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勇

1

若干年过去，又过了若干年，我始终不愿回忆我跟杨萌那段清浅如水的时光，连触碰一下都像会揭开一个惊天秘密那样，对任何人都只字不提。我曾经多么想把一切忘记，我在杨萌给我的唯一一张照片的脸上贴了指甲盖那么大一片白纸，多次搬家后，那张贴了白纸的照片不记得被夹到哪本书里去了，想找，不知该从哪本书翻起。而现在，我却急于写下来，不为别的，是为对抗遗忘。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记忆力雪崩式衰退，想象力却像入夏的野草，稍不留神便欲与天公试比高。这种此消彼长一天天加剧，令人恐怖，一旦记忆失真甚至消失，我便彻彻底底成为一个只有去途没有来路的人。

想想这人世间，谁不是这样呢？

2

想到杨萌，首先跳进我脑海的是“四月”，对，四月，这是个表示时间的情景，这是大西南神秘的横断山区、深邃的安宁河谷的四月。四月浩荡的河谷风搓揉着我刚洗过的头发。我扭了扭脖子，甩了几下脑袋，头发就干了。

从宿舍到教室这段路我走得特别轻快，暮春的阳光在我干净的发丝上闪着乌黑的光芒，这光芒如此活泼，蹦跳着，从这端，刺溜一下滑到那端。

突然，从一堵围墙的后面走出一个女孩，横在我前面，定睛一看，杨萌，我大好的心情好似电灯被拉了闸门，一瞬间沉入黑暗。她威名在外，我怕她怕得要命，我不知道她会拿我怎样。

按照惯例，两个星期前，学校对初三年级进行分班考试。考得好的，也就是将来可能上高中或者中专的，放在一个班，叫快班；剩下的都被撵到慢班去。

我于两个星期前跟杨萌做了同桌，做了同桌我才知道她是补习生。她的数学成绩特别好，她做完三道题，我一道题才解完；她做完整张试卷，我还有一半试题没做。在从前的班里，我是班长，成绩全班最好，从初一就称王称霸，已经成了习惯，突然到了高手如林的班级，无时无刻不感到失落；尤其跟像她这样数学成绩出类拔萃的同学做同桌，男子汉的那一点点尊严就像寒冰遇上烈火，眼看就快没有了。

恰在此时，教务处一个副主任来找我，对我说：“慢班现在连个班长都找不出来，眼看就要彻底垮杆了。你是两年多的老班长了，成绩好，能力强。骆远军，学校非常器重你，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请你顾全大局，到一个慢班去做班长？”

几句话说得我飘飘然，完全不考虑后果，收拾好书包我就去了慢班教室。算起来我只跟杨萌做了三天同桌。去了半节课，我就后悔了，什么顺卦，全班一大半的人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会解，没有哪个老师能讲课，讲了白讲，没有人听得懂。上课铃声响后，任课教师走进教室，命令大家门窗紧闭，不让外面任何声音传进来，也不让里面的任何声音传出去。之后，同学们只要不说话、不打架，便彻底自由，织毛衣的，下棋的，弹弹珠的，拍纸三角板的，穷形尽相，难以一一描述。这帮同学也许长期受到严格管教，训练有素，特别好管理，我喊他们朝东，他们绝对不会朝西，整天乐呵呵地围着我转，马屁一个接一个，个个都新奇有趣，让人十分受用。

一个星期下来，我已经忘记了我还有考高中、上大学的志向，也跟他们一起下象棋，弹弹珠，拍三角板。

直到我今天写下这些文字，杨萌的样子，仍然清晰如昨。在我的记忆中，她是那么清秀，俊眉明目，瓜子脸，头发从中间分开，像挂了两片灵动的黑绸，更像两道瀑布。衬衫和外套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最经典的大翻领，白色衬衫的领子翻上来，叠到外套领子上面。两个星期以前做同桌的时候，她穿的就是这一套。我们那个时候，无论男女同学一年就那么两三套衣服，穿了一个星期，周末洗了晒干，再接着穿一个星期。识人的时候不用看脸，从后面看背影就能准确辨认。

虽然只做了三天同桌，我已领教了她的厉害，她是个特别有主见的人，毫不含糊，语言简洁，直抵要害，说到哪里她就能做到哪里。这时候，她堵在我前面，极像古书上从莽莽黑松林中闪出的大侠，我猜想她会说“你为什么不留在快班啊”或者说“留在慢班没有希望”诸如此类的话。

她开口说出的却是：“没想到你的官瘾那么大！”

不等我答话，她又说：“就为一个小小的班长，连自己的前途都不顾了！我还以为像你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跟一般人不一样，没想到比普通人还要普通！你想想清楚，如果还有脑子，立马回来！”说罢扬长而去。

我这辈子第一次尝到了女人的厉害。她的话每一个字都把我的虚荣心摧毁一遍，让我飘浮在半空中的复杂情绪灰飞烟灭，重新脚踩大地，面对现实。

那时候的补习生，个个身上都有几笔血泪债。为了缴纳高昂的补习费，把耕牛卖了，把猪羊卖了，把房子卖了，把为老年人准备的棺材卖了，都是常有的事儿。

杨萌的父亲已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为能让她补习初三，不得不重操旧业，做起了牛贩子生意。毕竟年纪大了，生意时有时无，靠不住。她的三姐和三姐夫为了给她攒学费，得罪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取消婚礼而号称旅游结婚。事实上，三姐和三姐夫带上了几十个馒头做干粮，一共花了十来块钱坐了几程班车，在离家最近的几个不要门票的公园瞎逛一通，对大家有了交代。

杨萌是她的笔名。她不仅数学成绩好，在原来的班上，作文次次都被语文老师当范文，好几篇作文还上了校报，不少经典句子被全校同学抄袭套用。这么一个优秀的同学，据说在我之前，没有哪个男生敢跟她同桌。她坐第二排，因为视力上的问题，我也需坐第二排。当老师把我安排到她旁边的时候，我们班上那几个杨萌过去的同班同学，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我们的校长是一位非常强势的生理卫生教师。据他研究，初中阶段男女生要想发育得好，必须男女同桌。他严令学校每一个班级每一张课桌的组合方式，必须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否则，班主任不仅要被他戴上“封建思想的孝子贤孙”的桂冠，还可能顶上“残害祖国未来身心健康”的莫大罪名。多年以后，他的这一套理论被科学证明，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实用科学。

下课以后，我抓住一个杨萌过去的同班同学，问他为什么没有同学愿意跟杨萌做同桌？他哧溜一下从我手中滑脱，跑到教室门口回头对我说：“试一试你就知道啦！”然后扭头跑出教室。他在教室外面发出了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把树枝上的一只鸟惊飞了。正好那个副主任来找我，我便毫不犹豫从杨萌身边撤走了。

再次回到快班教室，别无选择，只有杨萌身边的座位还空着。把书本塞进桌肚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生怕碰到她，惹恼了她。

她呢，把我看作一缕空气，眼皮都没瞟我一下，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书。人越紧张越要出纰漏，她和她的书都没碰到，倒是我的一个作文本滑到她脚下，位置相当流氓，两腿之间。那天她罕见地穿了条花裙子。弄得我想去捡不敢，不去捡又不甘心。索性假装什么都没落下，钻出教室，上了一趟厕所。

等我重新回到教室，杨萌笑吟吟地对我说：“热烈欢迎新同桌！”我发现她的两排牙齿好白，上牙的两个虎牙明显修长于其他牙齿，给人感觉她是个能说会道的人。这么洁白俏皮的牙齿让人心生欢喜，对她的恐惧顿时消减了好几分。

又过了半个月我才知道，她之所以喊我回来，是觉得刚跟她同桌三天的同学没吱一声就逃跑了，令她很没面子，她怀疑自己“威名”是不是太大了。在分班之前好多年，从开学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她都是一个人一张课桌的。而她之所以对我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是我那本从头到尾被语文老师勾画了许多句子、批注了不少文字的作文本。杨萌趁我上厕所的时候，不仅捡起了我的作文本，还翻看了，知道我在从前的班级里，跟她一样，作文次次都是范文。要不然，我可能会被她揪耳朵，捏鼻子，这是她最喜欢干的两件事情。这两个动作，赶走一个又一个的男同桌。捡了个机会我问她，你不怕男生打你呀！她笑得咯咯咯的：“哪个敢？除非他吃过雷公胆！”

因为这句话，她虽接纳我做了她的同桌，我对她却依旧害怕。接下来一段时间，她不主动跟我说话，我绝不敢主动对她说一个字。

杨萌说话声音是好听的。用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的比喻句，就像山间潺潺流淌的山泉。

“闲着也是闲着，把你的数学书拿过来。”杨萌帮我补脱节近两周的数学课。不知道是因为怕她，还是因为喜欢她的声音，从前需要五分钟才能想明白的数学问题，如今用不到两分钟就想通了。

“这是这两个星期我们做的试卷，你拿去看看。”一共十八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英语。顿时头大，新发下来的试卷还来不及做呢，哪有工夫去补欠账，往书包里一塞，便把这事忘了。

杨萌却帮我记得好好的，三天以后，她问我：“借给你的试卷，你有没有时间看？”我立即联想到掉在她两腿之间的那个作文本，回答她“看了”也不是，回答她“没看”也不是。就在我紧张得手心出汗的时候，她咯咯咯地笑着说：“捡重点看吧，把卷子拿出来，我帮你勾画出来。”我如释重负，心想：她并不像传说中所讲的那么可怕。

当她得知我是英语白痴的时候，便把我当小白鼠，给了我几份英语试卷做实验。反正那些单词我都不认识，干脆一个单词也不看，选择题占85分，全靠蒙，ABCD四个答案，我想选什么就选什么。“尽量选B或者C，尤其是C。”她说。每一份试卷我都能蒙到三十几分。她说：“就这个水平，马上做高考英语试卷，说不定都能赚个三四十分。”我不知道她这是表扬我还是挖苦我。她又说：“你必须提高其他功课的分数，才能填补英语挖下的坑。”这话实在，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们的友谊，就在我战战兢兢的状态下开始了。

