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彦方 王琼慧

一、问题的提出:互联网媒介域中的参与式新闻生产

“参与式新闻”由来已久,并作为传统媒体新闻创新的重要结果之一保留至今,例如“读者来信”“新闻评论”“个人专栏”等。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公共新闻则更积极鼓励公民参与新闻议程和议题的选择,据统计在1994—2002年,美国有200多个城市,75%以上的发行量在25万份以下的社会报纸实行了600个以上的公共新闻项目。①中国新闻社区的“参与式新闻”模式,以议程设置而论则有不相容模型、协商模式及非常规模型。②多年来,新闻编辑可能会在一个更广泛的、更开放的评价、分析和信源收集系统中将受众纳入,不过,无论是“读者来信”“专栏”,还是公共新闻仅仅作为传统新闻的补充与辅助,参与式生产的控制力量仍然是“新闻编辑”,他们主导媒介议程和新闻产品的生杀大权；另有研究还发现编辑们为了“抵抗”参与式生产的渗透影响,专业新闻组织会有意减少机构内部的“参与”机会,阻止编辑与受众的关系从“互动”到“参与”,这体现着当公众从附属地位向主导性的专业新闻框架靠拢时,传统新闻机制呈现出一种令人失望的结构性的顽固。③

从职业伦理来看,“业余”被认为是对并不充足的专业资源、狭隘保守的客观性、主观上的“现场缺席”(即记者们并非都能出现在第一现场)等专业机制的天生缺陷进行即时或临时补充。④也因此,参与式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专业对业余的“选择性接纳”,参与个体身份的差异性、个体所拥有社会和物质资源及所处阶层均会影响新闻编辑们对他们的接纳程度。⑤不过,市场竞争的压力为传统媒体的参与式生产提供更多可能性,一份来自于欧美和中东11个国家的有关UGC(用户生产内容)的研究报告发现,相比“内部竞争”或“民主因素”,UGC方式可以在降低内容生产成本的同时增加媒介品牌的知名度——因为“受众”既是免费内容、也是网络流量的主要来源。⑥

有意思的,在参与式新闻生产的研究基础上,美国研究者们提出了“互惠式新闻”的概念(Reciprocal Journalism),认为在更大的工作网格中,参与式生产终究打破原有的权力结构,通过创新性的组织行为间接地实现了利益分享,包括信源的资源、双方的信任与持续的社会资本,从而使得被动式的、碎片性的参与式生产演变成“互惠性的参与式新闻”,但研究者认为,这在传统媒介域中几乎无法实现。⑦

其实,在互联网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在内的自媒体及APP移动终端等机构中,我们发现“参与式生产”也已成为原创类新闻信息内容生产的重要机制,并在技术与资本的合力之下出现了高度的灵活性和生命力。尽管这些内容产品目前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市场效应,但众多来自于互联网科技公司、自媒体机构及其他移动终端的媒体创新实践已引起社会资本、消费市场和就业市场的高度关注。

互联网媒介域中的新闻生产也吸引了国内外少量学者关注,有学者利用“场域”理论阐释美国与欧洲的互联网创业公司的创新行为,研究均发现这些创新者认为新闻专业经验的重要性在于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创新资源,在媒体创新场域中比技术或资本更有力量。⑧无独有偶,国内有研究发现自媒体机构以创新方式接纳“议程设置”和“专业主义”等传统媒体常规要素,从而节约内部组织的信息交易成本,还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公司将“大数据”作为主要信源进行新闻内容生产,从而使得互联网平台出现了“媒体化”的创新趋势。⑨

一方面,互联网媒介域中的参与式新闻生产的特质是什么?它是否遵循传播媒介域中“业余”“辅助”“补充”的路径依赖？或另辟蹊径？另一方面,置于更广阔的“公共性”框架之下,互联网参与式新闻生产究竟意味着一种新的劳工形式——免费或低价的劳工居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底端,还是意味着一种创新的专业文化或职业伦理的形成？

