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珈谊

摘 要：夏目漱石（1867-1916）被称为日本近代文学中的“明治文豪”，其作品跨越时代深受不同年龄层读者的喜爱。本文聚焦夏目漱石的《三四郎》、《从那以后》两部作品，以女主人公美弥子和三千代为研究重点，结合明治时期的女性生存、思想状况进行分析，解读夏目漱石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揭示女性的自我觉醒与“家”的压抑造成的时代悲剧。

关键词：夏目漱石；女性形象；新女性；良妻贤母；家父长制度

指导老师：郑礼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3--04

一、夏目漱石文学与女性主题

关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水田宗子指出：“长期以来，女性未能得到如实的描绘、未被赋予理解的自由。女性只能长期被迫接受男性作家塑造的理想化女性形象。”男性作家们所塑造的理想化、模式化的女性形象，无非是“清纯的少女”、“贤淑的妻子”，或是与之截然相反的“恶女”、“魔女”。

在前期许多作品中，夏目漱石对处在明治“文明开化”这一社会转型期的男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内心都进行了细腻、深刻的描述，然而，女性人物大多只是作为男性人物的陪衬出现，极少出现内心独白，女性表达自我意识的话语常被男性所剥夺，甚至想要追求自我的女性被作品中的男性集体排除在外，女性的真实声音被男性取代，女性的自我表达被压抑。

纵观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从处女作《我是猫》（1905）中的金田富子开始，经《三四郎》（1907）的美弥子、《从此之后》（1910）的三千代、《门》（1910）的阿米，直至《明暗》（1916）的阿延，女主人公的出场与揭示作品主题密切相关，作家漱石塑造的女性人物不仅在作品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其女性形象也有許多共通之处，比如具有娴熟温柔的外表和细腻的内心等。

夏目漱石对女性形象的描绘，或是以三角恋爱关系为背景，或是以婚姻生活为背景，女性人物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过程中屡屡受挫，究其原因在于明治时期的家父长制度导致的压抑。这样的时代困境在《三四郎》、《从那以后》中女性主人公面临的婚姻选择中尤为明显。譬如《三四郎》中的阿光，长相漂亮、气质动人，家中也有富余的土地，被三四郎的母亲视为理想的相亲对象。阿光体现的是一种前近代的婚姻观念，以门当户对为优先，被父母之命所主宰。与此相对，其后登场的美弥子和良子二人，虽然抱有自由恋爱的现代婚姻观，但身为妹妹，一旦作为一家之长的哥哥选择结婚，为了不成为“家”的负担就不得不离开并选择同其他男性结婚。对此，中山和子在《<三四郎>――“买卖婚姻”与新女性们》一文中指出，表面被视作近代“新女性”的美弥子，实则处于“家”制度下的买卖婚姻的困局。

跳脱传统的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解读框架，石原千秋与小森阳一着眼于家族问题并分别提出了独特见解。石原千秋的《作为反=家族小说的<从那以后>》将长期以来的解读焦点从三角恋爱转移到家族符号，具有开拓性意义，该批评关注代助和“家”的关系，提出“近代自我的确立这出戏码，正是由代助这样的被‘家排除在外的男人们在‘家的边缘演出的关于‘家的话语”。主人公代助大学毕业后仍接受父亲每月生活费的援助过着高等游民生活，在“长井家”中被“家”边缘化，受“孝”的儒教道德与“家”的伦理道德的压抑，面临着作为回报父母养育之恩而被家族安排“政略婚姻”的命运。另一方面，小森阳一在《漱石的女人们——妹妹的系谱》中将美弥子的结婚问题与良子相比较，指出女性作为“妹妹”“被当作物品交换”的相同命运。“家”制度下的女性宿命是美弥子和三千代共同面临的人生难题，因此，将《三四郎》、《从那以后》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并行考察具有现实可能性和意义。

上述文学评论提出的具有启发性意义的研究拓宽了夏目漱石文学作品的解读视角。本文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论对漱石文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剖析，考察被男性阻挡隔绝的女性形象，深入分析作家漱石的女性问题意识，探明抑制女性话语的文化构造。结合明治家族制度、女性教育等时代语境，分析《三四郎》《从那以后》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美弥子和三千代的女性形象。

二、明治末期的女性形象

小说《三四郎》、《从那以后》创作于明治四十年前后，正值日本社会女权主义思想萌芽，女性观新旧交替、急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江户时代以来的“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女性观仍有所残留。另一方面，女性解放论、男女平等论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以杂志《青鞜》为代表的“新女性”们对以往传统的由家父长制度支配的男权社会及“贤妻良母”为核心的家族文化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开始追求人格独立、性和恋爱自由，并探索女性参与社会活动的可能性。