我彻底不再怕她，始于她主动把一本厚厚的文学名篇和片段手抄本主动借给我之后。有曹雪芹，有泰戈尔，有莫泊桑，还有许许多多我至今记不上名字的大家的作品。至今仍然记忆深刻的还有顾城、北岛、舒婷。杨萌疯狂地喜欢前两位的诗歌，而我却更喜欢舒婷的诗。起初她对我的喜欢并不在意，当我把新买的舒婷的诗集《会唱歌的鸢尾花》借给她读完以后，她也跟在我的后面，狂热地喜欢起舒婷的诗歌来。好多课余时间，我们都用来讨论舒婷诗集中的句子。

在这本比语文书还厚的深绿色笔记本上，不仅有她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抄下来的文字，还夹杂着各种各样我从未见过的树叶，保持着枝丫上的模样，别致好看，让我忍不住用指尖去触碰它们。我猜想，那些树叶应该来自某个神秘的地方，杨萌坚持说，这些树叶全来自于她故乡一个叫黄水关娃闹村的小村庄。“每一片叶子都是我从树下捡来的，我把它们捡回来它们就得到了永生，我要是不把它们捡回来它们就只能等着腐烂。”这情景像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儿手上拿着一本书，不时俯身捡起地上的树叶夹到书里去，她的脸庞上晃动着山坳里干净的阳光。

杨萌的家跟我的家在同一条河谷，她的村庄在我的村庄向南十四五公里。照道理，两地所生长的植物大同小异，没想到竟有这样大的差异，我向老天保证，那些树叶我在世上活了十七年，真的从没见过。我对她那个长着无数奇奇怪怪树叶的村庄充满向往，心想什么时候亲眼去看看才好。

3

同学们都对我跟杨萌能和睦相处极度诧异，尤其是杨萌原来班上的同学，虽然分到了不同的班级，可他们彼此还有联系，经常十几个人组团趁下课时间到我们教室窗外，目睹我和杨萌如何和睦相处，在回去的路上做一番认真而根本找不到答案的讨论。

班上一个长得面白肉细的帅哥在宿舍里悄悄向我讨教：“你是怎么驯服这头河东狮子的？”

“什么河东狮子？”我并没亲见杨萌从前的厉害，几个星期相处下来，只是感觉她特别有主见，性子急，喜欢快刀斩乱麻，说话又精又准又狠，从不给对方回旋余地。我当然知道帅哥这句话指的是谁，但这时候，我必须明知故问。

“你的同桌呗，还会有谁？”

“没什么不好啊她！”她没揪过我的耳朵，也没捏过我的鼻子，传说中那些令人恐怖的打击措施，她都没对我实施过。

“那你可要当心啦！”帅哥声情并茂地对我说，他揪着我的耳朵，模拟性地旋转半圈说，“杨萌最喜欢这么干，她把这叫调频道，你等着啊，等她调你的频道。”

后来知道，帅哥是唯一被杨萌调过频道的人。帅哥最初跟杨萌做同桌，关系不错，帅哥给杨萌写过几次类似于情书的小纸条。帅哥人虽长得不错，但做事欠缜密，不久就被杨萌揭穿老底，帅哥这样的纸条是同时发给全校十多个女同学的，抄写的时候仅仅换了个称谓，帅哥并不想谈恋爱，更不是为了追求谁，他只是想看看这十几个女同学各有什么反应，他就喜欢那种挑事儿的感觉，喜欢看到漂亮女生心神不宁的样子。于是他被杨萌调了个全频道，附带一句：“你这个花心大萝卜！”被杨萌赶出了同桌位置。不久，校园里到处都传说杨萌如何如何厉害，不但大男生不敢跟她做同桌，后来越传越邪乎，连小女生都不敢了。

这事儿的发酵过程特别值得研究，其实传播杨萌如何如何厉害的，恰恰是那十几个收到帅哥小纸条的漂亮女生，她们对小纸条的态度跟帅哥差不多，不是想谈恋爱，更不是想接受谁的追求，情窦初开，花开有声，限于还是初中学生，一切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她们要的是那种有人追求的感觉。对这些女生来说，帅哥哪怕同时给一百个女同学写同样的小纸条，她们都没有意见，她们只在意自己有没有收到。而杨萌无疑破坏了这种平衡，打乱了这种秩序，让她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很受伤，根本不需要商量，就把杨萌描绘成了河东狮子。

帅哥从我身边走远之前，丢下一句话：“你好好等着啊，好几个月没有调别人的频道，她的手正痒得慌呢！”

话音刚落，没几天，帅哥又被杨萌调了次全频道，这一次好像比上次还疼，把眼泪花儿都调出来了。

帅哥享受全频道之前发生了一件事。那一天，刚进教室，就见杨萌脸色不好看，数学课才上到二十几分钟，突然听到身边发出哭泣的声音。我从老师的讲解中回过神，扭头看时，只见杨萌趴在桌子上抽泣。杨萌数学特别棒，跟数学老师的关系很好，数学老师迅速走到跟前，问杨萌：“你怎么了？”杨萌抬起头来说：“肚子痛！”疼痛已经扯斜了她的脸，抽走了她脸上的血色，连嘴唇都是惨白的，泪水珠儿牵连不断地从眼窝里滚出来。数学老师是一位女教师，三十多岁，她问了杨萌一句我根本听不懂的话：“那几天？”杨萌痛苦地小声回了一句：“嗯。”我吓得不得了，心想杨萌会不会死掉，老师说的“那几天”是不是就是杨萌必死无疑的那几天。

数学老师扭头对着我说：“骆远军，还愣着干啥？快把杨萌背着上医院。”

老师这一声喊叫让我意识到，我这时候必须充当救护车，不能让杨萌在这里等死，应立即送进医院抢救。

学校距医院有一千多米，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个事儿，就杨萌的个子和看上去的分量也不算个事儿，问题的关键是我不知道应把杨萌背在背上，还是扛在肩上。背，虽方便简单，但似乎不方便用在女同学身上，一个女生趴在一个男生背上，算什么事儿？那么，只能选择扛啰。

我正打算把杨萌当米粮口袋那样顺到肩上扛着，身后传来数学老师的声音：“骆远军，你背人会不会？用背！”她用带着粉笔灰的手掌拍在我的后背上说。

全班同学都哄笑起来。这一阵无邪的哄笑鼓励了我，使我忘记了诸多“不方便”，我立即蹲下身来，老师和同学把杨萌扶起来，让她趴在我背上，让杨萌一双手钩着我的脖子，我反手钩住她的两条腿，拱了两下背，抖一抖，调整她在我背上的位置，撒腿就跑。

杨萌还在我背上哭着，眼泪流进我脖子里，冰凉冰凉的。我对她说：“你别紧张，死不掉的，马上到医院了！”这话说第二遍的时候，医院就到了。我这才发现我这个学校的1500米长跑冠军跑得太快，此时我们的数学老师拼了老命在后面追赶，还没跑出学校大门。

医生见我俩的样子，以为是一对恋人，闹矛盾了，女方寻死觅活，不是服毒就是自残。这种情况他们见得多了，处理起来按部就班，公事公办，慢慢吞吞。

“怎么了？”一个四十多岁男医生坐在桌子后面懒洋洋地问，旁边站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女白大褂，桌子上的听筒和测压仪在窗子上斜射下来的阳光下安安静静，没有取出来用的意思。

“肚子痛！”我替杨萌回答，杨萌已经痛得连这三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这一对白大褂意味深长地对了一下眼神。多年以后，当我的妻子怀了孕，肚子痛过两回，我才懂得这个眼神的真正含义。

两个白大褂没有让我把人放下来，我只好让杨萌继续趴在我背上，我感觉她全身一阵一阵抽搐，不抽搐的时候整个人是瘫软的，像一摊正在融化的冰，稍不留神就可能从背上淌下来。

“姓名？”男白大褂问。

“杨……”救人要紧，这时候还公事公办地问那么多让我着急，一着急，我只记得杨萌的笔名，打死说不上来她的真实姓名。

两个白大褂又意味深长地对望了一眼。女白大褂问：“这人是你在路上捡来的？”

“不是，是我的同班同学，叫杨……”我终于想起了她的真实姓名了。

男白大褂鼻子里吹出一股气来，对女白大褂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话：“嗤，真有水平，现在的学生！”还是不让我把杨萌放下来。

等到数学老师大汗淋漓、大张着嘴巴喘得快断气地赶到，医生才让我把杨萌放下来，躺倒在一张并不干净的病床上。当把杨萌放下来的时候，她胸前的两团柔软从我背上滑过，这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男生，是连样子都想象不出来的神秘，立即面热心跳，我的意识又复苏了：杨萌是女的。

医生认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一到，他们就热情周到起来，一番检查之后，女医生对数学老师说：“没什么大问题，痛经。打一针，开点药拿回去服用。”

打了针，过半个小时，杨萌的脸终于不再歪斜，惨白的颜色渐渐消失，嘴唇上出现了一些生机。数学老师让杨萌再躺一会儿，杨萌坚持要回教室，她闻不惯医院里无处不在的来苏水味儿。数学老师说：“要不还让骆远军背你回去？”我立即想起两团柔软滑过后背的感觉，心想：杨萌，你就别为难我了，我定力不足，心存杂念，还极不正经！谁知道杨萌点点头：“嗯！”

去的时候，虽是飞奔，她好像根本没分量；回学校的时候，虽是步行，她却似有千斤重。她倒好，像个娇娇小妹，在老师眼皮底下撒娇，乖巧地伏在我背上，鼻孔里温热的气息在我的脖子上扫过来，扫过去。我连反过去钩在她腿上的手都不知道怎么放了，总感觉她身子的其他部位也贴在我身上，受到挤压的，不是我的肉体，而是我的灵魂。之前，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

到了学校门口，我想把她放下来，其他年级和班级的同学并不知道她肚子痛，一个男生背着一个女生走在校园里，算什么事儿。我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意思是，如果感觉好，你赶快下来。她不回答我，温热的气息继续在我脖子上扫来扫去。我只好硬着头皮迈步进了学校大门。幸好是上课时间，教室外没有多少人。我宽慰自己，好歹身边还有数学老师呢。