二、从宏观视角与传统媒介域相比:权力结构、生产要素与意识形态

首先,以宏观视角而言,我们发现在互联网媒介域中,技术赋权影响或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一份对1995—2011年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报告表示在互联网技术的赋权下,参与式生产对传统的新闻权威、新闻价值、生产权和生产机制发出了挑战。⑩当所有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传和阅读图片、文字和视频时,新闻生产的时空场域(或生产权)被完全打破,个人生活情境可以渗透和影响着媒介生产,通过媒介生产再现、分享和使用,媒介生产的含义非常丰富,无论是职业机构编辑部的原创内容,还是社交媒介信息产品,甚至是网民们的跟贴留言和评论,均可被看成是通过媒介进行的 “积极的参与式生产”。也因此,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唯一阐释主体；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不断重构,新闻职业社区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大众的开放参与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张力,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协作性新闻“策展”,专业者的新角色有可能是导师、版主、总策展人和社区负责人。

其次,市场因素的强力渗透改变了生产要素结构。在一些新媒体组织内部,以市场消费受众为核心的“弱联系网络”向以专业为核心的“强联系网络”频繁发起挑战并渐成为改革的决定性力量。在互联网媒介域中,外向扩张型的市场竞争(例如内容和平台)替代封闭式的内部议程设置成为新闻创新的控制力量,与此相呼应的是信息使用者超越媒体编辑们成为内容产品的生产、传播和评价的市场主体。

最后,传统新闻生产被认为是社会特定的意识形态产物,是公共空间不可或缺的(准)公共物品,具有鲜明公共性与自律式的社会责任感,传统媒体的参与式生产则延续和强化这一功能；但是,互联网媒介域中的新闻生产并不必然自带这些传统特质,相反具有反思性的后现代化色彩,研究者认为可以将其看成在互联网信息场域中,新闻生产的专业活动与政治话语、技术力量及社会生活情境进行的创新式的“对话与映射”。因而互联网媒介域中的参与式生产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变得更多元、更复杂和不可确定。

三、新闻室观察研究:自媒体的创新实践

本研究的关注焦点是互联网媒体域中的参与式新闻生产的创新实践。我们拟运用“新闻室观察”的研究方法具体考察。 ①创新特征:创新行动是如何围绕互联网媒介平台达成的?出现了哪些创新方式? ②创新机制:“专业”与“业余”如何共存？有无冲突与调适？一系列的规则和资源是如何建立并扩散的？ ③影响因素:技术、成本,以及创新者与参与者的主体性如何影响创新？④创新行动如何得到参与者的合法化认知？

新闻室观察研究强调实地观察,通过了解研究对象的微观具体行动、组织架构、工作环境、个体行为、成员之间的交流方式获得经验认知,是一个以机制为基础,带有理论指导的实证研究方法,目的是发现微观机制的有机组合方式、微观机制与宏观结构之间的互动及其关系。例如郝伯特·甘斯在《什么在决定新闻》书中曾以社会学家的视角使用新闻室观察法考察新闻生产过程中记者行为、工作场域的意识形态、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自我审查等几乎覆盖了我们可以想到的、可能产生影响的方方面面,并讨论这些工作内容如何成为对新闻内容产生或大或小影响的因素。

本研究选取自媒体机构“Chins30s”,又称 “中国三明治”作为研究对象。该机构成立于2011年3月,属于国内最早一批专注非虚构类故事写作、传播和社交的新闻社区平台,也是较早采用“参与式方式”生产新闻故事的自媒体,目前已有10多万固定成员,在该自媒体的各个媒介平台(包括网页、微信公众中、App、电台专栏、图书)已经发表数千篇涉及创业、生活方式、个人规划、生活态度等主题的新闻故事,创始人曾历任《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早报》等记者、编辑职位,还曾在高校新闻类学院和公关公司工作,从事与新闻内容生产、新闻品牌管理相关的工作。《城市画报》《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中新社、BBC中文网、凤凰网等媒体均对该自媒体有详细的新闻报道。我们在2014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对该自媒体进行了为期近三年的新闻室观察研究,其中一位笔者曾在该机构间断性工作,总时长为10个月,熟悉各个工作流程,并参与创新项目的开发；两位笔者均与创始人、参与者保持长期沟通并在不同时期造访办公地点,三年来进行了数十次的深度访谈,获得大量一手研究素材。

