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玥 郝建平

摘 要：阴山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争夺的军事要地，西汉时期被匈奴与汉朝交替控制。在借鉴秦朝戍边政策的基础上，西汉政府不断调整阴山地区的戍边政策，从汉文帝时期“常居者以备塞”，到汉武帝时期“移民置县与五属国的设立”， 以至汉昭、宣、元帝时期的“羁縻”策略，逐渐发展成初具规模且较为成熟的戍边政策。不仅维护了西汉北部阴山边地形势的稳定，发展了汉匈之间的密切联系，也间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开发。

关键词：西汉；阴山地区；戍边政策；匈奴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7-0149-03

从今天的行政区域划分来看，阴山地区主要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和乌兰察布市[1]2。这一地区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自古以来就活跃着众多少数民族，主要有鬼方、土方、荤粥、犬戎以及林胡、楼烦、匈奴、突厥等。其中林胡、楼烦的主要活动范围分别是今阴山地区的鄂尔多斯东北及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市一带[2]20-21。这些少数民族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在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受阴山地区自然环境与单一游牧经济的制约，不可避免地时常与中原政权发生战争冲突。匈奴冒顿单于通过战争“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3]（卷110，2518），并趁秦末中原混乱之际夺取蒙恬占领的“河南地”（今鄂尔多斯市北部沿黄河一带，及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匈奴政权，形成了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政治军事局面。由此可见，阴山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十分重要，在西汉时期既是匈奴的主要活动范围，又是西汉西北边疆的重点防御地区，是汉匈双方交战和争夺的主要区域。随着汉文帝时期、汉武帝时期以及汉昭、宣、元帝时期汉匈双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汉朝对阴山地区的戍边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演变。因此，探讨西汉阴山地区戍边措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汉对西北边疆的经略政策。

一、汉文帝时期“常居者以备塞”政策

西汉时期阴山地区的戍边措施是秦朝戍边措施的继续和发展。秦统一后，分天下为36郡，属阴山地区的有九原、云中、雁门、上郡、北地、代郡等6郡。九原郡包括今包头市大部，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达拉特旗一带。云中郡辖今呼和浩特市城区、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土左旗以及包头市土右旗一带。雁门郡辖今乌兰察布市岱海以南地区。上郡包括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一带。北地郡辖有今乌海市及鄂托克旗地区。代郡辖有今丰镇市、兴和县地区[1]65。秦朝为了对抗匈奴，命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3]（卷110，2254），又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3]（卷6，220），并徙谪戍以充九原郡与云中郡等地。此时主要是修建防御性建筑以及小规模的迁民以实初县，并没有产生进一步開发阴山地区的认识，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以致秦朝末年出现了“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4]（卷49，1992）的现象，尤其随着秦末大规模武装斗争的爆发，“所徒戍边者皆复去”[3]（卷110，2516）的现象一再发生，匈奴趁机“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3]（卷110，2516），因而“河南地”又落入匈奴之手。

根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初年属于今阴山地区范围内的郡县有：云中郡，秦置[4]（卷28，1450）：呼和浩特市和准格尔旗东北一带，辖境较秦代缩小[1]67。雁门郡，秦置[4]（卷28，1450）：岱海周边的乌兰察布市一带[1]67。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故”[4]（卷28，1446）：西汉上郡所辖范围较秦代小，辖今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旗一带[1]67。定襄郡，高帝置[4]（卷28，1450）：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和清水河县、察右中旗一带[1]67。西汉初年，多年秦末战争致使社会百业凋敝、人口骤减，汉政府不得不采取体养生息的政策。而此时匈奴冒顿单于政权正值势力强盛期，汉高祖刘邦曾被匈奴骑军围困于白登山，为避其锋芒而采取怀柔的和亲政策。但匈奴对阴山地区的侵扰从未停止过，汉文帝时期“匈奴寇边，杀北地督卫。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4]（卷4，110）后元六年冬（公元前158年）“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4]（卷4，114）。这种侵扰方式没有固定的目标，作战时机动性也很强，“胡人数处转牧行猎于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4]（卷49，1993）。并且通常不与汉朝军队发生大规模的正面冲突，以一种类似于“游击战”的形式对边塞各郡县进行侵扰，达到抢掠的目的后即刻返回。汉政府往往处于“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4]（卷49，1994）的进退两难之地。

面对极为紧张的汉匈争战局面，针对匈奴“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3]（卷110，2509）的寇边方式，汉文帝即位后吸取秦朝教训，以避免秦末“所徒戍边者皆复去”[3]（卷110，2516）的现象发生，于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十一年）采用晁错的建议“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4]（卷49，2153），即“常居者以备塞”的戍边政策。“常居者以备塞”的核心是“守边备塞、劝农立本”，招募内地民众移民到边塞郡县为长住居民，战起为兵、战息为农。最初“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其后为“募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为了更好地推行募民戍边的政策，政府又继以“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等优惠条件，最后发展成招募“民之欲往者”。[4]（卷49，1994）政府还因戍边的特殊性，将应募徙边者按照军事建制组织起来，“五家为伍，伍有一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侯”，[4]（卷49，1996）在日常生活中加入应敌训练，“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4]（卷49，1996）以抵御匈奴的侵扰。