快到教室的时候，我又问杨萌：“你现在感觉有没有好一些？”她还是不回答，从她在我脖子上扫来扫去的气息中我分明感到，她居然在悄悄地笑。看来我非把她背进教室不可了。

语文老师正在上课，因为作文的缘故，语文老师是喜欢我这学生的。在数学老师的带领下，我把杨萌背进教室，安顿到她自己的座位上。

数学老师跟语文老师简单交流了一下，语文老师停下讲课，数学老师对全班同学说：“打断同学们一下，今天在全班同学的见证下，骆远军同学做了件大好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对骆远军同学表示奖励！”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刚才所有的尴尬都烟消云散，我站起来答谢大家，眼睛的余光扫过杨萌，她正满脸通红，趴在桌子上咯咯咯地笑着。

这事在其他同学那里，过了就过了，帅哥却没有过得去，一有机会就开我玩笑：“猪八戒背媳妇儿！”我承认我内心纯净，可从来也不缺邪恶因子，他一开我玩笑我就想起背她的情景，尤其是那两团柔软，我实在想不透人身上的部位为什么可以这样柔软。我使劲回忆背杨萌回来的路上有没有那种感觉，回忆的结果是，没有。我估计：去的时候她正生病，整个人都瘫在我背上；回来的时候她身体已经好了，采取了自我保护，关键部位主动隔开一段距离。于是，我就只剩下尴尬，还算能说会道的人，变得像个哑巴，一句话也回不了他。我越是没话回他，他越说得起劲。这话传来传去，没几天就传到了杨萌耳朵里。

活该帅哥要倒霉，那天放学，差不多每天都第一个走出教室门的帅哥还在纠缠于一道解了一半怎么也解不下去的数学题。杨萌走到他的面前说：“请你到教室门口，我有几句话要问你。”说罢，径直先去了教室外面。

教室外是一片空地。

帅哥走到她跟前，杨萌似笑非笑地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谁是猪八戒？”

帅哥油嘴滑舌说：“没有猪八戒，只有猪八戒背媳妇儿！”

“那谁是媳妇儿呢？”没有风，他俩的对话十分清晰，教室里的同学都听见了。

“也没有媳妇儿，只有猪八戒背媳妇儿！”帅哥继续油嘴滑舌地说，嬉皮笑脸的。

杨萌出手迅捷，跟捕蛇人精准击中蛇的七寸那样，眼睛都还没来得及眨，帅哥的耳朵已经被杨萌紧紧攥到手上，她的声音变得凌厉起来，像暴雨中的山泉：“你好好给我解释解释，既然没有猪八戒，也没有媳妇儿，哪儿来猪八戒背媳妇儿？”帅哥的身体随着杨萌旋转耳朵的方向扭曲着，嘴巴里不断叫唤：“哎哟哎哟大侠，你手下留情，我再也不敢那样说了，我长记性了，以后你再见我说一次，就调我一次频道。哎哟哎哟要揪落下来了，好啦好啦！”

杨萌松了手：“这是你自己做的保证，要是不遵守，试试！”说罢拍拍手，像拍掉手心里的灰尘那样，接着跟得胜的大侠那样，回到自己的座位。

我在心里拍手为她叫好，感觉大快人心，正要表扬她呢，她却根本没理我，之后连续三天没跟我说过话，问她话也不理我。到第四天，她终于说话了，劈头盖脸一句：“人家都欺负到你头上了，你怎么不知道反抗！你真是个猪八戒。”

我本来想跟她解释，帅哥那也就是个玩笑，当不得真的。要是当真，纵使我俩打一架，结束了人家还这么说，我又能奈他几何。总不可能在人家嘴巴上贴封条。我轻轻地回了她一句俏皮话：“猪八戒命好，有媳妇儿背。”

她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愣了愣神儿，她一定没想到还能这么回答，扭过头去，趴在桌子上，使劲压低声音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日子继续安安静静地过着，有一天我问她：“老师和同学都说你成绩特别好，就是没有考运。难道你平时会做的题目，上了考场就还给老师啦？”

那时候，每个农村贫苦孩子都一门心思想考中专，不管是师范学校、邮电学校、卫生学校、建筑学校还是铁路机械学校，都是我们的首选。农村太穷啦，只要考上这些学校，不但户口迁出农村，还免缴学费，在校期间的生活费都由国家承担，因此被称之为“脱农皮”。只有家底殷实人家的孩子才会去上高中，三年以后考大学。杨萌已经补习了两年，第一年差师范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两分，第二年差邮电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一分，第三年她又报师范学校，差半分。她的老父亲和她的三姐三姐夫之所以不顾一切地支持她，是认为她离成功只有半步之遥，要是她不走出农村，她父亲这一代一辈子白辛苦了，她这一代兄妹四个，前面几个姐姐都在农村里成家了，她不成功，则等于她这一代人都彻底失败。

那时候人们的观点就这样，跳出农村等于成功，回家务农等于失败。

她回说不是。我又问：“难道是考试期间睡不着？”她说也不是。我又问：“那会是什么原因呢？”见我问得那么认真，她红着脸，扑哧一声笑出来：“女孩子的事，你问那么多干吗？”

女孩子的事儿，难道是肚子痛？我想起她那要死要活的样子，像她这么伶俐干脆的人，只有肚子痛能把她放倒，我说：“难道是肚子痛？”

她好像什么隐私被别人戳穿了一样，恼不是，怒也不是，尴尬地回了我一句：“这天底下就你一个人聪明！”

我以为她是假装的，又想起那个女白大褂的话，痴得不能再痴地问了一句：“那你的毛病多半就是医生说的痛经啦。痛经到底痛在哪儿，痛在哪根筋上啊？”

在我们那地方，分不清前后鼻音，“经”和“筋”不分，都是一个音。

周围的女生都转过头来，笑得七歪八倒。我跟其他男生被笑得莫名其妙，杨萌的脸红得像抹上了霞光，右手向我耳朵伸来，我觉得没说错什么，根本没躲，冰凉的小手在我耳朵上短暂停留了一秒就松开了，耳边滑过她因为恼羞成怒而细若游丝的声音：“骆远军，我算服了你了！”说罢跑出了教室。

我跟前排的男生面面相觑，他也不知道我怎么冒犯了杨萌。前排一个女生从桌肚里摸出一本生理卫生课本，翻到生殖一章，让我们仔细阅读女性生殖一节。不等看完，我恨不得地面裂开一道缝钻进去。这本书虽说是我们的教材，但从发下来就躺在桌肚里睡觉。

“我怎么知道你们那么复杂呀！”还书给前排的女生的时候，我说。

“你怎么不说你如此浅薄呢！”前排的女生回敬我一句。窗外黄昏一阵紧过一阵，眼看天黑了，不见杨萌回教室，那女生说：“你还不去把你的同桌找回来。”

找回来？让我哪里找去。琢磨了几秒钟，我对那女生说：“我给她写封道歉信总该可以？”女生跟杨萌的关系还算可以，经常同进同出，像一对姐妹。她甩给我一句：“随便。又不是写给我的。你写情书都可以。”

懒得跟她废话，埋头唰唰唰写起来。刚写好，杨萌回来了。我把道歉信递给她，她看也没看夹到一个日记本里。她已经恢复平静，脸不红了，只是不笑。她这张脸要是不笑，眼睛就显得传神了。里面盛放着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清澈见底、顾盼生辉的水波。

第二天，在跟我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地交谈之前，杨萌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一道乘法算式题：笨蛋×猪八戒=骆远军！

倘是加法就够厉害的，乘法更不得了。我没有生气，我在提另外一件事情，我想我要是懂医道就好了，药到病除，一定要给她治好每逢大考就要肚子痛的毛病，帮助她考上理想的学校。她这肚子痛不但影响她大考，连平时都来纠缠她了。

接下的日子，好像就是整日读书，微微掀起的波澜出现在语文老师的作文课上，自始至终范文只有两篇，或者先读她的，或者先读我的。先读她的时候，我在桌肚里对她比一个大拇指；轮到我的时候，她冲着我做一个鼓掌的动作。

4

我已经不记得她所写过的作文了，只是觉得好，在学校的一份油印小报上发表过，那些报纸早不知扔哪里去了。而我对自己写下的东西向来珍惜，这些年虽然东奔西走，从一个地方搬迁到另一个地方，但我从未丢弃过自己写的东西，包括初中写下的作文。我仍然记得她声情并茂地朗读我的一篇习作的声音，这篇习作至今还在我一大筐散乱的手稿箱里。

深秋风起，银杏树落下满地的疼痛，一片落叶着地的声音，就是一份时间对季节的临时宣判，在时间和季节之间，风是邮递员。阳光透过澄澈的天空洒在银杏树上和树下，满世界一派金黄。在这个季节，金陵这个称谓岂能南京独有，阳光洒满金色的秋天，每个角落都是金陵……

已经记不得是什么心情触发我写下这几段文字了，有诗的情调，又有哲学意味，只是没头没脑，没有主题，就像几段造句练习。

这样的句子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初中学生的水平，自然可能会征服许多同辈中人的，包括杨萌。

那一天天色向晚，黄昏在教室外面横涂竖抹，晚饭后，同学们陆续回到教室，杨萌好听的声音吸引了许多同学，在她山泉水般的声音中，世界只剩下一派透明的金黄，笼罩了整个教室。同学们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也向杨萌投去赞许的目光，于我是文字，于她是声音。

教室里的电灯亮了，晚自习开始，围着的同学们陆续散去，杨萌借着灯光，把我这段文字一字不落地抄到她那夹着许多故乡树叶的笔记本上。

我正得意于这几段不成器的文字能跟她笔记本里的曹雪芹、泰戈尔放在一起，前排的女生趁她不在对我说：“你这是在毒害文学女青年！”

“这话从何说起？”

“为抄完你的大作，杨萌现在晚上都快不睡觉了，整夜整夜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抄，这会糟蹋掉多少时间？”

这话好像有些依据，杨萌最近满脸倦容，不管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又有些像传说，经历了三次中考失败，傻子都明白自己不可能再有第四次。这一次一旦失败，作为山沟沟里的农村女孩，就只有回到山沟沟等待出嫁的命运，考学的梦想，就只能等到她的孩子长到跟她今天一般大再说了。

当她又要抄我另一篇文章时，我忍不住了，我说：“杨萌，眼看就要中考了，时间宝贵，你别抄了，我把这篇作文剪下来送给你。”

“那会把一本厚厚的作文本剪坏的。”

“只要能进入理想的学校，谁还用得上这些作文本呢？”