“中国三明治”的新闻社区由三个部分协同完成:“虚拟编辑部”“供应链上游”与“供应链下游”。

(1)“虚拟编辑部”始终由创始人负责,后扩展到专职的文字和版面编辑,数年发展也不过3～5人,常年招收新闻学类的实习生。主要负责“专业的编辑策划+众包”的参与式生产:①以 “会员制”建立新闻社区,并按“I、D、E、A”四类划分社区会员:“I ”即Innovator 创新者,创业者或是行业内的创新者；“D ”即Designer 设计师,平面设计师、3D动画设计师、视频剪辑师、网络高手或建筑设计师等；“E”即Expert 专业人士,指拥有一技之长或者在某个领域深耕多年拥有丰富经验的人士；“A”即Analyst 分析师,泛指对创新有研究、对新闻报道有兴趣的任何人士。② 在会员中搜寻、收集与筛选新闻信息。分散在各地的会员源源不断地发现新的“准会员”,并将他们的信息传送到核心编辑部,核心编辑部将这样的信息归类整理成可采访的新闻信源,然后公布在共享群组当中让会员们进行“采写众包” 。③协调采访与被采访信息:根据采访主题、采访者资历、被采访对象领域特征、采访地域、发表时间等因素对采访者与采访对象进行信息匹配,同时与采访者商量确定采访主题、沟通采访基本内容和采访技巧、写作要领等工作细节。④ 审核和修改稿件、发布新闻故事。

(2)“供应链上游”由 “故事公园”“区域活动”及规模不断扩展的“写作工作坊”组成。“故事公园”位于上海中心城区的一座老房子里,是自媒体唯一的办公场所,也是会员沟通与休闲之处,不定期举办多场故事沙龙分享会,分享社区会员们的创意、小心得,并办展览、演戏剧。 “区域活动”,例如在2015年2月期间,该自媒体在广东汕头大学组织了以潮汕方言进行的分享会“听潮”,其目标是将创新文化和观念导入到潮汕地区,鼓励潮汕地区的年轻人进行创新与自我突破并帮助家乡发展。 “写作工作坊”邀请名师定期为会员们举办专业写作培训。

(3)“供应链下游”由所有原创内容的首发平台和创新项目组成。首发平台包括微信公众号、 “三明治电台”、电子书和图书等。创新项目则非常多,据创始人称创办至今曾出现100多个项目,最受欢迎的有“三明治SANDBOX(沙盒)实验室”“三明治问达”“三明治调查Humans of China”和“三明治特稿”等,“三明治SANDBOX(沙盒)实验室”目标是帮助早期创业者和创新人群传播他们的创业创新项目,共享专业与社会资源。 “三明治调查Humans of China”是由虚拟核心编辑部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社区内各会员根据自己的经历做出回答,经过编辑整理后公开在微信平台首发。 “三明治问达”是让某些“知识达人”在一个共享平台上分享专业资源,并取得一定的收入和报酬。

在这个自媒体的新闻社区中,每位“三明治会员”可以是采访对象也可以是采访者；会员们既是庞大的“信源群”,也是“读者群”,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新闻社区内的所有个体之间共享信息内容、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等等。