1898年颁布的明治民法中规定，作为一家之长的“户主”（一般为父亲或丈夫），对家族成员的婚姻持有同意权，户主有权将未经同意擅自结婚的家族成员从“家”中除籍。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的通告中承认妻子具有离婚请求权和诉讼权，但同时又规定离婚申请书中必须附有父亲、兄弟姐妹或亲戚的同意书，女性想要实现离婚的诉求相当困难。1880年制定的“新律纲领”，仅针对妻子的不贞行为规定了通奸罪，可见刑法上夫妇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虽然明治初期提出了“四民平等”、“一夫一妻制”等原则，但在“户主权”、“家督相继”、“男尊女卑”为中心的“家”制度下，婚姻是无视个人意志全权由父母决定的，女性的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主。不仅如此，民法中还存在诸如“妻子必须改姓丈夫姓”、“妻子不具有家长权”等一系列不合理的规定，女性婚后虽成为夫家家族的一员却只是“家”的附属品，在家族和夫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低下。

1899年公布的“高等女学校令”确立了女子中等教育制度。当时的高等女子学校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教育目标，女学生们从女子学校毕业后大多步入婚姻“成为丈夫的好妻子、孩子的好母亲”，贤妻良母主义随着近代女子教育体制的确立而深深地根植于日本社会以及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之中。追根溯源，将女子教育的目标确定为“贤妻良母”是日本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的主张，其本意是从强调母亲的作用来论及女子教育的必要性，然而却将女性的活动空间限定于家庭中，忽视了女性的人格和社会存在价值。

辩证地来看，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提高了日本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为“新女性”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1911年杂志《青踏》的创刊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运动光辉时代的来临，“新女性”们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恋爱、婚姻、家庭、性等问题的强烈关注。《青踏》的创刊人平冢雷鸟提倡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走出家门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她在1912年《青踏》四月号中以《给世上的妇女们》为题对贤妻良母主义提出质疑，“‘结婚是女性唯一的生存之路、‘贤妻良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世上大多数的女性难道不应对此产生根本的疑问吗？”平冢在《中央公论》上发表的《新女性》一诗可以代表当时“新女性”们的心声，她这样写道：“我们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希望拥有属于我们的生活，我们为此而努力着。新女性不仅要摧毁构筑在男性利己心上的旧道德、旧法律，还要以日日更新的太阳之明德，在心灵上建立我们的新宗教、新道德、新法律，去创造新世界。”

三、《三四郎》：“新女性”美弥子的时代宿命

《三四郎》中对美弥子的多处描写体现出其近代自我觉醒、追求自由恋爱的“新女性”特征，然而在家父长制度支配的日本社会中“新女性”背负着不得不依靠男权生活的宿命，纵观漱石文学最能体现这一矛盾的女性形象是《三四郎》的女主人公——里见美弥子。

美弥子精通英语、油画、小提琴，所接受的教育超出明治时期女性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在身为高等学校教授的广田先生、国际知名物理学研究者野野宫君、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三四郎和与次郎这些本乡文化圈的男性知识分子们面前，依然能优雅大方地参与话题并侃侃而谈。才学出众的美弥子拥有写着“里见美弥子”、住址“本乡真砂町” 的名片，正如小森阳一所说，明治四十年代这是具有重大意味的事，名片作为人们社会身份的象征符号，拥有名片体现的是美弥子对自己“身份”的追求與被外界认同的渴望。不仅如此，美祢子还拥有自己名下的银行存折，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自由支配权，但可供支配的也仅仅是“存折”上记载的金额而已。另外，美弥子的行动中也无不透露着“新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譬如在第五章观赏菊偶中，美弥子过桥时“她的步伐落落大方，直朝前迈，没有那种扭捏作态、故意撒娇的摸样儿”也“根本不在乎一身漂亮的衣服要被弄脏”，说着“不，我能行”婉拒了三四郎伸出的手，这些细节都表露着美弥子不依靠男权，追求独立、自由生活的内心。此外，受教会传播的基督教思想、结婚观、家庭观的影响，美弥子具有主动贯彻自由恋爱的强烈意志。小说中美弥子借由良子向野野宫提出“一起去看演出”的邀约，这在女性主动告白、申请结婚十分罕见的明治社会，实属超越世俗道德的大胆行为。

然而“新女性”美弥子在三四郎眼中却是“谜一般的女子”，文中构成“谜”的装置之一便是美弥子的眼睛。两人凝视之处截然不同，三四郎眼望着水中，美弥子的视线则落在远处，视线的差异体现的是内在精神世界的不同。正是由于乡村青年三四郎无法理解美弥子身上超越时代的“新”的内涵，才使得“新女性”成了谜。譬如第四章打扫广田先生新居的间隙里，美弥子同三四郎并肩而立，白云正从天空中飘过，美弥子指着其中的一团说道：“很像鸵鸟的boa（注：指长毛围巾。这里可能是用鸵鸟的长头颈来作比喻），对吧？”三四郎不知boa这个词的意思，将前几日从野野宫君处听来的话原样照搬，形容白云是雪霰。美弥子却说：“是雪的话，就毫无意思了”“云嘛，总得是云才行呀。否则，还有什么意义要这么远眺呢，是不是？”，对“白云”的不同理解中也可一窥美弥子与三四郎思想的差异。