“你不会觉得可惜吗？”她停住了手中的笔，看来她听我的了。

“我不会只写这几篇，我还会写下去的，”我说，“不断会有新的文章被我写出来。等到新的文章写出来，现在的文章就成了旧文章了。”

我又说：“你要相信新的文章肯定比旧的文章好。”

“你的意思是说你打算成为作家啰？”杨萌瞪大了眼睛，眼神是欣赏和敬佩的，她从未想到我还有这样大的理想。这个理想我也从未想过，但是，让她落帆收手的念头大于一切，只要能够让她不再痴迷，说几句大话、吹几个牛都是值得的。我反问她：“你是觉得我不像，还是不可能？”

她笑出声来，把我的作文本还给了我：“那你得答应我，以后你写的书出版了，不管我在天涯海角，你都要送我一本！”

“那是必须的，”我说，“还必须加题签和印章。”

“保证？”

“保证！”

“向谁保证？”

“向老天爷保证！”

“向老天爷保证也不见得管用，”杨萌说，“有本事你自己向自己保证！”

这话说得比刻在石碑上还深刻清晰。

5

过完寒假，鲜花簇拥的春天过去了，青果满枝的初夏也过去了，盛夏来临，凤凰花开，我们迎来了毕业季。按照惯例，毕业之前，每个班都会搞一场联欢晚会。我们班的联欢会放在中考报名前一天，由帅哥策划负责组织实施。晚会即将开始的时候，有人发现杨萌还没有来。帅哥一阵风，飘出教室，过了十几分钟再回教室的时候，他脸上再也没有刚才的得意和高兴劲儿，整个晚会他都没有把心气提起来。

我前排的女生对我说：“杨萌在图书馆看书，你是她同桌，由你负责去把她喊来。”

这多大个事儿，反正晚会离开始还有一会儿。同桌不来终归是个遗憾，我拔腿就去了。

图书馆里只有她一个人，看她面部表情，也没有心思真正看书。我说：“杨萌，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来请你前去参加毕业联欢会。”

“不去。”杨萌把桌上的书挪了挪说，“刚才你怎么不来？”

我没跟她说刚才没人分派我，我光顾着跟几个哥们儿扯闲篇了，根本没发现她没到场。我问她：“刚才有人来请过啦？”

“要是刚才来的人是你，我立马就去！”她又说，“现在不去了，说不去就不去。”

“现在我不是来了吗？”我说。

“现在是现在，刚才是刚才，有先有后，不一样。”

这句话让我很不舒服，即将开始的毕业联欢晚会带给我的兴奋，瞬时烟消云散。我说：“那你好好复习吧，不打搅你了。”说罢一溜烟回到教室。前排的女生问我，怎么没把杨萌请来？我说我找遍了校园，就只差钻女生宿舍了，没见她人影儿。

第二天，全班同学进城报名，为省车费，单车出行，两个同桌一辆自行车，男生负责骑，女生负责坐。

过了一夜，我早把联欢会前的不快忘到九霄云外了，她还在耿耿于怀。别的同学都快快乐乐地上路了，她站在桉树浓密的树荫底下，迟迟不上我的自行车。

河谷风呼啦啦地从桉树叶上流淌下来，很是凉爽，却无法减轻我心头的焦躁。我把自行车的撑脚支起来，斜挎着黄色的帆布书包，一双洗得发白的运动鞋轮番踢着地上的石子，等着杨萌上车出发。杨萌也提着一个书包，就是不往我这边走。同学们都走干净了，她还是不过来，我便对她没辙了，索性蹲下来：姑奶奶，你爱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又僵持了十几分钟，不见我招呼她，别无选择，才向我和自行车走过来。

从我们学校进城，单趟二十九公里。她静悄悄地坐在后面，一声不吭。我试着跟她说了几句话，她一个字不答。有几次我怀疑她已经被我丢掉了。骑上一段，当我实在放心不下了，就靠边把自行车停下来，一只脚撑着地面，扭过头去，见她还稳稳地坐在后座上，才又收起脚，继续往前狂奔。

快进城的时候，她终于开口了：“你老是扭过头来看什么呀？”我老老实实对她说：“你那么轻，又不跟我说话，这一路上让人提心吊胆，生怕什么时候把你给丢了，只好回过头来看你一眼还在不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在心里想：这女子简直想把人累死。

赶到县招办的时候，已接近中午，长长的报名队伍，看一眼就让人泄气，很明显只能等下午上班再来排队了。班主任老师安排全班同学简单吃了一些东西，就在城里的太阳底下等招办工作人员上下午班，暴晒了两个多小时。城里的太阳比我们乡下的太阳大得多，到处都是密不透风的热，能把人压矮五分，口焦舌燥，特别想喝水。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花两块钱随处都能买到瓶装纯净水，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瓶装纯净水卖，只好偏起头，歪起嘴巴在水龙头底下接水喝。在水龙头下喝了二十几次水，下午报名时间终于到了，我们的前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等到我俩都报了名，已经是半下午。西斜的阳光照在我俩的身上，我们飞奔在返回学校的路上，自行车不再像去的时候那么轻快。中午喝下去的自来水除了给我留了一身臭汗，还让我不时想停车小便。自行车后面坐着女同学，自然不太方便，每一次都要等看到远处有障碍物，才停下自行车，跑到障碍物的后面解决，耽搁了许多时间。直到天黑，我们还没赶到学校。

我已经习惯她不说话了，我也选择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默默地往前赶。河谷风挂在我的两个耳朵边，暑热已经退去，代之河谷的清凉。中午那点垫底的食物早已消失无踪，此时赶往学校已经错过晚饭。那时候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餐馆，学校里只有食堂有饭吃，错过了点就只得挨饿。

经过我舅舅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对杨萌说：“上我舅舅家吃饭去？”她说：“你去吧，我不饿。”奔波了一天，哪有不饿的？舅舅一家都已经回家，大门还没有关上，估计也快吃晚饭了。我把自行车停在舅舅家门口，前脚刚刚跨进舅舅家的大门，发现杨萌径直向学校走去，我又退了回来，推上自行车，撵上了她。

“这么晚了，你上什么地方吃饭去？”心头的火哧溜哧溜往上冒，她要是我的亲妹妹，不，哪怕是我的姐姐，我都得好好开导她几句，人生在世，随和一点，将就一下，不是很好吗？我真服了她了。

“你是我什么人啊？要你管！”她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我是你同桌！”我真的生气了，用祈使的语气给她下命令，“你要是还跟我做同桌，请跟我上我舅舅家吃饭去！”到底是饿急了还是我这句话管了用，不得而知，反正她终于听了我这一回。

从我舅舅家吃了晚饭出来，我心想，她刚才不愿意跟我上我舅舅家吃饭也许是有道理的，刚才舅舅舅妈看我和她的眼神真是稀奇古怪，就只差明确地问我们是不是在谈恋爱了。趁着黑夜，我歪起嘴巴悄悄笑起来，刚才要是他俩真问，我就给他们肯定的回答，看这两个可爱的老家伙会是什么反应。

杨萌再次坐到自行车的后架上，还是不说话，唯一不同的，也许是黑夜，路上没有灯，自行车骑得摇摇晃晃，她终于伸出右手揪住我的衬衫后衣襟。路面虽然坎坷，但这个别扭的动作让我始终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因此在抵达学校前，自行车从未停过。

河谷的夜风吹在我身上，也吹在她身上，凉凉的，别有一番情调。我恍惚觉得我们就是一对情侣，一辆吱吱呀呀的自行车带着我们穿行于黑夜中。

中考前最后一段时间，谁都拼命，拼得爹娘不认，不是我们好学，而是我们那所农村初中实在太不出众，别说慢班了，就是快班也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能够考上高中或者中专。在高中还没有普及，大学还没有扩招的年代，初中的升学率一直低得让世界人民提心吊胆，我们的前途渺茫得毫无悬念。

即使是这样，为了走出山沟沟，哪怕只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们也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补习生，有的复读过一年，有的复读过两三年、四五年的都大有人在。不管你复读几次，补习生的录取分数跟应届生的录取分数相同。这就意味着，要想升入高一级学校，除非特别优秀，否则，你就得像煎鸡蛋一样，得把初三煎上两遍三遍甚至更多遍。作为应届生，我深深知道我跟补习生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可我还得硬着头皮上，没有这一遍，就没有第二遍、第三遍甚至更多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话说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那时的状态。

那是一段忘记性别、忘记欲念、忘记感情的特殊日子，冰水里浸过三回，开水中煮过三次，脱了几层皮，终于等到中考结束。

我考得非常不好，出了考场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想升入高一级学校，至少还得再“煎”上一遍。听说杨萌上了考场又闹肚子痛，她没有跟我一个考场，不晓得她痛得怎么样，但愿她只是象征性地痛一痛，痛得并不厉害。

在宿舍里卷好书包和被褥，一干人尽做鸟兽散。我内心深处一片灰暗。照理说，已经明白自己的前途，心里应该敞亮些，可是我怎么也敞亮不起来。慢班的同学在宿舍门口放了一把大火，把各自的书本和试卷一股脑儿丢进去付之一炬，没有人管。用语文老师的话说，他们这是要“火化掉做梦的青春”。有人把球鞋和足球也扔进去，回到放个南瓜随时都可能滚到坡底下的山沟沟，这些东西一辈子用不上，留着它们，只会平添回忆的酸涩和现实的痛苦。

我这一辈子只想做个医生或者教书匠。两个梦，前一个近切，后一个太遥远。前一个，我只要回家放下行李，跑去向我行医四十多年的表叔公磕三个响头，五年以后满师，就可在大河两岸纵横五十年，一不小心还可能成为一代名医。只是那样，我不甘心，我生在这条河谷，死在这条河谷，一辈子从视线到心灵都没有翻越河谷两岸的大山，没有出发，也没有回归，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一个点上，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宿舍里磨磨蹭蹭，等到同学都走得差不多了，门前那堆弥漫着胶鞋恶臭的大火早已熄灭，我才背上书包和被褥，踏上回家的路。

出了学校门，没走几步，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喊我，扭过头去，杨萌，几天不见，她像太阳底下晒蔫的青菜叶，左脚边的地上是她的书包和被褥。她的书包是我的两倍大。我走上前去，没有问她考得好不好，看她那样子就知道不怎么样。把她的书包顺到我肩上，被褥也提在手上，抬脚就走。

