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

看到一篇文章的标题——“一个绝不射杀伤兵的决定，让世界20年后陷入腥风血雨”。想必是关于希特勒的。点开一看，果然。

这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和我以前在BBC上读到的内容不一样的是，这个版本贯穿了主角亨利·坦迪的一生，也因此多了一些戏剧性。

亨利·坦迪出生于1891年，原本是英国沃里克郡利明顿的一个穷小子。1910年8月，他加入英国的步兵团，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一战爆发，在夺占法国小镇马尔宽渡口的战斗中，坦迪所在的步兵团一度被德军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所压制，关键时刻他跃出战壕，只身一人匍匐靠近德军阵地，并成功消灭了德军机枪手。抵达渡口时，他再次冒着密集的炮火率先铺设起木板，使英军冲锋部队得以顺利冲入敌人阵地，并最终迫使人数占优势的德军退出战斗。

就在两军厮杀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坦迪发现一个德军伤兵：也许是因为部队仓皇撤离顾不上，只见对方正一瘸一拐地爬出阵地的沟壕，准备直起身子逃跑。而那个德军伤兵也看到了不远处坦迪的枪口正死死地指着自己。

不过，坦迪没有开枪，因为他和《血战钢锯岭》里的戴斯蒙德一样有自己的原则，即从不射杀那些放下武器的伤兵。最后，那位德国伤兵略微点了点头，就慢慢走远了，消失在瞄准镜里。

和很多类似文章一样，作者慨叹——“坦迪不知道，整个人类20世纪的历史就在这一刻掉转了方向。”

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而是日后在欧陆呼风唤雨的阿道夫·希特勒。

坦迪的英勇为他赢得了极大荣誉，他成了战斗英雄，一位意大利艺术家还专门为他创作了一幅油画：在画中坦迪背着一个伤兵，走在队伍里。

战争结束后，坦迪荣归故里，娶妻生子，过起了平静的生活。直到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前往德国与元首希特勒会谈，希望换取欧洲的和平。张伯伦惊讶地发现，希特勒的客厅里赫然挂着那幅意大利艺术家当年为坦迪所作画像的复制品，希特勒解释说：“画中的这个人差点要了我的命，当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到德国了，可上天又将我从英国士兵的枪口下救了出来。”临走时，希特勒还请张伯伦回国后向他的这位英国“救命恩人”转达最衷心的感谢。

消息传到国内，坦迪也因此备受指责。两年后，坦迪在舆论压力下，同时目睹了德军的种种暴行。他痛苦地感慨道：“要知道这个家伙会是这样一个人，我真该一枪毙了他！”

在深深的自责中，时年49岁的坦迪再次报名参军，他表示：“不会让希特勒从自己的枪口下逃离第二次。”但他在索姆河会战中所受的重傷使他已不能重返战场，直到1977年，86岁的坦迪离开这个世界。

不过事情并未因此结束。这篇文章说：在2012年5月，女儿在整理坦迪的遗物时，无意间发现当年责问他的报纸中，夹杂着一张泛黄的纸条，坦迪在上面写着这么一段话：我后悔自己的一时之仁，改变了数千万人的命运，但如果重新有这么一次机会，面对一个不知道未来的伤兵，我还是会选择，让他离开……我只是一个士兵，不是屠夫，假如当年我开了枪，那么，我跟希特勒就没有区别了。

结尾很好。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不过，它的真实性早已让人怀疑。

这方面网上有不少资料。坦迪的传记作家乔纳森指出了时间和地点等疑点。根据他的考证，希特勒和亨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战场上。两人据称是在1918年9月28日在战场相遇的。然而，根据1918年的战争记录，希特勒的部队当时在离亨利所在部队以北50英里远的地方，而且希特勒9月25日到27日在放假。也就是说，9月28日那天，希特勒要么就还在放假，或在归队的途中，或在离亨利部队50英里远的营地里。而且，即使希特勒所说的年代是对的，希特勒要从那幅画中认出坦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亨利在希特勒所说的1918年那场战役中负伤，浑身上下都是泥和血，同画中的形象完全两样。

乔纳森认为上述一切似是而非并不是希特勒搞混了，而是希特勒有意编造的城市神话，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他本人的神秘感。就像电影《意志的胜利》开篇，希特勒坐着飞机从天而降一样，希特勒以德意志民族的救世主自居，他把自己在战场上侥幸活下来视为上天的安排。而正好，当有关坦迪的英雄事迹传到他耳朵里时，他想方设法搞到那张画像，以完成这一神话。

英文维基百科上的疑点还有，据说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从德国返国后，曾打电话到坦迪家里，告诉他同希特勒的交谈。然而，当时坦迪家里并没有电话。

至于是否有上述文章提到的“那张泛黄的纸条”，由于我没有在英文网站上找到与坦迪的女儿相关的任何信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个细节是文学上的杜撰，尽管我很欣赏它所彰显的人性的光辉。

我之所以关心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背后暗藏的一个假设——如果当年坦迪真的遇到了希特勒，并且毫不留情地枪杀了他，二十年后的欧洲就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

会这样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类似一厢情愿的观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多人简单地以为，某一个具体的独裁者的苗子被消灭了，那么与之相伴的黑暗也就消失了。

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能使独裁者走上权力巅峰的，不是独裁者的肉眼凡胎，而是那个国家与那个时代近乎疯狂的民情。看过里芬斯塔尔《意志的胜利》的读者知道当年希特勒在德国是何等受欢迎。这一波国家社会主义浪潮甚至让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与美国的许多精英羡慕不已。在此历史背景下，就算当年德国没有阿道夫·希特勒上台，也会有其他希特勒上台。

所以我说就算这个故事是真的，坦迪也完全没有必要自责。希特勒的问题不是他开一枪就能够一劳永逸解决的。简单说，坦迪的那一枪如果不能射杀德国当年的民情，二十年后的欧洲同样难免陷入一片腥风血雨。

那些以为提前杀死希特勒就可以让世界免于浩劫的人，实在是太天真了。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当年给希特勒接生的人也可以自责——“哎，我真后悔啊，当时我把他掐死就好了！”当然，历史还可以再退一步，“哎，要是给希特勒的母亲结扎就好了！”

故事推演到这里，就不只是一个笑话，而且和希特勒的想法已经非常接近了。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做法通常是，以消灭个体的方式来消灭社会整体性的危机。而反对他们的人也常常陷入相同的误区。希特勒的出现，只是当年德国乃至世界的一个果，而不是因。我们今天看不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真正接受了20世纪的教训。

茫茫人海，万千因缘起落，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已经走起来的人群走。作为替罪狼，希特勒同样是不幸的，如果出生在今日德国，他可能只是莱茵河畔一个蹩脚的画家，即便有恶的倾向，或许也只是扔起酒瓶砸坏邻居家的玻璃。如此而已。

在此我并不是要为希特勒的罪恶辩护。我想强调的是，相较于人性，我更惧怕人群。人一旦组织起来，其作恶将远甚于个人。因为它既无理智的指引，也无良心的制约。所以洛克说，相较于个人，时代更容易犯错误。也是这个原因，我相信能使一个国家变好的，不是对永恒的人性的改造，也不是对某一个恶人在肉体上的消灭，而是从整体上完成制度与民情的好转。

（冀雨欣摘自新星出版社《慈悲与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