四、研究发现

1.创新特征:互惠式的新闻社区

我们发现该自媒体创新地构建了“线上和线下”双重循环性的、充满流动性、交互性的“新闻社区”。第一层是“信息流的内循环”,“圆心”是这个自媒体最重要的“虚拟编辑部”,围绕这个编辑部建构出一条“信息流循环”,这层循环内有“IDEA”四类人与创始人及少量核心工作人员,这个新闻社区中通过“虚拟编辑部”完成了信息收集、分流、采访、写作、核实与把关等专业流程后产生“新闻故事”的内容产品。

第二层循环,我们称之为“资本流的外循环”,这是“内循环”向外拓展的延伸品,所有参与者通过这个外循环共享彼此的专业资本、社会资本和人际资本,例如许多线下活动基本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进行组织和实施,创新项目也在这个社群中产生与分享,社群里的“组织信息”衍生出更多的社群内或社群外的信息,一个信息之间的联结又不断地延展出其他的触角,构建起了一个持续扩张的“新闻社区”。“供应链下游”的多媒本平台是新闻社区的“创新地盘”,该自媒体自创办以来持续出现了100多个创新项目,绝大多数来自于参与者的主动性的创新实践。

更重要的是,依照本文前述“互惠性参与式新闻”的行动特征——在更大的工作网格中通过创新性的组织行为间接地实现了利益分享,包括信源的资源、双方的信任和持续的社会资本,通过新闻室观察,我们发现这个新闻社区内所有参与者通过上述双重循环实际上实现了“互惠”。

图1 信息与资本的互惠网络

在第一层信息循环中,对创始人或自媒体机构而言,由于参与者的规模和积极性,即使无须组建专业编辑部和支付高昂的编辑成本也能获得有质量的新闻故事,极大地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以参与者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创始人的专业经验免费获得新闻专业性的学习,体验到以往只能在职业化媒体机构才具备的新闻社区工作环境和工作文化,还可以免费交换“IDEA”四类人群的专业信息和职业信息。在这一层循环中,产生互惠的核心是“信息”,即“创业故事”与“专业经验”的互通有无,这种互惠帮助自媒体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完成了内容生产的专业化过程。

在第二层循环中,以参与者而言,由于社群信息共享了专业化信息,因此极大地降低信息搜寻和专业学习的成本；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中的各种专业信息其实也就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由于这些信息能及时得到沟通与交流,这帮助了会员们通过社会资本的交换获得了自我资本的边际收益。以自媒体机构或创始人而言,社会资本的交互首先极大地增强了新闻社区的“有效黏性”,并且还创造了各种资金收益,例如编辑部收取少许线下活动会费作为媒介平台的宣传经费,定期举办的写作培训工作坊向参与者收费,这些不仅能补贴该自媒体当前低廉的编辑部预算投入甚至逐步成为盈利模式。在这一层循环中,产生互惠的核心是“社会资本”,即各种社会资本通过交换获得增值,自我资本通过循环网络完成了“溢价”的社会化过程。

2.创新机制:“去制度化”的制度设计

“虚拟编辑部”是新闻社区的核心枢纽,也是创始人的重要创新成果,具有组织社区内的信息即时沟通、调配资源、审核把关、保证品质等重要功能。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创始人使用其专业性的职业能力和媒介素养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专业化的经验却未以制度的形式进行固化,而是以一种“去制度化”的方式存在于组织中。

通过访谈得知该创始人尽管处于自媒体管理核心的位置,例如其个人兴趣、职业偏好、专业能力在社群内享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力,但是始终没有在社群内部组建某种类似传统编辑部的组织架构。创始人向我们坦诚“技术平台的扁平性和便捷性”及“节约人力成本”是社区内不组建真实编辑部的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则因为:

他们(指新闻故事的写作者——笔者注)是主角,我只是底线把关而已……这些80年后成长的一代现在正处在拼事业、拼家庭、拼社会资本的人生关键时期,他们有专业有才华但是还没有获得相应的或期待的社会地位,就像三明治中的中间夹层,没有被社会所重视……我其实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想利用自己的专业经验为这群人创办一个互联网的表达空间……