“走吧，我送你去赶班车！”我说。从我们学校赶往马路边的班车临时停靠点，有一公里多的距离，如果没有别人帮助，她的行李会给她制造不小的麻烦。

“我没打算请你帮我拿东西！”她急匆匆地跟在我身后。

好歹同桌一场，我才不会因她客气就把她的东西放下来呢。虽然觉得她性格古怪，但她不发脾气的时候，让人找不出她哪儿不好。卸去考场搏杀的冷酷，过去几个月里朦朦胧胧的感觉又复燃了，似有若无，再不好，都感觉好。我知道她对我的好感，多于我对她的，她更浪漫，我更现实，她更冲动，我更冷静。大家又都没有挑明，有的话也许一辈子都会压在舌头底下。我大步向前。

“你怎么不听我说话呢？”她生气的声音是装出来的，从背后传过来，听上去像要哭了，“为什么不问问我考得怎么样？”

最后一句话像高压电触击到我，我转过身，感觉两条腿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强健：且不要问你考得怎么样，我早已知道自己考得一塌糊涂，我们都离我们的梦那样遥远，就像一条战壕里的士兵，战斗结束了，拼了老命，伤痕累累，却被宣布我们打输了，是失败者。

她停住脚步，站在我跟前。她是那么单薄矮小，踮起脚才有我的肩膀高。就是这样一个弱小的女子，要是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她将回到她那个贫穷的山沟沟，等待着嫁人、生子、撑起一个家庭。我的声音柔软如棉：“不用担心，你会有美好前程的！”

杨萌哭了。面对面站着，我像个大哥哥，她像受了委屈的小妹妹，她说：“又闹肚子痛！老天爷是不是不让我考上学校啊！”

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并没有停下来围观，这样的镜头他们看得多了，年年都有那么几十次。我有些尴尬，人家不定以为这一对“小冤家”在闹什么矛盾呢！很快，从行人漠然的表情中我看出门道，他们把我当成了前来接考场失意的妹妹回家的哥哥了，不是哥哥，有几个舍得这么花力气的？

那一刻，我考虑是否该把学医作为我的首选，等到学成，第一个就要替她治好肚子痛。

“要是考不上……”我不知道哪里来这么大的勇气，“你能不能嫁给我？”一点都不做作，也没有挣扎，我分明记得，她不是我理想的另一半，但是在这离别的关头，面对她无助、委屈而无可奈何的眼泪，我觉得我能改变一切，包括她的未来，她的古怪性格，我都能。

杨萌还在哭，哭得比刚才还凶，脾气又来了，一边抹眼泪，一边凶巴巴地说：“你怎么知道我考不上？我又不是什么残汤剩水，考不上就得嫁给你！”

我争辩说：“我是说万一。”

“那万一我考上了呢？”

顿时，我有三十秒钟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愣了一下，不管那么多了，我非常二地说：“那就是因为老天爷见我丑，觉得你嫁给我不划算！”

要是换了别的时候，或者换到别人身上，多半会被逗笑了。她对我这句话的反应，是转身径直向班车停靠点走去，她走在我的前面，非常快，使我不得不把步子迈得更大。她背对着我，我不知道她是哭得更凶了，还是停止了哭泣。我注意到她手上攥着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比她的巴掌稍微大一点。我心想，她手上的笔记本也许是送给我的毕业纪念品，也许到上车的时候她会给我的，我一点准备都没有，该送她什么呢？女孩到底比男孩细心。

到了班车停靠点，只有我们两人。她已经不流泪了，她让我把行李放下，她自己能搬上车。“你先走吧！”她说。说完这话，班车就来了。红色的笔记本始终攥在手上，直到上了班车，都没松过手。我的猜测是错误的。

我跟她不往一个方向走，以学校为原点，她乘车朝南，我乘船朝西，摆渡过了大河就是我的家。走在回家的路上，我为刚才那句冒冒失失的表白感到惭愧，既然明确觉得她不合适，却要说出违心的话，我是不是太优柔寡断了？她已经经历过三次失败，即使再添上这一次，也不会去寻死觅活。好在最后那句幽默，让我挽回一些面子，二是二了点，有才气。

渡船艄公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男人，我每周乘他一次船，他喜欢跟我说话，只要我把他逗高兴了，他就不收我的摆渡钱。他知道我的心愿，问我：“小骆驼，你将来能做郎中呢还是教书匠？”考失败了就做郎中，考上学校就做教师，这是他从前就知道的。

“你在这船上渡人，阅人无数，你认为呢？”我反问他。

“你又不是我的儿，随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说罢，竹篙在岸上一点，船便奔对岸而去。

“好吧，我既不做郎中，也不做教书匠。我去买条机动船回来，跟你在这渡口上抢生意，不出三天……”

“你要做哪样？”艄公没想到我会这么答他，玩笑归玩笑，抢他生意自然会让他不舒服的，何况，谁知道我是开玩笑还是会动真格的？

我接着说：“不管是不是你的儿，你都不会让我‘随便’。”

艄公笑了，两排整齐的牙齿白得晃眼：“读过书的人不一样，聪明！”又说：“将来要是想谈女朋友了，只管来跟我说，你这副脑壳我看得上。”

我又想起杨萌。这个被我青萌的心思认真权衡过，有一点喜欢，却又感觉与她相处累人的女孩，稍不留神就来占据我的脑海。我奇怪，为什么不会想起别的女同学？我说：“你看得上没啥用，要人家看得上！”

艄公开怀大笑，吱儿吱儿吸着气说：“眼看到手的船钱，又哦豁掉了！”

6

我只用了两天就把杨萌暂时忘掉了，第一天睡大觉，第二天抄《道德经》。我爹问我是不是想做道士。我说我只想安静一会儿。第三天我扛上一把锄头，把菜园里所有需要翻种的地挖了个土坷垃朝天。翻地有个好处，能捡到无数的红蚯蚓，细若麻线，钓鱼的好诱饵，一条蚯蚓一条鱼。翻完地，我就钓鱼去了。

我已经钓到九条鱼，又一条鱼咬钩，浮子沉下去，浮起来的时候被水底的鱼牵着跑，是条大鱼。我正不紧不慢收竿，远处传来邮递员的声音：“骆远军，你的信！”我扭头答应了一声，打算把这条鱼拉上岸，再去接信，定睛再看水里的浮子时，所有的浮子都漂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眨眼之间，大鱼溜掉了。

信封上的字，一看就知道是杨萌的。我特地跑到大河边，抄起水来洗了手，反手在臀部裤子上把手揩干，拆开信，里面有一封信和一个不大的笔记本。从封皮的颜色看，正是那天她攥在手上的那个笔记本。她在信上说，我们都还没有自立，应该把决策交给时间，否则就是违背天理，可她宁愿违背天理，也要给我写这封信。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要把一份重要的日记交给我，本来几天前要交给我的，只是当时的天时地利都不适合，这是她最近三个月的心情记录，断断续续，无关他人，不过是她写我读，仅此而已。

我打开那本红色封面的小笔记本，记录的全是关于“他”的点点滴滴。“他”没有跟她一个班时，她就隐约知道“他”文笔了得；刚跟她同桌上了三天课，就跑到一个慢班去做班长去了，她觉得有必要以三战三败的身份“把他找回来”；“他”宽阔坚实的背，趴在上面像趴在大哥哥背上一样，以致她赖在背上，故意不下来；还有那穿行初夏黑夜的自行车，还有那一篇篇令她感动而望尘莫及的文章……许多细节我都忘记了，都在杨萌的文字中，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复苏。

天底下的痴男怨女也许就是如此，一方无意而为，对方却每一点每一滴都记在心头，甚至白纸黑字，诉诸笔端。

我读着这本日记，深一脚浅一脚往家里赶。我不是石头，我动容了。一个女孩做到这一步，已经不需要更多的语言。我忘记了她的古怪脾气，觉得她什么都好。

我打算好了。我自然是考不上的，万一她也考不上，我就让我妈请介绍人去提亲。现在我要做的是，至少打三遍草稿，认认真真给她回一封信。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一时想不起来。我十七岁的脑袋就只想得到那么多。在我看来，这已经够多了。等我走到自家门口，我爹问我，你的钓鱼竿呢？我才想起，还丢在大河边呢。

我的回信还没寄出，杨萌的另一封信又来了。她让我两天以后到母校附近的集市入口处等她，她正在跟她的三姐学种平菇，打算给我一些菌种和资料，“要是能够挣上一笔，不管升入高一级学校还是再去补习，你都不至于捉襟见肘。”她已经在规划未来了，这是我乐意的。在等待迎接菌种和资料的那两天夜里，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我们家到处都长满了平菇，谷仓上、饭桌上、神龛上、柜子上、床上……连我的钓鱼竿上都长满了蒲扇那样，向天空斜斜扇起来的平菇。

两天后，我把自己精心收拾了一番，我爹问我干什么去，我说我去接财神。

站在集市入口处，平生第一次体会到约会的复杂心情，有期盼，有等待，有尴尬。尤其受不了的是格格不入。农村人赶集，要么买，要么卖，下地穿什么，赶集也穿什么。我这穿着讲究的人，一看就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格外引人注目。出入集市的每一个人都要看我一眼。他们的眼神从我身上划过去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一阵阵燧石相击迸出的火花。我期盼她快点来，只要拿到菌种和资料，我们各自转身离去，一切尴尬烟消云散。也期盼她慢点来，我还没想好该对她说什么话，最关键的是第一句话还没想好。

我给她写的信还在邮路上。原本打算好好给她写封情书的，思考再三，只有热情的表达，没有爱恋的语言。我有我的考虑，我还没有想好是钓上一段时间鱼再去拜师学医呢，还是马上就去学医；还不知道我的表叔公愿不愿意收我，他六十多岁了，至今还没有一个徒弟。从前多少后生要拜他门下，都被他婉拒了。他说，不到胡子一大把的时候，是不收徒弟的。可他是个不长胡子的人，至今没见他脸上有一根超过两厘米的汗毛。再说了，她和我要是都考不上，现在就进入恋爱状态正好；可我相信她是能考上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她一向成绩那么好，我才不会拖她的后腿呢，一个男人，没有立业，岂能轻言成家？既然她说“把决策交给时间”，那就把一切交给未来吧。是我们的缘分，再等上几年，转山转水，也会转到一起来的。

