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

全球化格局中，任何国家的国内事件都会有外溢效应或连锁反应；同时，也没有纯粹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等，而是矛盾群、问题群和危机群。因此，既有的危机管理机制需要升级，甚至重塑

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其出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极端表现形式便是危机。危机或是内生性、周期性的，或是外源性、突发性的，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鉴于其巨大的破坏力，溯源危机根源、研判危机轨迹、重塑危机管理机制、重构危机应对体系关乎全局，关乎稳定与发展，甚至关乎生存，全面精确地认识和管理危机需要新视角、新思维和新工具、新方法，而且必须建立在多维、全域、系统性和智能化的体系之上。

危机形态变异和衍进变轨

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大趋势（megatrend）是全球化、网络化和数字化，与之对应，危机产生、发展和衍进轨迹均显著变异，特别是：

第一，时间上的瞬时性、持久性或不确定性。危机爆发、持续和结束在时空维度上历史参照物少，相关性弱，危机衍进的规律性几乎“无规律可循”，如叙利亚危机。始于反对派武装冲突局部危机，于2011年被引爆，旋即迅速蔓延，至今演变成旷日持久、不断升级且集大国角力、宗教冲突、地缘政治、代理人战争、难民问题等于一体的超乎预判的复杂危机，甚至是危机群，广度、烈度和时长难以归类某种危机既定模式。

第二，空间上的非关联性或相互作用的广域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源于其特定的住房按揭金融业务，之后，跨地域蔓延引发欧洲债务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蝴蝶效应”的混沌学原理或可解释，但空间上的多向外溢和影响之深、影响之广远超之前任何先例，美次贷、欧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三级跳”突破地域边界，似乎全球化语境下的任何危机或多或少具有全球性影响。

第三，黑天鹅、灰天鹅、灰犀牛风险相互作用，形成危机的“加法效应”甚至“乘法效应”。黑天鹅是“不知道不知道的”，灰天鹅是“知道不知道的”和“不知道知道的”，而灰犀牛则是明显且规模大的风险，如中国债务率和杠杆率的高企等。危机的“不可知性”在增强，不仅发生时间、具体内容、破坏性以及应对之策等，即便危机的形态也高不可測，危机影响更是叠加甚至倍增，如叙利亚危机和欧洲难民危机的缠绕和连锁效应以及巨大的负外部性。

第四，数字世界“后真相”症候群。假新闻、旧新闻跨时逆向传播强化了“后真相”时代的诸多陷阱，诸多的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竟然是虚构、PS或时空腾挪的文字、照片或视频，如近期的一系列选战，无论欧美还是发展中国家，“真的”假新闻不断引发危机级的社会事件；另外，非法获取隐私数据并高频度运用目标广告和定向推送，扰动并影响受众判断的事例也颇多，如剑桥Analitica利用脸书的海量数据影响2016年美国选举等。

第五，危机因子的多元化与衍进的非稳态。引发危机的因子不再是单一或单向度的事件，而是多源头、多维度互相影响、相互作用，且发展过程不循“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轨迹，振幅和烈度几乎无法预期。如查韦斯之后的委内瑞拉危机，因子复杂多元，如经济方面的石油价格下跌、通货膨胀失控等，政治方面的“玻利瓦尔革命”式微、反对党起势等，社会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重负、民众生活无着等，且危机时而缓和，时而激化，其间稳定状态转瞬即逝，危机升级转化为剧烈的社会冲突已然趋于常态化。

第六，危机发展的“群体极化效应”。一般而言，风险事件、危机初现到危机爆发存在一定时长，其“打开”是个不断强化渐进过程。而新危机变异所呈现的是风险、危机到严重危机的“短平快”特征，具体表现为危机一旦出现，危机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群体极化效应”，在极短时间内迅速使危机走向极端，任何缓释危机的举措即便“对症”，也未见得有时间实施，“一地鸡毛”难以避免，“无法收拾”也属常态。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贩自焚是执法人员粗暴执法的社会管理问题，却立刻引发全国动乱，导致政府更迭，并进一步形成连锁反应，掀起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延绵至今，高危极端状态仍在持续。

第七，危机判断的“证实与证伪两难”。理性预期不可能，危机前难以预判，危机时的容错时间和空间又是强约束，危机后几乎无法复盘，如马来西亚一马基金非正常资金往来与其选举结果之间的关联，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和相关性存在第一重不确定性，其间相关方采取的危机应对措施与危机走势存在第二重不确定性，最后的结果以及可能的演变轨迹存在第三重不确定性。理性预期学派经济学家小罗伯特·卢卡斯的关于欧债危机的观点或与此异曲同工，即欧债危机无法预测，即便预测准确，相关的应对措施会改变危机的走向，导致危机预测失误。是故，危机判断的理论复杂性和实践复杂性只会增加。

第八，风险共振与危机叠加。风险和危机不仅广域化、广谱化，而且时间和空间上的共振特征趋于显著，单一危机在特定区域爆发愈发鲜见，危机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特别是种族、宗教等）、自然等元素叠加共振，产生的冲击力和破坏力在时空维度上远非传统危机可比拟。如全球性的贸易冲突，虽未到危机的程度，但却是多元因素合成的结果，并且不时形成共振，波及面和烈度呈现升级的趋势。与此同时，应对危机的政策措施交叉作用和共振效应也成为施策的重要考量因素，政策制定者单一指向的部门决策很难奏效，若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又可能形成预期之外的反向政策共振，使得危机化解之策催生新的问题甚至新的危机。

