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

摄影传来与图像证史

2007年9月我为平遥国际摄影节策展了中国历史老照片专家、美国人顾丹尼（Dennis George Crow ）收藏的1860-1900年间中国题材老照片，曾在撰寫的展览前言里如是说：

关键史料的发现导致历史学说的重要进展，是为学术常识。

中国摄影史的起始，出于一批西方摄影师对中国社会现象与地理景物的拍摄关照，无论此举对于国人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影响，它毕竟是颠扑不破的存在事实。

摄影究竟对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历史产生过怎样的文化作用，应该属于中国摄影史关注的命题。自摄影术在十九世纪前叶发明于欧洲，之后在十九世纪中叶伴随西方列强的炮舰进入东方古国之中华，从此影像中国的一些形象面貌，便永远地留存于人类文明的记载册页上了。

摄影传来与洋人摄影师的旅华影像之于中国和中国社会，是福是祸还是什么？如今这节恩怨已经度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曾经被西方视为“东方睡狮”的中华民族，已经历尽磨难浴火重生地挺立在当代世界。所谓“盛世修史”，自然也包括文化概念的中国摄影史。当此修史之际，从二十一世纪回首十九世纪的影像中国，既是恢复记忆，更是开阔眼界。因为中国和中国摄影的历史，居然就在一定程度记载于这样一些早年携带照相机来华的洋人摄影师的照片上，无论如何，这毕竟就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而我们中国人在回顾这些历史景象之际，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无论如何，这是关于我们中国的历史照片，也是开启中国摄影的历史源头。

摄影术的发明，标志于公元1839年。而在摄影术发明仅仅5年之后，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 1802-1877）在1844年便拍摄出清朝的两广总督耆英肖像照，因而成为“第一个为中国人拍照的人”（张明：《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与此同时，耆英照片也成为世界和中国摄影史上的头一个中国人的肖像照。而作为西方文明产物的摄影术，俨然成为印证中国事物的史迹证明，由此开启了影像证史的中国篇章。

其后，英国人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1837-1921），于1869-1872年间以摄影家与探险家的身份，漫游中国旅行拍照。并于1873-1874年出版著作《中国和中国人照片集》，“可谓第一个以整个社会为主题，反映社会各个阶层人物生存状态的在华外国纪实摄影师，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视觉影像。” （张明：《外国人拍摄的中国影像》）

倘若从学术的立场摒弃义和团式的偏激意识，早期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影像，非但洋为中用地造就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历史凭据，而且开启了中国摄影史的源头活水。尽管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评析，早期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影像难免附带些许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观念，而中国摄影史何以由国人之“被摄影”开端，乃属未来摄影史学的研究命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则是：摄影过程即使排除不掉拍摄者的主观意图，作为摄影工具的照相机命定的光学机械功能性，自然而然地承载起超越观念意识的客观记录性。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所有记录性摄影图像的表像信息真实，由此而构成影像证史的文物凭据。

摄影传开与视觉参照

一部全面而整体的中国摄影史，理应由“自摄影”和“被摄影”的双向互动而成全。我甚至认为，即使中国人的“自摄影”已然发展到足以独立自主的程度，由来已久的“被摄影”成分仍然有机地起到催化中国人 “自摄影”形质的文化生态作用。

无论承认与否，中国摄影人的拍照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受过以至于仍然在领受西方摄影术的基因塑造，甚而不同程度地被外人拍摄的中国照片事实所影响。此前有多家摄影媒体就当今的成名中国摄影人曾受到哪位外国著名摄影家的影响，做过不少调查访谈。几乎所有受访的中国摄影人，皆直言谈及对自身摄影实践起到过重要影响的外国摄影名家，其中最多见者有卡蒂埃-布勒松和寇德卡。这些出自媒体的访谈或摄影人自述，实则构成了研究中国摄影史发展迹象的第一手资料。

中国当代摄影由“文革”年代的极端封闭，进展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纪实”潮涌，外国摄影信息的大量引进显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催化作用。而各时期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题材影像，更加直接地对中国摄影发展起到了由“被摄影”转化“自摄影”的通融作用。于此仅以自身经历披露在我的摄影实践过程中，所接触到的外国摄影师拍摄的中国影像事物。

1988年11月我自费游学，生平首次出国。从北京飞抵旧金山当天，在美国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名为《影像中国历史1937-1987》（CHINA A Photohistory 1937-1987）的摄影图书。这册刚刚出版于1988年的图证中国历史的初版专著，立马让我从一部外国人所拍的中国摄影集，连贯出一派我以往未曾得见的中国历史情景。尤其是那些涵盖于我生命历程的1950-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景观，令我滋生一股眼界顿开的历史现场感，所谓社会纪实摄影的劲道由之深入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