十点钟，不早不晚，就见杨萌来了。菌种和资料在她手里提的一个塑料袋里。与她同来的还有她三姐和三姐夫。她的三姐夫负责骑自行车。有她三姐和三姐夫在，本来可以好好充当一次教员的她，便成了多余的人，从头至尾都是她三姐和三姐夫在介绍，她没捞到几句话。这样的介绍显得公事公办，想象中的浪漫镜头一个也没出现。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她的三姐夫又驮着她们姊妹俩回去了。

我顿时对平菇种植失去兴趣。勉强按照她三姐和三姐夫的指导凑齐了培养土，把菌种种植下去，浇水、保湿、施肥，公事公办，看似煞有介事，实则没心没肺。我更多的精力都花在钓鱼上。到该出菌的时候，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三天钓鱼两天种平菇的节奏，无疑把菌种弄死了。等到该收获的时候，终于从不起眼的角落冒出了又小又弱的两朵，不像蒲扇，倒像喇叭，别说烧汤，塞牙缝都不够。

杨萌写信来问种得怎样。我在信里虚构了一片茂盛的平菇森林，繁多得像梦境里长的一样。杨萌回信说我吹牛，因为她几乎没给我能成活的菌种，这是她三姐夫的馊主意。她三姐夫说，能长出一朵都算我用功了。她说她原谅我撒下的谎，因为我是个善良的人，我不想让她难受。而我则认为，所长出的那两朵都算不上我的功劳，而是因为有几颗能成活的菌种存在。她三姐夫出这馊主意干什么，难道要打击我种平菇的积极性？就跟艄公那样，怕我将来跟他竞争还是怎么的？我十七岁的脑袋实在想不明白。

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杨萌的三姐和三姐夫想试探一下我诚实不诚实，而杨萌却看出我是个善良的人。当她说我是善良的人时，我正在大河边杀生，就那么一根渔竿，我一天要结果掉三四十条鱼的性命。我把这事写信告诉她，她说，一个人的善良跟取不取鱼的性命没有多大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呢？她没说明。她这样的信，弄得我自己都搞不懂我自己。

7

由于第一封回信写得像社论，我们后来的通信都是那么平静，没有出现一般人所推测的波澜壮阔的情节。一封一封的信，让我们彼此懂得对方的心思，就差谁率先挑破那层纸了。我决定这个动作由我来完成。过了八月我就十八岁了，男人嘛，就该主动点的。中考结果却在这时候张榜公布了。

去看分数榜那天，我去得特别晚，反正没我啥事，没有哪所高中的录取名单中会有我的名字，只不过按照老师在我们离校前夕再三嘱咐的“一定要来看中考分数榜，说不定就有你的名字呢”例行公事而已。

我的名字出现在第六中学后面，大概就为了证实这种意外真实存在。中考分数公布和中考录取同时进行，全县的都在上面，一共十几张纸，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上。中专录取早于二十多天前结束，他们的名字不在这几张纸上。我赶到时，已经没有几个同学，都是其他班的，因为作文，他们认识我，我却喊不出他们的名字。当我在这几张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我尖叫起来，指着纸上的“骆远军”三个字对那几个我喊不出名字的同学说：“看，骆远军，这个骆远军是我！”

我的兴奋轻狂惹得他们很不高兴，他们当中只有一个考上了职业高中，其他都榜上无名。一个说：“我们都知道你叫骆远军！”一个说：“哦，第六中学！你喊得那么大声做什么，我还以为你考上的是第一中学呢！”又一个说：“读六中跟读职业高中有什么区别？三年过后，还不是回农村来跟我们一起修地球！”

我懒得理会他们，我在找杨萌的名字。我顺着我的名字往前找。她的成绩一向比我好，她的名字应该在我前面。倒着找了一遍，又顺着找了一遍，没有。又顺着我的名字朝后找，终于在靠近这几张纸的末端，在第三职业中学的录取名单下，找到她的名字。我能体会到她看到这个榜的失落和心酸。我要是懂得医道，或者有什么秘方，第一个就要治好她的肚子痛。可惜现在，学医的机会没有了。

之后，在入学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一封信都没通过。对此我能理解，就像原本在两条预设好必定要相汇的道路上行走的人，突然被重新放置在另外两条全新的道路上，我们得重新调整自己的状态，重新认识自己，重新给自己定位。直到我进入第六中学后，某一天收到一个厚厚的包裹，里面有杨萌替我买的英语学习资料。她觉得这些资料我用得着，似乎她从此不再需要。其实这些资料她也用得着，依她家的经济实力，应该只买得起这一套。似乎她已经断定，三年以后她就只有回农村修地球这么一个结果。她所在的学校以打群架闻名全县，每年不伤四五个人过不去年。街头的地痞流氓听谁吼一声：“别惹老子，老子第三职中的！”便乖得跟猫一样，惹上一个，身后就会出现一大帮，个个不要命。我跟杨萌的学校相距三十多公里，没有直达的班车。她写信来说，周末欢迎过她那边耍，我想都不敢想，那么多祖师爷级的流氓，打死我也不敢去那个学校。

高中三年，我们很少通信，从未见过面，直到高考前一个多月，我们学校把女同学集中起来开会，门窗紧闭，如临大敌。据消息灵通的人士说，为了保障女生顺利高考，不因“大姨妈”而影响考试，进而影响成绩，学校每年高考前一个月都要给女生“集体吃药”。

我立即想起杨萌。我问一个一张饭桌上吃饭的女生，学校给她们吃什么药。那女生粉红了一张脸哧哧哧笑起来骂我：“女生的事情你管那么多干吗？反正你用不着，流氓！”

我不甘心。杨萌这辈子不能再因为肚子痛而失去公平竞争的机会了。无论如何，我要为她争取一次。高考前两周，我去问负责这件事的教务处副主任，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我撒谎说，我有个姐姐，今年也要参加高考，从初中开始，每到大考必定肚子痛，平时成绩非常好，可一肚子痛，银子化成水，单单中考就考了四次才勉强成功。“就是痛经。”我怕她把杨萌的肚子痛，理解成我们这些爷们儿的肚子痛，特别强调说。我诚恳的态度感动了副主任。她说服药的目的是错开那几天来例假。只不过时间必须计算好，过早、过晚都不好，用得不好还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疾病。我问她女生吃的是什么药，告诉我药名，我去替我姐姐买。她说是计生用品，乡下都由妇女主任发。我还是不明白她指的是什么药。副主任说：避孕药。我犯难了，这东西我听说过，到现在连见都没有见到过。据我所知，我们村里的妇女主任一般只发避孕套。副主任见我面露难色，就给了我一张纸，这张纸我们学校每个女生手上都有。上面用举例的方式，详细介绍服药时间计算方式，精确到高考前的每一天。副主任说：“喏，你让你姐姐仔细阅读这份资料，不要外传，这是我们学校的最高机密，对照上面服用，丝毫马虎不得！”离开前，副主任还给了我几粒药片，装在一个分药的四方形小纸袋里。

我把副主任给我的东西放在衣服袋子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就出发了。出发前见天色有些阴沉，估计暴雨即将来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塑料袋，把东西装进去，又在宿舍里四处找雨衣，没有，连雨伞也没找到。管不了那么多了，一骗腿，自行车便射出去了。半路上下起暴雨，全身湿透，自行车越骑越重。到第三职中的时候，全身都是泥浆，身上的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整个人水淋淋而热气腾腾的。等我冒雨返回第六中学，雨却不落了，东边的天空出现好大一条彩虹，很多同学都站在教室外面看彩虹，看见我哈哈大笑。有人开我玩笑说，这只落汤鸡洗都不用洗，可以直接架到火上烤了；另一个说，我看他现在就是条在空气中游泳的鱼，还是做酸菜鱼比较开胃。人群中有人在谈论彩虹，一个女生说，大家看大家看，真是奇了怪了，这彩虹只有五种颜色。我抖得像筛糠，背心冷透了，四肢麻木，没有活气，同学们后来说我嘴唇都青了。听到那女生的话，我特别惊奇，我特意捏了一下刹车，左脚一搭，撑到地上，看了一眼彩虹，不对，分明只有四种颜色。这时候我耳朵里传来一个男生的声音，不是所有的彩虹都完整。

杨萌考上了四川农业大学，我却落榜了。杨萌成为第三职业中学建校三十多年来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收到她报喜的信，我悲喜交加，迷惘惆怅，在床上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虽然没有哭，也没有笑，但比又哭又笑还要复杂难受。持续两个多月的低烧刚刚退去，咳嗽还没有好。

我上高三补习班的时候，她已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她进了文学社做社员，进了广播站做播音。有一天，她把校广播站站长写给她的一封情书寄给我，信封里面除了这封热辣辣的信，没有她一个字。她的意思我明白：明确表态的时刻到了。我给她回了一个空信封，里面没有一个字，也没有一张纸，她怎么理解都可以，是在沉默中放弃，还是在沉默中抗争，主动权交到她手上，毕竟我只有最最艰难、最最重要的几个月了。我正被各种功课折磨得死去活来。二十岁的我已经足够成熟，这份缘，是我的，它会在并不遥远的前方等着我；不是我的，就该去了。正如她曾经说的：“我们都还没有自立，应该把决策交给时间。”

一年后，我也上了大学，她写信来说，那个写信给她的同学，也就是广播站站长是那么霸道，对她使用了最强硬的手段，一切都无法挽回，她已无法拒绝，更无法坦然面对我，“我们缘分尽了！”她说，她让我不要回信——是什么“强硬的手段”？这问题让我失魂落魄失眠好多天，那个年代，我以为亲个嘴都会让女孩子怀孕——这是她的最后一封信。我有好多话想对她说，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倘若面对面，所有能想到的话我都一定会说的，可我们俩的学校相隔太远啦，汽车、火车、汽车，转五趟车，四天时间才能到达，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既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既然一切已成定局，既然她于他无法拒绝，既然于我不需要回信，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可我心有不甘，我不过是慢了一拍而已。别人慢几拍都追得上，为啥就不允许我慢一拍。我把与她清浅如逝水的过往重温了一遍又一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适应无信的下午，我们学校的书报和信件都是下午接近黄昏的时候分发的，那么多同学因为收到远方的来信而满足喜悦，可这一切跟我毫不相干，就犹豫，是不是该主动写一封信出去。转念又想，当人家两个人正恩爱的时候，我去横插一脚，就是第三者插足，就是不识相，就是搞破坏。与其愁肠百结，与其让顺理成章的事情变得错综复杂，结局未知，不如顺其自然，释怀放下。我们从此断了音信。

