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捷 刘建涛

摘 要：迄今为止，人类共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环境文化范式：农业文化——人与自然基本和谐的环境范式；工业文化——人与自然基本不和谐的环境范式；生态文化——人与自然新的和谐的环境范式。其中，工业文化环境范式具有极大不可持续性，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则实现了对工业文化的超越，建立了适应自然的生态文化——环境范式，追求以人为核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农业文化——环境范式；工业文化——环境范式；生态文化——环境范式；自觉螺旋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1-0177-03

范式是指一种理论的构架，一种用于解释生活与世界的思维中的观念形式。文化——环境范式体现了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看待环境问题或者文化问题时，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在农耕时代，人对自然是一种单纯的依赖；工业时代，人对自然则变成了野蛮的掠夺。现代生态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环境范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人及文化与环境不是相互对立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环境促使带有特色的文化产生，文化则促使环境不断变化。环境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表明人是环境的一部分，并没有站在环境之外。“在脆弱的环境之上很难建立起健康的文化。自然和文化的命运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2]。可见，环境问题与人类文化的确有着内在的关联。某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表面上看，好似只是人为的缘故，但是深究其背后的原因，可以发现环境的破坏和该地的文化背景有很深的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形成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他们认为就应当对自然资源大肆利用。面对这样的状况，单纯地发布法令已经很难从根本改善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局面。所以，环境问题也从侧面反映出人类本身所具有的问题，而且这种问题不是某地特有的现象，而是整个人类社会普遍的问题。正如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也指出：“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因为思想文化决定了社会制度、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设定”[3]。从文化角度来探寻环境问题的本质，生态破坏只是文化危机所披的外衣，即原有环境塑造的文化—环境范式无法修复或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而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对此，我们必须深刻反思，要想从根本解决环境破坏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文化危机。

一、传统农业文化——人与自然基本和谐的环境范式

农业时代大概包括最初的原始农业、中期的传统农业以及现今的现代农业三个阶段。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等农用化学品，使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传统农业基本属生态农业。传统农业看似简单落后，却是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文明，也是人类从被动适应自然开始向改造自然的转变时期。传统农业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还较低，物质条件还比较贫乏，人类依赖自然，维持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同土地、同大自然保持着直接的接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任何的生产都必须严格按照自然的变化来进行。因此，这个时期的人类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且对自然拥有无上的崇拜感，例如对神明的祭祀。传统农业时期人与自然产生了一种整体性，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源自于这种整体性。因此，传统农业塑造的农业文化——环境范式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高度依赖自然的发展模式，虽然可持续性较高，但易受自然环境影响，发展性低。尽管如此，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人类生产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同时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加强、依赖度降低，人类为了获取更多的生产资料开始大规模的开垦土地，砍伐树木。这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局部的对抗，有些地区产生的后果相当严重。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4]。但从大尺度的時空看，农业社会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相对处在统一和平衡的时代，呈现出人与自然基本和谐的文化环境范式。

二、近代工业文化——人与自然基本不和谐的环境范式

工业文明时代人类逐渐摆脱了对自然的依赖，开始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改造自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虽然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且由它塑造的工业文化——环境范式相对于农业文化——环境范式来说，发展性较高，但可持续性较低。因此，工业革命以来短短的200多年间，就爆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危机，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环境根基。工业文化——环境范式的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其所蕴含的自然文化观、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发展文化观所具有的反环境的性质。

