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观规约下的郭沫若诗歌翻译研究
2018-10-24宋自容王昌杰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8年8期
关键词:语言
宋自容 王昌杰
四川传媒学院
一、引言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文学改写形式的一种。时代语境将制约翻译的文体风格。译者只会选择符合时代审美趣味及需求的作品进行翻译以吸引更多的读者。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观,译者所属的诗学群体的诗学观及译者自身基于其教育背景所形成的诗学观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译者对译本文体及语言的选择。作为五四时期伟大的翻译家,郭沫若在1920-1930年间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诗歌,翻译风格独具特色。郭沫若的翻译意在寻求白话与文言的融合而非白话与文言的简单分割,语体方面既采用白话文,也采用文言文。文体既采用自由体,也不排斥传统的诗歌文体,如骚体,五言,七言等。但无论选用什么文体,郭沫若都注重诗的韵律与诗性美,力求译文流畅,韵律自由,具有艺术感染力。为什么郭沫若会形成如此独特的翻译诗学观呢?为更好地理解郭沫若在诗歌翻译中对语言及文体的选择,我们有必要从“五四”时期主流的诗学观,其所属的诗学群体“创造社”的诗学观及其个人诗学观三个方面来进行剖析。
二、“五四”时期的主流诗学观
“五四”时期是诗体解放的时期,思想上对自由的要求及文学上对古诗的反叛使译者在翻译外国诗歌时采用自由诗形式成为了当时的时代风尚。正是受新诗文体意识的影响,在早期翻译泰戈尔、雪莱、惠特曼等人的诗歌时,郭沫若也大量采用了自由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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