大学毕业，我到了三千多公里之外的一座小城，远隔千山万水，回一趟老家单程都要五天时间，背井离乡，白手起家，结婚生子，种种艰辛，把我折腾得几乎没有足够的自信跟故乡的同窗旧友联系。我的妻子性情好，人厚道，小鸟依人，柔情似水；天大的事情只要有我在，便把所有的信任都放到我身上；天大的委屈，只要给她解释清楚，我们就会和好如初。

工作之余，我只有一样喜好：写作。身处社会底层，我只有通过文字，才能找到一点点做人的尊严。我用文字证明我还活着，活得有情有调。三十岁那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野山》，印得不多，卖得很快。到书卖得差不多的时候，想起杨萌曾经说过的，要是我出版了书，哪怕她在天涯海角都要给她一本的话。我想，要是她还能记起过去的点点滴滴，会分享到我这份快乐的。我认真写好题签，加盖了印章，却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邮寄，我不知道她大学毕业后去了哪里。

一年以后，回老家探亲，我把这本加了题签和印章的书打进行李带回老家，打算找到她，把这本书亲手送给她。我想看看她的生活状况，也想告诉她我过得不算糟糕。

回去的第二天，陪父亲上街卖菜，遇到前来向我父亲买菜的初中时前排女生。初中毕业后她就回了农村，如今她是故乡的一个农村信用社的食堂做饭师傅，岁月已经改变了她的模样，她的丈夫对她不好，动不动就用拳头给她讲道理，她的两个儿子已经成长为非常专业的业余流氓。两头都不靠谱，唯一感到实在和快乐的事情，是随时往嘴巴里塞东西。她壮得像个宰牛的汉子，好在说话还算讲究，遣词造句顺溜，多少还找得出当年的一些影子。她瞭了一眼就喊出了我的名字，我却看了七八眼也没把她认出来。

我们谈起帅哥，她说帅哥已经不帅了，离婚离了三次，还到处吹说他“有六张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合法证书，三张结婚证，三张离婚证”，便没有女人愿意再跟他，又丑又不讲究，衣服上的油渍和污物亮光光的，能当镜子照了也不洗一下，如今在一家卷烟厂当垃圾搬运工。我向她打听杨萌，她很吃惊我还记得她，她不知道我跟杨萌之间还有那么多细节。她和杨萌常有联系，杨萌毕业后分回老家一所专科学校任教。她平静地说：“她死了，一年多啦。”

我感觉自己的左右心房同时遇上了凌汛，大块大块的寒冰坚硬地碰撞在一起，越垒越高，直逼云霄，随时会轰然崩塌，以致我连呼吸都不会了。

“她太心急了，弄得像自己跟自己开了个大玩笑，”前排女同学说，“直到现在我都相信她只是想比画一下，谁知道人生有时候是彩排不得的呀。”

前排女同学说这话时，像在说别人家的一只鹅一棵白菜那么平静，那么冷静客观，阳光照在她过于发福的脸上，使她恍惚成了一个说书人。唯一特别也是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整个讲述，她没有提杨萌的名字，从头到尾都是“她”。当她用“她”来指代杨萌的时候，我感慨人生是多么无奈，一旦过早死去，在别人的讲述中，你不是别人家的一只鹅一棵白菜，还能是什么。

那天下午，初夏的阳光穿过校园高大的乔木枝丫，洒得一屋子都是。阳光下，栀子花的香味无孔不入，四处乱窜。在这样一个明媚的下午，杨萌却一阵一阵地感到寒冷。

两个小时前，诅咒她不如死了干净的丈夫上课去了。他要跟她离婚，离婚的原因是，他在她的日记里找到一句让人不由得要往那方面想的话：面对一个手持公章的色鬼，为了结婚五年、分居五年的丈夫，我决定铤而走险——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她说：“我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他说：“怎么个没有法？”

她不愿再回忆过去的种种细节，丈夫的不信任令她非常不满，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多少坎坷和磨难，都成了一堆难以一一细数的烂账，她不想做过多的解释。

于是他们开始争执，争执很快升级为吵架，这一吵就持续两个多月，没有消停的迹象。

这天中午他们又吵了，说的似乎还是以前说过的话，吵架的情节和进程都像过去几次的复制件，她只有一句话，“我做的事情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多的话她不想说，她不喜欢琐琐碎碎的解释，这不是她的行事风格，她不擅长。于他而言，这算什么解释呢，这一句话无法让他相信她跟他们那所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什么也没发生。

“你是不是乐意给自己戴绿帽子？”她气不过，“跟你说没有就是没有，不信死给你看。”

他说：“你死你死，你去死给我看看；在一起喝了酒，跳了舞，还有什么不能干的？”这是他俩相处这么多年来，他说得最重的话。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他只想得到一个最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细节，她给他的答案像书法上的枯笔，太过简略，不够详细，让他浮想联翩。

她就决定死一次给他看。她知道，现在跟他说什么，他都是不相信的，男人最不能接受的，是自己心爱的女人给他戴绿帽子。她还知道，他是爱她的，也许她死一次，他就消气了，不再那么咄咄逼人，天天跟她吵。毕竟他已经调动到她的学校，两人在一起朝夕相处，她相信时间会弥合一切的。

她找来根鞋带，在高低床上打了个结。她准备上吊。她打量过鞋带的粗细，她估计自己只要套上去，鞋带就会断掉，毕竟她有九十几斤的分量。她并不真的想死，那么多苦都熬过来了，还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呢，她只想吓吓他。

她很想把事情说清楚，可她感到，她越是想说清楚，越说不清楚。她甚至不愿意回想那些天的事情，她希望从前某一天的事情像书橱上的某本书，能抽出来，彻底销毁。可惜不能。这是她一辈子的耻辱。这耻辱不是因为她做了对不起丈夫的事情，因为她压根儿没有做对不起丈夫的事情，而是在这件事情上，她几乎是个骗子，一个实施奸计的骗子。她是河谷的孩子，河谷人是不齿于对人使用奸计，可是她用了。于是，这件事情就成了她没办法说清楚的事情。

她跟她丈夫是大学的同学，大学一年级他们开始谈恋爱，大学读了四年，他们的恋爱谈了四年。起初她并不愿意，觉得不现实。他们都是定向分配的大学生，她来自川南河谷，他来自成都，按照分配政策，毕业后，她将无条件地回到出生地，他也无条件地回成都。可他是那样执着，发疯地追求，发疯地进攻，细致地体贴，周到地关心，终于在大二第一学期，他们正式成为情侣。毕业前夕，费尽周折，却没有分配到一起，她被分回了出生地，他回到他的成都。

为了调到一起，不管是她到成都，还是他来川南，他们都请客，送礼，送钞票……什么招都用了，一点起色没有。他灰心了，他说，算了，我们就做牛郎织女吧，现代版的！她也灰心了，可她感觉还有一招好使。从她分配到这所学校，她就感到有一双眼睛在注视她。那双眼睛的主人是学校的党委书记，这人绝对是实权派，只要他签字，丈夫就能从成都调动到川南。

这是个好色的家伙，据说学校好几个女教师都跟他关系特别。

一天下班，她刚要关办公室的门，这位党委书记来了。她虽然结了婚，却是实实在在的单身汉，一人吃了全家不饿，所以她常常是下班最晚的。

党委书记说：“小杨，还没下班呀！”说完走进她的办公室。

她说：“快了。”

党委书记说：“要是每个教师都能像你一样敬业，我就高枕无忧了。”嘴上在说话，眼睛却不规矩。

她已经从他那无遮无拦的眼神里，看出了别的内容。她心想：别把我当你篮中的菜！她应承道：“难道书记你还有不顺心的事？”

他说：“人家都看我人前人后风光体面，不晓得我内心也有苦闷呀！别人有了苦闷，还找得到发泄的地方，我有了苦闷，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唉，人哪！”

她知道他的意思，可她偏不接他的招。心想：神经病！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苦闷？你以为你手里有权，我就会让你向我倾倒？她没有立即拆穿他，说：“人生在世，哪有没一点苦闷的。”

党委书记见她不中招，感觉她跟以前遇到的几个女人不一样，就准备走了。喜欢做那种事情的人都懂得，办那种事情，关键看对方的态度，看对方愿不愿意。要试探对方，就得先下个套，如果对方主动接招，往套子里钻，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办了也安全。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党委书记说：“听说你上大学就谈好男朋友的？”

“不是男朋友，是丈夫，我们结婚五年了。”

“哦，好像你分到我们学校快五年了吧？该想点办法尽早调动到一起，分居两地终究不是办法。”

“他还在成都。”

“你调成都，相当于凭空从底楼跳上二楼；你的对象从成都调过来，正好相反，是从二楼跳到底楼。”

仿佛不经意地说完这句话，党委书记出门走了。

就在这一刻，她突然萌生了被她称为“玫瑰炸弹”的计划。

后来当党委书记再说类似的话的时候，她就主动上套。比如党委书记说“我内心也苦闷呀”，她就会说，领导有领导的苦闷，我们普通教工也有普通教工的苦闷。党委书记做出非常关切的样子，说你有啥苦闷？啥时一起喝个咖啡，相互说说，说出来就好受了。就这样，他们从喝咖啡到喝红酒，还在一起跳过几次舞。于是，关于她的男人调入她的学校的商调函就开出来了。

党委书记当然不满足于喝酒跳舞。有一次他们单独在一起，党委书记图穷匕首见，她镇定自若，早就想好了招，她说：书记，别这样，我是相信你、尊重你的人品才跟你往来的。你要这样，我就会觉得我以前看错了人，你的人品不过如此，不值得我尊敬！你成全我跟我男人，这恩我一辈子都记得。你不是随便的人，我也不是，我们是好朋友，永远都是。