多数先行研究都指出结尾处美弥子的结婚过于唐突，以往的解读对美弥子的结婚对象——头戴黑帽、架着金丝边眼睛的“年轻绅士”持否定态度，认为美弥子的结婚是一种“妥协”、“自我放弃”。其实“年轻绅士”仅在三四郎的视角中显得“很有男子风度”罢了。这位“年轻绅士”在与美弥子结婚前曾是良子的相亲对象，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身为里间恭助的妹妹的美弥子，其婚姻决定权掌握在“里见”家的户主，即恭助手中，女性不过是可供交换的“性商品”，嫁与谁都是一样的。美弥子的婚姻选择象征着日俄战争后“新女性”们的共同命运，即女性除了出嫁结婚，将自己作为性商品让渡给男性，别无其他的生存出路。在笔者看来，美弥子的唐突结尾并非是囿于传统观念、无法逾越世俗伦理的鸿沟而选择的“精于算计的婚姻”，而是当美弥子意识到时代的局限性及受家父长制度所压抑的女性宿命后，力求最大限度的自由而主动选择的“自我放弃”，选择了同本乡文化圈以外第三世界的“年轻绅士”结婚。儒教道德影响的家父长制度下的封建主义婚姻与西方文明基于个人意志提倡的自由恋爱，两者思想相互交错导致了美弥子成为了时代语境下“迷途的羊”。

美弥子虽然“拥有超越一般女性的自由，过着万事如意的生活”，却无法逃脱来自父权社会的“结婚制度”这一牢笼的束缚，终究只是一位依靠哥哥抚养，无法真正自立于社会的普通女性。结合明治末期的女性生活方式考察，《三四郎》发表的1908年，受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就业率不到女性整体的三成，即有教养有学识的女性没有发挥能力的场所，社会还未形成能满足女性家庭·育儿与事业兼顾的完备体制，美弥子身上折射出的女性悲剧，是明治末期女性的共同宿命。

《青踏》的创始人平冢雷鸟曾这样批判漱石的女性问题意识“近代男性文学家们，乍看之下仿佛是具有进步的新思想的人，可一旦遇到了实际问题，特别是有关妇女问题时，陈旧的观念一点儿没变……譬如夏目先生就更封建了，对新女性的本质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理解。” 作为生活于明治时期的作家，即使有留洋归来的经历，漱石的恋爱观、婚姻观仍然是保守的，理想型依然是日本传统的沉静内敛，温柔体贴的女性。上述女性观影响了漱石笔下的女性形象，“新女性”虽然具有新时代女性的情调，懂英语有教养、会欣赏油画和西洋音乐，但在结婚相关的选择中却是保守的。然而被平冢雷鸟斥为“封建”的漱石的女性观，其背后深藏的是作家漱石对“新女性们”的思考和批判，“新女性”们果真能在婚姻中贯彻自我意志吗？通过刻画女性形象，不断将女性问题纳入作品，漱石表达了对新女性命运、女性问题的关注，也体现了作家漱石的伟大之处。

四、《从那以后》：“自然女性”三千代的生存悲哀

“三千代有一双典型的双眼皮，眼皮上的线条很漂亮地重叠着”、“皮肤白皙，头发显得尤其黑，脸蛋呈长形，眉目清秀，长得像是画在旧书里的浮世绘”。《从那以后》中作为传统古典美人形象登场的三千代，其容貌无疑是夏目漱石心中的理想女性。与《三四郎》中自我意识强烈的“新女性”美弥子不同，三千代通常被认为是柔弱、无个性、传统的女性。可事实上三千代不仅拥有坚强的内心，还具有敏锐的直觉与明白事理的头脑。面对自己的孩子刚出世后便死去的打击她并非一味消沉，即使被心绞痛折磨身体孱弱也小心照顾着丈夫平冈，甚至不惜四处奔走向代助借钱以缓解家庭经济窘境；一句“这似乎有点自我欺骗了吧”显然是看穿了沉溺于高等游民生活的代助其自我正当化的言辞。正如片山礼子所述，“三千代乍看是一位顺从听话的女性，但实则是具有个性和自我意识的女主人公”。（注：片山礼子 「夏目漱石『それから』で描かれた女性表象ーー三千代の「自我」」 『旭川大学紀要』2007 pp.47-56）