正因为此,在传统编辑部中通常被制度化的专业要素,例如科层组织结构、编辑的权力和“议程设置”等专业化的工具性都被弱化,但又不至于被消解,而是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与协调——“虚拟编辑部”中第②项和第③项工作——与积极的参与式生产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此这般,各种专业和技术资本得以转化为创新资源。这与Powers与Zambrano对欧美互联网媒体公司的观察如出一辙,专业经验得以以一种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方式而不是制度性的“权力”方式存留在这个社群里。

3.影响因素:“业余者”成为积极的、主体性的媒介生产者

在观察与访谈中,我们发现互联网技术特质、市场成本节约的考量、创始人的个人经历与专业经验等均对创新产生影响。这些与本文前述的互联网媒介域的特质形成了显著的呼应,不过与其他同类机构及与传统媒体机构相比,我们认为该自媒体最显著的差异,也是影响创新的主要因素是“参与者”本身,即“业余者”成为积极的、具备主体性的媒介生产者。

一位会员接受访谈时说:

为什么我提到“中国三明治”挺兴奋的,就是因为它是以讲故事的方式,传递一种价值观。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如何用“story telling”(讲故事)的方式建立关系,包括帮助个人拓展他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如何打破对自己的重建,促进自我的成长,获取世俗上的成功,心灵上更加超脱的寄托……过了30岁之后,我在重建各种关系,包括和父母、朋友、爱人之间的关系,会感觉到真的可以跳出自己的视角……去考虑一个比较中长期的发展。

一位经常参加中国三明治线下活动的会员表示,在还没有接触过该自媒体时,她认为只有30多岁的人才会参加这样的组织,而30多岁的人正在变得衰老和没有生气,但是在参加了很多次活动之后她感觉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中国三明治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把有趣的普通人集合起来,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还存在这样的人。虽然自己还没有到30岁的年纪,但是我非常认同这种积极寻求改变,也积极捍卫梦想价值观。

另一位在微信后台留言的网友说:

被中国三明治的访谈录狠狠地冲击了一把,兴奋过后又堕入迷思,觉得自己很差劲,但仔细梳理过几年来的经历,至少我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过,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播下的这些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虽然现在还不知道结出的是什么果子。

互联网大多数撰稿人并非专业媒体从业者出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没有过多机会获得专业的新闻培训、采访他人,以及在第三方信息平台上公开发表的机会,但是这个自媒体平台让他们得以实现一个“采访梦”与“写作梦”,尤其还能获得提升写作能力的专业协助、分享写作的成果和心得,从写作中发现了另一个“新的自己”——个体化的社会生活情境和价值意识也可以通过专业表达在这里获得公共认知,这些行为既不作为专业生产的补充和盈余产品,也不局限于弱势群体的英雄式表达和权益诉求,而是在“更多的人那里、在更多时间和空间中体现为对自我日常生活的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碎片化的受众也可以看作是“离散形态的媒介生产节点,他们之间的互动联系,以及他们与专业化的媒介生产体系的交叉渗透构成了一个充满流动性的参与式媒介生产网络”。

五、结论与讨论:从“参与”到“互惠”,到底发生了什么？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在“中国三明治”的新闻社区中,参与式新闻生产仍然是基础性的生产机制,但是与传统媒体的参与式生产不同的是,通过创新而产生的“平等互惠”的生产机制替代约定俗成的新闻专业原则,它强化了互联网传播的民主性,鼓励和刺激参与者的主动性介入,专业权威与可交换的社会资源在所有内部成员中开放、流动与再生,所有参与者在更大的工作网络中获得利益共享、资源交换、互惠互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自媒体不知不觉在参与式生产过程完成了在传统新闻社区中无法实现的“互惠性参与式新闻”。