汉文帝时期“常居者以备塞”的戍边政策是阴山地区真正意义上民屯戍边的开始，改变了秦朝徙谪远方之民守塞的戍边方式，有利于西汉边疆的稳定。因为应募徙边者大多都是出于自愿或走投无路到阴山地区寻求生机之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当时社会流民的数量，保证了屯田实边的可行。并且官府“赐高爵、免徭役”等宽厚优待政策提升了他们与匈奴骑兵作战时的士气和战斗力。当匈奴来扰时因为“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4]（卷49，1997），能够协同作战以至于“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4]（卷49，1994）。“常居者以备塞”政策进一步发展了民屯戍边，使阴山地区有了常备的军事力量，为汉初政府恢复生息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虽然西汉初年因国力限制徙民实边规模不大，但也基本解决了自秦朝以来中原王朝在阴山等北部边地为抵御匈奴而持续不断的屯戍之累，为汉武帝的三征匈奴奠定了一定物质基础。

二、汉武帝时期移民置县与五属国的设立

经过六十余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期才扭转自汉初以来与匈奴间的被动关系。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任用卫青、霍去病、李广、公孙敖等名将，先后对匈奴发动了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等三次大规模战役，使得“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卷110，2535）。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朝再次夺取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郡。西汉将秦时九原郡一分为二，西属朔方郡，东属五原郡。五原郡：今包头市市区、固阳县、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一带。朔方郡：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和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鄂托克旗一带[1]66。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分云中、太原等郡而置西河郡，在今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一带[1]67。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汉武帝时期在阴山地区一方面继续加强軍事防御建筑的修复工作，曾两次在阴山地区修缮、改进战国和秦长城，在重要的交通要冲增筑了城、障、亭、塞和列燧。如漠南之战后，卫青奉命“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3]（卷110，2531）。另一方面又在朔方、五原、云中、定襄、上郡、西河等地徙民实边，大力发展戍卒屯田即军屯。还在匈奴投降部原驻地设立五属国用以“以夷制夷”。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4]（卷6，148）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又“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4]（卷24下，1062）。在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等地还实行设县移民，据统计，当时河套有县90左右[6]（125-134）。西汉一代数量可考的移民达82.5万，到西汉末年自然增殖到120万人，加上其他各种移民及其后裔，人数可达150万[5]（46），汉武帝时期阴山等边疆移民规模之大可见一斑。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4]（卷94上，3237），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4]（卷24下，1071）。这表明有规模有计划的政府性军屯行为在这一时期已经产生。在汉武帝时期强大的武力震慑下，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众号称十万降汉，汉朝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设立了五个属国都尉用以安置与管辖匈奴降众，即“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3]（卷111，2553）。这是西汉时对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实行有效管辖的地方行政建置。五属国都尉治所在阴山地区的有：上郡龟兹属国都尉（今陕西省榆林市北与鄂尔多斯乌审旗接壤处），朔方属国都尉（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云中属国都尉（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1]68。属国制始于秦朝，秦时称属邦，专掌蛮夷降者。西汉时避刘邦讳，改为属国。属国都尉和其他长官大多由受降匈奴部落中贵族担任，属国内因其故俗，以部落游牧生活为主，不承担赋税，仅以上贡形式向中央交纳一定贡奉。此外在军事上，属国也有协助郡兵捍卫边境的义务。

汉武帝时期阴山地区移民置县、戍卒屯田政策是汉文帝时期“常居者以备塞”的进一步发展，具有规模大、人数多的特点，且兼具民屯、军屯两种形式。尤其大规模军屯的实施及军屯田官的设置标志着它已成为一种有计划的政府行为。这就有效地保证了阴山地区的粮草供给，使得汉军再无粮草不济之虑。正如主父偃曾上书汉武帝称：“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3]（卷112，2575）。而且大量迁入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耕作技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阴山地区农业的开发与生产水平的提高。其次，五属国的设置也有利于调整汉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形成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共存交融的文化格局。更重要的是在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构筑了一条军事缓冲带，能够有效地减缓阴山地区的军事压力。缓冲带越是辽阔，对中原王朝的社会稳定越是有利[7]（89）。因此，汉武帝时期一方面大力开发边郡要塞，使之逐渐发展为可靠的军事基地。另一方面边郡屯戍与五属国组成了守卫阴山地区的双重保护屏障，使汉王朝在阴山地区的防御能力明显提升。

