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在中国过去40年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重新配置，都充分展示了相关改革如何消除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重新配置的体制障碍，从而把有利的人口特征转化为高速的經济增长、结构调整和深刻社会变迁的改革进程。因此，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及其揭示的体制变革、结构转变、增长贡献和分享效应，可以成为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实现分享过程的一个全方位缩影。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于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这一人口转折点不仅从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等方面产生对经济增速的不利影响，还减慢城市化速度。2010—2017年期间，城市化率的年提高率从3.33%下降到2.04%，呈现递减趋势。

人口条件的转变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推动城市化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提升，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将在劳动力的退出、流动和进入方面产生新的内涵。

退出的动力：从激励制度的变革到生产方式的变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就未显著缩小。其原因在于，农业的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在物质费用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劳动生产率未能伴随资本投入的增加而提高。

因此，进一步释放农业劳动力，必须打破制约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瓶颈，突破口便是土地制度改革，鼓励土地流转，扩大经营规模。很长时间以来，“三农”政策对改造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聚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