工业文明所塑造的自然文化观具有二元论的性质，它把人视为万物的主宰，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贬得一文不值。在整个工业文化中，自然始终处在被利用的位置，只能单纯为人类提供物质积累。这种偏激的理论使人类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尴尬境地：人类利用自然来创造财富的能力越来越高，带来的却是环境的破坏，如伦敦烟雾事件，5天时间就有5 000多人死于非命。在工业文化中，自然被同质化和否定化地建构，不仅给整个地球带来了无法恢复的生态破坏，同时使人类的心灵产生了严重的扭曲——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在西方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它的理论根据。现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发端于西方，成熟于工业文明时期，本质上把人看成一切存在和价值的中心，已内化为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层理念，构成了现代工业文明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信念支柱。澳大利亚著名环保主义者约翰·锡德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就是人类沙文主义。与性别主义类似，人是生物的君王、一切价值的来源、一切事物的尺度，这一观念，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和意识之中”[5]。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是否具有价值，则完全取决于是否具有理性。人因为具有理性而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不具理性，则毫无内在价值可言。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人类是万物的主宰，人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自然只是为人类提供物质积累的工具和手段，霸道地将自然被驱赶出了伦理王国。并且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对人类的世界观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对人类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上所产生的偏执性进行了绝对的美化，客观上助长了人类对大自然不计后果的控制与掠夺，并让人类对逃避其在生产生活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负值效应所应承担的责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这些失误又反过来进一步膨胀了人对自然征服的傲慢，进一步加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正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在价值关系中拒斥自然，在伦理关系中排斥自然，在实践关系中危害自然，所以遭到国内外学者的批判。海德格尔于1946年秋写下了《论人类中心论的信》，向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发起了挑战。认为西方传统的文化都是建立在人类中心论的价值文化观基础之上，而且在当代，这种形而上学人类中心论的价值文化观已经发展到危及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境地了。总之，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人在向自然进攻、征服自然的同时，发展了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实行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经济——消费生活。

三、当代生态文化——人与自然新的和谐环境范式

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导致认识的错误，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为的短视。工业文化——环境范式所蕴含的自然文化观、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及发展文化观的反生态性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排斥与相互否认，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全球生态环境指数不断下降，生态足迹指数日趋攀升，生态赤字日益扩大，甚至威胁到了人的生存。

这迫使思维着的理性对工业文明的文化基础进行深层次的反思，迫使人类修复或调适工业文化对环境的不适应，创造新的文化来与环境协调并济、和谐共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文化应运而生。生态文化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的先进文化，是和谐的环境文化，它是以谐适人与自然为圭臬，以适度消费为原则，以协调性发展为过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和谐理念与环境意识为基本特征的文化范式。以生态理性和生态规律为支撑的生态文化——环境范式，把农业文化——环境范式的可持续性原则与工业文化——环境范式的发展性原则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适应了对文化变革的需求，对工业文化价值观念进行了生态化的重塑，进而实现了对工业文化——环境范式的自觉螺旋，从而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生态自然文化观打破了工业文明时期自然文化观的二元论的理论偏执，把人与自然视为相互含有的不可分割的亲情机体，主张建立在生态规律基础上的以人为中心的和谐整体，这一和谐整体不是自然的复归，而是按照人的类本质的发展规律建立的人化自然的螺旋攀升。在实践上主张遵循自然的规律并用这样的规律去作用万物以利其生存，以成其生生不息之生机。生态化自然文化观在价值论上实现了对以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的批判性逆转，注重环境正义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注重自然规律、自然因素及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与影响，视人为自然内在价值的展现。否定了人统治、控制自然的价值取向，把自然纳入了道德的规范，用生态化的道德价值规范调控人的思想与行为，认为文明不仅是物质的进步、器物的昌盛，更是德性的成长，主张用道德文化统帅物质文明。这种自然文化观、价值文化观运用到社会发展的层面上，丰富了社会发展的内涵，抛弃了把社会发展视为单纯的经济增长的观点，摈弃了偏离国情的高消耗、高环境影响的发展模式，确立了人与自然互利共生的低消耗、低污染、高环保的发展模式及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总之，生态文化——环境范式实现了人的文化系统、精神世界的生态化，目的就是要把环境从人类的过度干预中解放出来，努力实现一种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可促进环境保护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以实现人类社会在自然环境承载范围内的永续发展。以此为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能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6]。并且党的十六大提出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全民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把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努力形成一种以“以人为本” “和谐” “可持续发展”为重点的新的发展理念。十九大更加明确指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环境范式的核心理念，体现了党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所以，我们需使这些友好环境的新理念掌握大众，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逐步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从文化的深度推进绿色中国的进程，以实现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39.

[2][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杨进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10.

[3]潘岳.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J].环境保护，2006（7）：1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0.

[5]John Seed“Anthropocentrism”，in Devall&Sessions;，Deep Ec-ology pp 243-246.

[6]江澤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