三、汉昭、宣、元帝时期“羁縻”政策

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连年的战争也使汉朝付出了惨重代价。汉武帝末年呈现出“海内虚耗、户口减半”[4]（卷7，200）的景象，国家财政陷入危机。昭、宣帝时期，中原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百姓流离失所，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增多。为了巩固统治，昭、宣时期汉王朝将重点放在恢复社会经济发展与增强国力方面。此时，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呼韩邪、屠耆、呼揭、车黎、乌籍各自称单于，匈奴处于五单于争位的内乱之中，汉匈双方都无力也不愿意再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匈奴甚至数次主动提出和亲。在这种情形下，汉朝政府对匈奴采取了以军事和政治加以控制，以物质利益和和亲给以抚慰的“羁縻”政策，即匈奴“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4]（卷94上，3247）。

“羁縻”政策首先表现在减少屯戍、和平相处上。此时，匈奴“兹欲乡和亲，而边境少事矣”，汉朝“罢外城，以休百姓”[4]（卷94上，3251）。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中原地区曾发生地震，汉宣帝认为是“边境屯戍未息”造成的，因此下诏：“今复伤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4]（卷8，215）。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匈奴单于向汉朝称臣，并派遣单于弟谷蠡王入侍，此时汉匈双方之间鲜有战事，北边晏然，“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4]（卷8，230）。

其次是延续属国制度、优待匈奴降众。昭宣时期，时有匈奴各部归降与示好。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万余人来降，被封为列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匈奴单于派遣王弟呼留若王到汉朝朝拜；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呼累单于率众来降，也封为列侯。汉政府设立西河（郡治富昌，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北地属国，用来安置匈奴降部，并“转边谷米，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以食”[4]（卷94下，3260）。汉政府对匈奴各部也持宽松政策，“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4]（卷 94下，3272）

再次，和亲呼韩邪、拉拢亲汉匈奴诸部。和亲是中原王朝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时一种常用的手段，也为“羁縻”戍边政策的一种表现。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入朝，在众多匈奴降部中，汉宣帝尤为优待呼韩邪，使其“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4]（卷8，232）。并向其颁发黄金质“匈奴单玉玺”，并赐以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等。这次册封确定了匈奴呼韩邪单于政权隶属于汉朝的藩属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匈奴各部。呼韩邪北归时“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境内）下，有急保汉受降城”[4]（卷94下，3260），汉朝接受其请求，并派遣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吕率领骑兵一万六千骑，又发边郡士马数千，送呼韩邪出朔方鸡鹿塞（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境内）[1]69，并驻军塞外，留卫单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次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4]（卷94下，3263），元帝准允后宫良家子王嫱远嫁。呼韩邪单于的归附，是汉匈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双方战争从此止息，直到西汉末年都保持着良好关系。

汉朝昭、宣、元帝时期阴山地区的戍边政策调整为“羁縻”政策是在内因与外力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一方面匈奴实力分化削弱，另一方面汉朝也需缓解社会矛盾，尽快恢复国力。但是汉政府并没有降低对阴山地区边防的重视，而是将其置于可控范围之内。汉元帝时，呼韩邪上书愿替汉朝守卫边塞并“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4]（卷94下，3263）。郎中侯应熟知戍卒屯塞的重要性，上书表示不可应允，所陈原因十条。其中认为匈奴人“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4]（卷94下，3264），并且在阴山地区设置屯戍不单是为了防范匈奴，也是为了防止各属国降民思旧逃亡以及“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4]（卷94下，3265）。汉元帝采纳了侯应的建议，没有罢边塞事。这一时期在非常之时仍会采用武力威慑，如汉昭帝后元二年冬（公元前87年）匈奴攻入朔方，杀略吏民，汉政府发兵屯西河郡，以抵御匈奴。由此可知，“羁縻”政策是汉王朝因实际情况变化采取的适应性戍边策略，并不是消极、妥協性措施，其实施发展了汉匈之间友好关系，稳定了北部边疆局势，为昭、宣中兴的出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综上，西汉时期阴山地区活跃着匈奴这一北部强敌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汉王朝极为重视阴山地区的军事防御，根据双方势力此消彼长不断调整戍边政策，总的来讲更加主动，更具系统性与多元化，反映了西汉政府的政治智慧与和平发展的主流旨向。不过，客观地看，阴山地区因地处北部边疆，在地区发展上本身具有局限性，西汉政府在阴山地区的移民屯田、置县实边以及戍卒屯田，本质上都不是中原王朝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自觉开发，而是为了巩固边防实力采取的戍边措施。但也不可否认，西汉时期阴山地区演变的戍边政策不仅维护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发展了汉匈之间密切关系，也间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农业发展，对农耕与游牧文明的相互碰撞与交融也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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