那么从参与到互惠,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这些创新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当人们面对某种情势时,个体与规则之间相互关系有可能建立在某种实践理性之上。这个理论视角的核心是行动与解释有着紧密的联系,个体对情境进行认知并做出相应的理性反应,个体即以这种实践理性为基础而展开行动。在该自媒体新闻社区中,“专业者”和“业余者”以信息资源优势互补的方式进行双向的协商与调适,经历从参与、互动到渗透互惠的默契过程,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有参与者已然形成了一种彼此依赖和信任的、建立在互惠基础之上的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构成创新达成的必要条件。

但是如何使创新持续?或者说如何设计创新的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合约第三定律”或可提供一种阐释。第三定律认为若可供选择的合约形式的范围越广泛,合约安排的交易费用就越小。该定律的核心是“合约选择自由”,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交易费用,提高组织效率,增加资产运用价值。我们发现“去制度化”就是一种符合第三定律的制度安排——这种选择将传统固化的、单一的、强制性的编辑—记者的合约权让渡给参与者进行更自由、更广泛的合约选择。所有参与者相互之间均可以产生合作关系,任何事都可以协商解决。收益则立竿见影,社群内部的专业学习的信息交易成本、继而是专业分工的交易成本明显下降,还解决了资金流困境,因此相比传统媒体机构就形成了 “内生比较优势”, 也因此,“去制度化”潜移默化为组织化生产存续至今的编辑部制度设计原则。

最后谈谈该参与者对于自媒体的合法化认知。Carlson与Usher发现互联网公司的媒体创新,尽管在文化和模式上反传统,但是仍要通过“复制”媒介组织架构,以及保留基础性价值取向的方式获得专业合法性。那么,该自媒体并没有依赖相同路径,如何完成这种合法性认知？政治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谈到“后果评价”时认为评价达成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评价首先建立在社会情境的立场之上,二是人们倾向于选择更好实现自己目标的最大化选项；三是后果事态的各类特征是潜在相关的,而并非像功利主义那样坚持只有事态的效用或效率才是评价中唯一值得考虑或是最重要的。

通过访谈我们发现所有参与者在新闻社区中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尤其是获得了比较正面的自我认知——“发现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自我”正是在其他的社会情境缺失或被压抑的那个部分,由于被释放而得到了“最大化”的心理满足。因此,归属感与责任感、释放的满足感,这些只有在新闻社区中所享有的非功利性的“后果评价”组合在一起,恰好建构了参与者们的合法性认知。

新闻室观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生性的考察视角,得以观察在互联网媒体创新空间里“业余参与”并非意味或仅意味某种居于资本主义体系底端的免费或低廉的劳工形式；专业资本则以权威方式且作为“业余”自愿接纳的透明的陪伴者、同行者、可协商的介入者成为互惠的核心要素。进一步地,我们还发现新闻专业资本仍然居于其他专业资本、商业资本和技术资本之前,成为创新资源及新一轮的社会资本核心。因此,我们更有理由相信该自媒体的互惠性参与式新闻其实是趋向于建构了一种创新型的“新闻专业主义”,而并非是对专业意识形态简单地分裂或瓦解。这或将为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性重构提供了积极的外延和可能性。这其中包括考虑到参与者的实践理性、专业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基于个体目标最大化的后果评价。

但是,本案例也带来另外一些启示:当个体生活成为互惠模式的主体性来源时,个体的感性认知是否可以上升为可共享、传播与理解的知识资产？碎片化的生活细节是否可以演化为一种普适性的价值载体？是否会产生能满足公众知情权等政治诉求的新闻产品？本文可能还无法解答。此案例的规模过小、信息生产类型单一、未有清晰的盈利模式、外来资本较少介入等缺陷都会使创新的诸多潜在变量失去被观察的可能。另外,经由市场竞争所产生了更多的外部冲突与合作有可能为创新提供了更多的驱动力,但本文并非将这种外生性视角纳入观察范围,因而显得观察单一、静态且片面。