她的“玫瑰炸弹”成功了。

在她这里捞不到好处的党委书记，把目标转向其他女人，学校那么大，他的光芒照到哪里哪里亮，总有逃不出他手掌心的。

她已经不记得，她当时在日记上写这句话的情景，但是她知道，河谷人最不齿的，就是利用自身的资源去达到某种目的，尤其是女人利用自己的姿色，这是卑鄙的手段，这是一辈子的耻辱。因此，她向丈夫指天发誓，她只是请党委书记喝过酒、跳过舞，然后就把丈夫调动的事情搞定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过就是喝过酒、跳过舞。她千不该万不该，在某天感觉孤独、委屈和对权力的愤怒的时候，写下这句话。她这辈子就妥协过这一次，算起来，也不算彻底妥协。没想到就这么一次妥协，就给她和丈夫摊上这么纠缠不清的家庭矛盾。

她知道丈夫的脾气：只要她耍小性子，他就会软下来的。于是她决定用鞋带上吊。她算好了时间，她要等丈夫下课回宿舍的路上才把鞋带套到脖子上，即使绳子不断，等她丈夫回来发现她，替她解开绳子，她也无大碍。关键的关键是，过了这一关，他们之间的不快，很快就会结束。

她就是这样计划的。她希望他们尽快走出不快，他们应该开始新的生活，毕竟他们分居五年，跟他们一起大学毕业的同学，绝大多数人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有那么一刻她想放弃这个计划，这是个冒险的游戏，窗台上有把剪刀，如果她选择放弃，这把剪刀马上就能派上用场。

可是，她是个急性子，她太希望尽快结束夫妻间的不快了。

下课铃声响了。过了五分钟，她估计丈夫该走到宿舍楼下了，她把脖子套到套子里，一收脚，她整个身体的重量都集中到脖子上，鞋带深深地勒进她的下颚，她听见喉管破裂的声音，类似于熟鸡蛋壳被敲破时发出的声音。这一声响过后，她立即感到空气来去的通道被堵死了，里面的气出不来，外面的气进不去。平时，谁会觉得呼吸道的重要？

这个后果大大出乎她的想象。

就在她感到呼吸通道被堵死的时候，还有一种拥堵的感觉，来自于血液。相对于呼吸来说，平时人们更加不在意血液的流动，可是这时候，它却那样需要流动，头上的拼命向下坠，身子里的拼命往上喷，一条细细的鞋带成了拦截江流的三峡大坝，成了两处血液不可逾越的鸿沟。

她的意识还清醒。她已经感觉到了死亡，她后悔了，她想伸手把鞋带从脖子上解开，这时候手臂却似有千斤重，举不起来。

她想起曾经从哪本书上读到的，祖师爷鲁班曾警告过世人，吊井绳是不能随便用的，只要比画一下，要是无人及时施救，没有谁能滑脱。

这是真的。这是她最后的一丝感觉。

就在她的舌头从喉咙里冲出来的时候，她看见窗台上那把剪刀。而她的丈夫，此时并没有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他正骑着自行车上街买菜，他为中午撂下的那句重话深感歉疚，他打算晚上好好做一桌，两个人赌气赌了那么多天，好好吃一顿，或许能减少不快，给他们带来好心情，尽快结束吵吵嚷嚷的生活。

8

告别前排女同学，我独自回到初中母校。平房都拆掉了，一间不剩，翻建成了楼房，连厕所都是两层小楼，上面一层男厕所，下面一层女厕所。在曾经的教室那个位置，建起了化学和物理实验大楼。宿舍则成了食堂。同学们放过一场大火的位置，如今是升旗台。桉树还在，更加高大了，我们离开的时候只有碗口粗，如今已超过面盆了。所有的旧迹，只剩桉树，细长的叶子在河谷风中，依然哗啦啦地流淌。因树干比从前高的缘故，哗啦啦的声响高了一倍，听上去既亲切，又遥远。

这声音多像远远逝去的青春年华啊，一切都不在了，只剩下一丝丝岁月的回响。在我眼前蹿出一个瘦高长发的高个儿少年，他的面孔多么熟悉呀，五官跟我一模一样。少年活动的背景，既有眼前这初中母校的，也有距离初中母校四十多公里的高中母校第六中学的。那些浅淡而幽深的往事，犹如近得比什么都远的梦境。

那一天，我怀揣着副主任给我的药和资料，从第六中学出发，飞奔去杨萌所在的距离第六中学三十来公里的第三职中，单程就花了四个小时。没走到一半，夏天的暴雨劈头盖脸泼下来。起初我以为，这么凌厉的雨，下一阵就会风过云收；没想到直到我返回学校，才停歇。路面到处都在流水，那些水起初是浑黄的，带着路面上的尘土，流进路边的排水沟。后来，整个路面都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一个闪电在天上划过，路面就像一面绵长的镜子，唰一下闪出亮光。身上的汗水被雨水浇透，很快就没有了，有点冷。我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飞速蹬车，奇迹出现了，雨水在衣服上流淌，汗水在衣服下面从皮肤底下往外冒。我整个人变得水淋淋而热气腾腾的。

到杨萌学校门口我突然有些害怕，怕惹上“武林高手”。

感谢这一场暴雨，让所有学生都待在室内，包括各路大侠。狭窄的门房里挤着五个门卫，个个肩宽臂圆，比我高两个头，见了我，不说话，单单用目光把我盯着，职业性地在我身上搜索，大概是看我身上有没有带什么凶器。

“你，找哪一个！”一个大汉终于说话了，声音穿过雨帘，大得像炸雷。

“我找一个高三学生，杨萌！”我想他们一定是不会认识杨萌的，报出杨萌的大名，目的只是告诉他们我跟他们学校的一个学生有关系，不是来寻仇的，是半个自己人。

“哦，杨萌！应是她的签名吧。”几个大汉不约而同地说。脸上凶悍的表情随之坍塌了一大半。一个大汉说：“你快进来躲雨，我替你去喊。”大汉长期处于坚硬状态的声音里，透露出了些许柔和。我没敢进去，他们强壮得吓人，里面太狭小，我全身湿淋淋的，在滴水。停下自行车，后背心一阵阵发冷。

“你们认识杨萌？”他们柔和的表情鼓励了我，我问他们。

“我们学校近三十年来唯一的种子选手，谁不认识！”

这句话再次鼓励我，我有些得寸进尺地说：“我是她的初中同学。”快三年没见面，不知道她长成什么样了；喜欢捏人家鼻子、揪人家耳朵的她，会不会也染上了他们学校祖传的豪侠之气，赶得上在十字坡开人肉包子店的孙二娘？种子选手是什么意思？是指她的学习成绩，还是武功？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做了就是，这一趟原本就是为此而来的。

杨萌打着一把半新旧的伞来了。三年没见过面了，我心跳加速。透过水淋淋的近视镜片看她，轮廓有些模糊，却格外生动。跟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比起来，杨萌还是花骨朵，没有长开，更没有开放的意思，还是一副初中生的样子，面目清秀，脸色光洁，头发还是从前的样式，说话的时候露出两排洁白好看的牙齿，上牙的一对虎牙依旧那么显眼。

她睁大眼睛看着我，她没有想到前来找她的是我。她快步冲上来，把伞举来罩在我头上。三年来我的变化一定吓着她了，全身都在滴水，鼻梁上多出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络腮胡子需要剃须刀每天光顾了，因此脸皮泛着青光；为打理方便，节省时间，顶上已留成平头，青丝已无法在风中飞舞。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只是慌不择言，她的话听上去有些生硬：“那么大的雨，你来做什么？”

“我来给你送药，专治肚子痛的！”我对她说，“我们学校统一组织高三女生服用，被无数届高三女生验证过，据说神得很。”

“你又不是女生！”她很激动，一半因为我冒雨送药，一半因为她肚子痛的老毛病有治了，同时又有些不相信，我又不是女生。好在第六中学的女生的高考在校园江湖上有名气。

我把对副主任所撒的谎重复了一遍，她扑哧笑起来，把一只小巧的右手摊开，伸过来说：“什么药？给我看。”

我把塑料袋包裹的药和纸从怀里掏出来递给她。塑料袋外面淌着水，里面的药和纸依旧干燥。我放心了，对她说：“我们学校的副主任特别交代过，一定不要当众打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杨萌急于知道是什么药，接过塑料袋的时候又问了一句：“什么药吗？”

“你自己看。”说完我又补充一句，“最好一个人看。”说罢我跨上自行车就要走，我需要一场急速的奔驰驱赶后背心一阵猛似一阵的寒冷。我向她挥挥手：“我要回学校了，再见！”

杨萌把伞向我举过来说：“拿上！”我说风大，骑车用不上。她就要回宿舍找雨衣，我说反正已湿透，用不着了。说罢，连打了两个喷嚏。

杨萌担心地说：“你千万别伤风感冒了！”

我说不会的。三个字才说到第二个字，我的自行车已经冲进雨幕。没想到，这竟是此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坐在母校大门外的一块大青石上，我久久不愿离去。我又依稀看见一个嘴唇上刚刚长出绒毛的小伙子背着一个女同学风驰电掣奔向医院，看见一个女同学坐在他的自行车后架上穿过深深的黑夜，看见那个小伙子把两个人的行李负在身上，在盛夏的阳光下汗流浃背而心甘情愿，还看见他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带着尴尬的表情站在集市入口往她即将出现的方向眺望……一切都结束了，在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这些。从前两个人的记忆，如今变成一个人的，抽走的不只是另一半记忆，而是与此有关的全部。

我从来不会用眼泪表达自己的悲伤，没有流泪，比流泪更痛。

从初中母校回来，我假装杨萌还活着，用挂号信把那本书寄往她学校，信封上端端正正地写上她的真名。如果她的丈夫收到了，能在她的坟头上放一放。

在那天晚上的日记里，我这样写道：走着走着，突然没了你。你不是我的，我也不是你的。谁是不是谁的，都不要紧，我只希望你仍然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不管我去不去找你，你都存在着；不管见不见面，你都好好地活着。可是如今，纵使走遍天涯海角，我都再也找不到你了。对于你的选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真无法评价。谁说“如果能够唤醒你，我愿为你诵持十万遍《大悲咒》”，一百万遍够吗，倘若能把一个人唤醒？

我仿写了一首诗中的句子：如今，你是一份薄薄的记忆，我在外头，青萌的时光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