第九，科技推动下的新因素引发的新质危机。科技不仅改变生活，而且深刻地塑造人类的发展进程。与之对应的风险和危机，其内涵也已发生嬗变，而非简单的量变，至少是显著的量变向质变的迁徙，非常规、非对称、无接触、虚拟化、网络化、无主体甚至AI化（人工智能化）的新质危机渐次凸显。数据是新时代的石油，新质危机多与数据（特别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及相关算法有关，如 “棱镜门”、伊朗核设施受到网络攻击、Petya和WannaCry勒索软件及网络攻击等，不一而足，且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处在不断变化之中。

危机管理的体系化重塑

在全球化的国际格局中，没有纯粹的国别危机，任何国家的国内事件都会有外溢效应或连锁反应；同时，也没有纯粹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外交危机或社会危机等，一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矛盾群、问题群和危机群，甚至是矛盾系统、问题系统和危机系统。因此，既有的危机管理机制需要升级，甚至重塑，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

首先，危机管理机制设计图纸的“大模样”是“刚性原点、螺旋发展”的同心圆多维矩阵。原点是且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是基，国家利益是锚，并且必须刚性锚定。围绕原点，三维立体建立针对不同危机的同心圆管理系统，如经济危机管理系统等，不同的系统之间有交叉或重叠，甚至是大面积、深度的交叉或重叠。系统之间建立交互机制，既不是垂直为主的“条”，也不是水平为主的“块”，而是多维交叉的立体矩阵，一旦启动危机管理，相应系统间的信息共享、交换和反馈同步启动，危机管理措施的效果及外溢效应须由多个相关系统跟踪和评估。上阶系统和种系统承担其下阶系统和属系统的信息集成和最终决策，系统矩阵的信息流和决策流高度自动化、数字化并且趋向AI化，数据转化为信息从基于原则和逻辑向基于规则和算法（algorithm）递进，信息转化为决策从基于归纳和总结向基于推导和演绎跃升。摩尔定律（Moores law）驱动的技术创新在算力和处理流程上全面支持复杂危机管理系统的运行，使危机管理矩阵的系统嵌套系统、循环嵌套循环得以实现，并且能够分层进行决策集成，可放可统，可分可总，成为高强度、高韧性的柔性组织系统。

其次，危机必须迭代管理和动态管理。基于历史经验，以前的危机模板具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基本循着导火索、爆发、扩散、加剧、消退、结束的轨迹，而现在的危机往往蕴含于稳定之中，是危机的稳定态，或是稳定的危机态。因此，危机预警系统不能单纯依赖明显的阶段性标志，必须建立多维变量和多元参数，且变量和参数非线性运动，因此与之对应的危机管理必须是迭代的、动态的。危机是发展的，其衍进或是发散或是裂变，迭代管理的重点是同时管理存量变量和增量变量，动态管理的重点是在运动中实施危机缓释和化解而非静止中“从容不迫”的处理，好似无数次的运动中移动靶射击，危机自身的风险与解决危机对策的风险并存共生，非动态迭代不足以应对。危机迭代管理的过程是动态推演的系统论，识别海量的内因和外因，处理海量的直接变量和间接变量，其间须解决类似风险外溢、交叉、传递和感染等一系列非常态从而实现“从混沌到有序”。

再次，危机管理的数字化能力是核心要件。实质上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基本消费品，围绕数字的生产和消费的活动趋于同步。危机的识别基于数据，危机的管理同样基于数据，而此数据非彼数据，是“大数据”，并且是真正的大数据。大数据不仅是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质，而质的关键是相关性，包括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非相关数据越多，生成噪音的概率越大，数据清洗（data cleaning）、数据挖掘（data mining）和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的难度越大，准确率越低，必要性基础上的“足够”是建立数据库或数据湖泊继而运用大数据方法须秉承的原则。由于危机的复杂性在升高，与危机相关的数据量和复杂关联以更快的速度升高，特别是非结构性数据，比如社交媒体上的聊天、点赞、情绪表达甚至表情符等，所以须进行数字化并建立相应的处理模型。涉及危机的关联因素在识别、跟踪、捕捉、分析等环节要建立规则并设计算法，量化、因子化、参数化危机事件，针对不同层级、不同范围、不同领域的危机建模，在高置信度的前提下，借鉴金融市场动荡指数和情绪指数的方法论，编制相关的危机指数，更为直观地呈现危机发生的或然率和危机的烈度。

最后，危机管理要具备多元化的工具箱和组合使用危机管理工具的能力。现在的危机往往是多元复合型，危机因素林林总总，危机影响更是呈放射状，因此，危机管理工具箱必须包括应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等危機事件的工具。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数字化工具尤其重要，危机中的任何人和物都是一个数据库，静止或移动的数据库，核心或边缘（edge data）的数据库，大数据、云计算、云储存等技术须在危机管理中充分有效运用。技术性工具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分析和处理，而且是相关工具的载体和平台。按照特定的领域，涉及不同性质危机的专业化工具自然是主角，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于经济衰退危机，但是愈发重要的是领域跨界、功能交叉的工具和工具组合，其运用难度更大，效果评估更复杂，如舆情管理之于P2P平台爆雷引发的金融风险和社会稳定的多元危机。危机管理的工具箱不仅要“十八般武艺样样齐全”，而且组合工具的能力要跟上危机的新变化。危机管理是“组合拳”，并且是实战中调整、运动中优化的“组合拳”，组合能力直接关系到最终处理的效果，而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是子午罗盘，“救疗于有疾之后”的应对化解和“摄养于未病之先”的预先擘画二者一体两面、互为表里，形成连续的全流程、全方位的危机管理系统。

危机管理必须与危机形态的变化相适应，重要中之尤其重要者是一体化的危机观和危机管理体系，依托系统论和数字化科技实现化危为机。须谨记，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不可取，危机寓于日常，非一日而成，化解危机自然非一日之功，真正有序、渐进、可控的危机管理，其作用力方向才是降低和化解危机而非产生新的危机。

（作者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