《从那以后》以男主人公代助的视角展开故事情节，描绘了代助与时隔三年再次相遇的朋友平冈的妻子——三千代之间心灵相通却违背伦理道德的“自然的爱”。以猪野谦二为代表的评论家们将《从那以后》视作“日本近代小说中的一篇纯爱小说”，其中代助对三千代告白的第十四章节“充满令人屏息凝神般紧张与美，是这部小说魅力的根源”。随着文本研读的深入可以发现在两人“自然的爱”中真正起引导作用的是三千代。如同佐佐木英昭在《夏目漱石与女性》中指出的那样，漱石所描绘的女主人公在两男一女的三角恋爱构图中往往处于积极主动“选择”的地位，看上去被动的三千代，在拜访代助时带着能够唤起两人共同回忆的百合花。纯洁无垢的“百合花”作为唤醒两人“自然的过去”的小道具，在艰难险阻的真爱之路中激励着代助，肩负着推动两人爱的发展的重要作用。

通过使用“百合花”“铃兰”这些植物，三千代向代助表达了爱意，唤起了同代助共有的“自然”的过去，促使代助觉醒并反抗家族安排的政略联婚。小说第十四章中这样描写道，“代助在雨中、在百合花香中、在重现的昔日情景中，找到了纯真无邪的和平的生命。这生命的里里外外不存在欲念、不存在得失、不存在压抑自身的道德成见，这生命像行云流水那样自由自在。一切都是幸福的，所以一切都是美好的。”百合花在西方基督教中象征着“纯洁”的含义，也有传说认为百合花是夏娃在伊甸园中偷食禁果被逐放后留下的悔恨的泪水灌溉生长而成，具有“后悔”、“罪”的含义。因此，此处的百合花不仅是将代助与三千代引向没有虚伪道义、纯粹的“自然的过去”的灵性之物，也象征着沉浸在百合花香中互诉爱意的三千代与代助两人不得不承担的 “爱的刑罚”。在明治民法与家父长制度所支配的“家”的制约下，三千代作为平冈的妻子，同代助是不可能结为夫妻的，两人之间的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自然的爱”是没有未来的。或许正是余命短暂赋予了三千代面对爱情积极主动、毫不畏惧的勇气，她所追求的不过是在短暂生命中依靠代助的爱而活，同考虑物质条件、现实可能性而畏畏缩缩的代助相对比，面对“自然的爱”做好了“死的觉悟”的三千代更显得悲哀。

如前节所述，明治民法规定户主具有结婚同意权，即婚姻不受结婚双方意志左右。同《三四郎》的美弥子一样，三千代也不得不服从基于“家”的意志的结婚制度。未婚前，女校毕业后的三千代上京跟随兄长管菅一起生活，然而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深造学业，而是听从兄长安排物色一位出色的男性结婚。《从那以后》中虽然对“自然的过去”中三千代同平冈结婚的原委未作详细说明，但面临母亲和兄长同时因病去世、父亲破产的现实，管菅家族解体后无依无靠的三千代作为一名女性想要在社会存活下去，就不得不通过结婚寻找可以依赖的经济支柱，即接受代助的撮合嫁给平冈。同平冈的夫妇关系早在三千代小产身体虚弱之后便开始恶化，无法生育的三千代在明治时期贤妻良母的意识形态下，失去了家族承继抚育子女的功能，也就失去了存在价值。即便是之后与代助两人正视“自然的爱”企图和平冈坦白时，三千代没有自行解释的话语权，并且代助向平冈宣布时说出“把三千代给我吧”平冈竟然也说出：“嗯，给你吧。”，可见无论是代助还是平冈，内心深处都只将女性当作附属品，三千代病重将死的结尾也暗示了，在男性充当经济主体的明治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女性根本无法自由选择、解放个性的现实悲剧。

五、女性的自我觉醒与“家”的压抑

《三四郎》的美弥子，《从那以后》的三千代，通过聚焦分析两位女性的人物形象可以一窥文明开化的特殊历史转折期中女性的生存时态与面临的时代困境，一方面“新女性”们努力想摆脱“家”的束缚，追求自我、个性解放，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另一方面日本社会中前近代的封建思想旧态残存，女性们虽然接受了西方文明中自由、平等的新式教育，从思想上意识到了个性解放、追求自我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自由平等的爱，但仍无法逃脱被家父长制度支配的“家族”，贤妻良母的女性生活方式和旧式的社会道德、价值观念，贯彻个人意志而生活，这是时代语境造成的女性悲剧命运。女性的悲剧命运源于文明开化的不彻底，西方的现代思想并未彻底改变日本社会，传统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美弥子、良子之流的女性们大胆追求的自由恋爱，其本质是追求从长期受“家”的父权制度压抑中解放出来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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