我们相信,本文的主观或客观的缺陷都将为后续研究提供更宽广的切入视角和更深入的思考。

注释:

① Nichols,S.L.,Friedland,L.A.,Rojas,H.,Cho,J.,& Shah,D.V.ExaminingTheEffectsOfPublicJournalismOnCivilSocietyFrom1994To2002:OrganizationalFactors,ProjectFeatures,StoryFrames,AndCitizenEngagement.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83(1),2006,pp.77-100.胡元辉：《更审议的公民,更开放的公共——公共新闻与公民新闻相互关系的思考》,《新闻学研究》,2004年第4期。

② Wang Q.ParticipatoryJournalismInTheChineseContext:UnderstandingJournalismAsProcessInChinasParticipatoryCulture.Journalism,18(4),2016.

③ Borger M,Sanders J,Hoof A V.ExpectingReciprocity:TowardsAModelOfTheParticipants’PerspectiveOnParticipatoryJournalism.New Media & Society,18.2014.pp.708-725.

④ 蔡雯:《“人人都是记者”——“参与式新闻”的影响与作用》,《对外传播》,2010年第3期。 陆晔、周睿鸣:《“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7期。夏倩芳、王艳:《 从“客观性”到“透明性”:新闻专业权威演进的历史与逻辑》,《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Borger M,Sanders J,Hoof A V.Expectingreciprocity:TowardsaModelOfTheParticipants’PerspectiveOnParticipatoryJournalism.New Media & Society,18.2014..pp.708-725.Erjavec,K.,& Kova?i?,M.P..AbuseofOnlineParticipatoryJournalisminSlovenia:OffensiveCommentsUnderNewsItems.Medijska Istrazivanja,19(2),2013.pp.55-73.

⑤ Vujnovic,M.,Singer,J.,Paulussen,S.,Heinonen,A.,Reich,Z.,Quandt,T.,Hermida,A.& Domingo,D..ExploringthePolitical-EconomicFactorsofParticipatoryJournalism:ViewsofOnlineJournalistsin10Countries.Journalism Practice,4(3),2010.pp.285-296.Domingo,Quandt,Heinonen,et al.ParticipatoryJournalismPracticesintheMediaandBeyond:AnInternationalComparativeStudyofInitiativesinOnlineNewspapers.Future of Newspapers Conference.2007.Thurman,N.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In The Mainstream:Attitudes And Implementation At British News Websites.2006.

⑥ Vujnovic,M.,Singer,J.,Paulussen,S.,Heinonen,A.,Reich,Z.,Quandt,T.,Hermida,A.& Domingo,D.ExploringthePolitical-EconomicFactorsofParticipatoryJournalism:ViewsofOnlineJournalistsin10Countries.Journalism Practice,4(3),2010.pp.285-296.

⑧ Usher N.Venture-backedNewsStartupsandtheFieldofJournalism:Venture-backedNewsStartupsandtheFieldofJournalism:Challenges,changes,andconsistencies.Digital Journalism.5,2017 pp.1-18.Powers M,Zambrano S V.ExplainingtheFormationofOnlineNewsStartupsinFranceandtheUnitedStates:AFieldAnalysisJournalofCommunication,66(5).2016,pp.857-877.Benson R.NewsMediaasa“JournalisticField”:WhatBourdieuAddstoNewInstitutionalism,andViceVersa.Political Communication,23(2)2006.pp.187-202.

⑨ 龚彦方:《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的专业化重构:当代新闻生产机制研究——来自某自媒体“虚拟编辑部”的田野调查》,《现代传播》,2016年第12期。张志安、曾子瑾:《从“媒体平台”到“平台媒体”海外互联网巨头的新闻创新及启示》,《新闻记者》,2016年第1期。

⑩ Borger M,Hoof A V.ConstructingParticipatoryJournalismAsAScholarlyObject:AGenealogicalAnalysis.Digital Journalism,1(1).2013.pp.117-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