吧，他杀了人，杀人是要偿命的。

儿子看着她：你和一个杀人犯在一起？差点让他做我的继父！

她愣了愣，然后笑了。是啊，她不是跟骗子，就是跟杀人犯，眼前的儿子就是证据，是抹不掉的过去。儿子曾经问过她，父亲是谁？她不看他，说他没有父亲，他是个试管婴儿，就是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放在试验管里结合而成的，与人没有关系。儿子不理解，说：那岂不是怪胎，像外星人那样？这比之前堂兄弟们说他是骗子的儿子更可耻。儿子很不能接受，从此不再问她这个问题，

她慢慢地说：是啊，幸亏被警察抓走了，太可怕了！

狱警喊张余：你的未婚妻来看你了！张余疑惑地走出来，看到英子，眼睛亮了，疾步走过来，站在那儿问她怎么过来了。英子指指电话，他拿起来把刚才的话重复一遍。英子笑笑，说：你不恨我？是我告发的你。

张余摇头，说：你也很不容易，骗你的那个人应该下地狱！

英子一时恍惚，自己真的认错人了？他不是十三年前的那个张余，而是李鱼，一个逃亡的杀人犯。这更可怕，以前骗的是钱，害的是心，现在则有性命之忧。这个世界一直像一只网，紧紧地扣住她，让她几乎窒息。更要命的是，儿子身份不详。她看了看张余，心里甚至有一丝希望，他就是那个骗子——孩子的父亲，这样，自己八年的牢狱生涯好歹有一个去处。而现在，他只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杀人犯。曾经有过的憧憬、热烈仿佛是幻觉，只是在她的心灵上游弋，并未在她的身体上留下过什么烙印，她紧紧地抱住了双臂。

张余似乎有些悔恨：本来，我想要娶你的，我在那个小区买了套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字，年底我们就可以结婚。

跟一个杀人犯结婚？她讥讽地笑了，仿佛在听一个笑话。自己已然是一个笑话，前半辈子被骗，后半辈子又滚在了刀尖上，这是什么样的人生？她冷笑了一声。

张余并不以为意，自顾自地说下去：那个房子十月份交工，到时你可以拿着合同去取钥匙。

她说：我有房子，干吗要你的房子？

张余愣了一下，笑了：要不你就卖了，给我当纸钱烧，反正我也没什么亲人了，要钱也没用。还说，合同就在他的包袱里，在老刘的农民房里，让她有时间去取一下，他给老刘嘱咐过的。

文队长过来送犯人，两人在看守所门口遇上了，英子问他张余的案子有什么进展，文队长摇摇头说：他可能真的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英子笑了：不是也好，真他妈没劲！她说了句脏话，从知道被骗的那天起，脏话就种在了心里，各种刻毒、诅咒的言词不时冒出，好像就此惩罚了那个坏人，抑或减轻了自己的罪。但一直卡在喉咙里，一次也没有冲出来过，今天是第一次。她非常意外，却异样地痛快，好像一直阴霾的天空忽然晴了，太阳出来了，她就笑了，笑得很放肆。

文队长看看她，不再理她，直接押着犯人去看守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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