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强

摘 要：李光地虽然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还是具有一定的经济意识的，能够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国家面临的救灾与生产激励问题，也尝试过用改变生产结构的方法来解决生产区域与消费区域错位的难题。

关键词：李光地；经济；消费错位；市场手段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3-0135-02

李光地先以科举出身，后在耿难中上蜡丸疏获得康熙帝的信任，累授大学士、侍郎、直隶巡抚等要职，为康熙朝重臣之一。对李光地的学术研究在1992年首次召开李光地学术研讨会前后达到一个小高峰，涉及的研究内容很广泛，包含政治、理学、河务、民俗、人物，甚至民间传说。对李光地经济思想的研究相对来说比较缺乏，盖因李光地本人擅长易、理之学，对此用心颇多，留下了大量著作，可供后人研究，而其经济文章甚少，研究不易。人们的经济活动涉及资源的分配与效率、财货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价格变化的根源与规律以及财富性质的研究等等，李光地本人对此类问题的研究乏善可陈，公正讲他不是一个经济专家，但李光地在任职期间接触或处理了一些民生案件和问题，细细品读相关奏疏和记述，还是能够发现李光地确实是具有一定的经济意识的。本文利用李光地研究专家陈祖武编辑、点校的《榕村全书》中相关资料，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李光地的经济思想进行初步研究。

一、变害为利，用生产的方法解决消费分配中的难题

秦汉以降，长江以南地区农业开发取得长足进步，粮食产量超过北方，南粮北运的局面开始形成，始有开凿运河、漕运繁荣之况。大致而言，生产在南非，消费在北方，这是当时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漕运正是符合这种经济结构的交换方式和国家分配模式。但是，历经数百年，漕运制度到了有清一代已经是弊端丛生，沿革虽多，流弊更甚。

“考漕运之法，本色之输耗，几倍于折色，则其累在民。上运之日，文武接受，窦穴千孔，则其累在官。至旗丁之廪食，运员之禄糈，以及漕艘之大修小修，闸夫浅（纤）夫之千里棋置，其累总中于国。综而计之，每运米一石，无虑需银八九兩。更合之以治河之费，盖斤金不啻矣。”①

李光地计算漕运成本的方法虽不科学精细，也算是考虑到了几个基本方面，这几个方面的漕运成本总括起来是惊人的，“盖斤金不啻矣”。漕运的成本，实际上就是南粮北运的运输成本，在解决漕运成本略高的问题上，李光地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解决方案。

“若于畿甸之内，有泉源处所，与洼下之乡，厥壤涂泥者，仿古沟洫之制，采虞集之说，择干吏以与稻田，既可少杀北河水患，又可上供玉粒，下给吏俸。至各旗甲米，则量岁高下，就近省采买杂粮以匀给之。如此，则东南漕额渐次可省，每岁量漕以轫天庾，自可改用小艇，直凌浅波，不必藉水于河。于是度河之势，引而泻之，一以损漕道岁之劳，一以免河防岁修之费。北收沟洫之大利，南减崩冲之甚灾，计莫便此着已。”

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难免要处理漕运与河务的问题。李光地把漕运与治理河务联系起来，通盘考虑治理之策，提出了如此大胆甚至有些浪漫的对策，从长期来看，也是有一定可行性的。从经济角度来讲，生产区域与消费区域重合，会省掉运输成本。如果消费区域与生产区域不重合，甚至相去甚远，从经济效率来讲，人们可能不会去消费远距离的产品。如果消费，遵循市场规律，由商业来运输，成本应该是最低的。但中国封建政府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拥有无限的权力，不仅要消费南方的物产，而且在经济效益上无法满足的情况下，采用国家意志，通过漕运的办法来克服商业上的无效率，这是一种逆经济行为。李光地的办法，是改南粮北运为南粮北种，达到消费地区与生产地区重合的目的。实际上北方种稻古已有之，问题是南北方在气候降水、河渠水道等自然环境上差异大，京畿一代多是旱田，自然水田甚少。李光地认为可以通过兴修水利，复原“沟洫之制”来解决这个问题。正是从这个经济角度出发，李光地在解决河务问题上也有了与众不同的大胆设想。

“公（李光地）尝言，‘河性湍悍，堤之则患塌，浚之则患淤。惟引而泄之于洼处，勿事防束，使四平皆容水之区，则虽或泛滥，势将随涨随溢，不至骤满横决，有一道崩冲之虞，而河害自减。所谓不与争地着是也。禹贡‘九泽既陂，陂乃堤也。惟止水可堤，河而堤之，是‘汩陈之故智矣。然三百年来，不得不讲治河之方者，徒以济运也。”

治河无外乎堵、疏、导、泄四个方法。李光地认为把京畿周遭的洼地变成泄洪区，不必费力去筑堤修堤，水患自然就会消失，而且洼地积水完全可以用作水田之资，以扩大水田面积，进而广植稻米，可满足京城所需。李光地认为这个新方法治理河患，要比旧方案好得多。旧法治理北方河患的堵、疏、导策略已经失效。而且李光地认为“济运”也是造成北方河患屡治而不绝的一个诱因。为了保证漕运河道的正常通航，北方自然水系遭到人为破坏和干扰，进而水利不济、水患不绝，民众遭受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如果从经济角度看，这实际上又是漕运的一项间接成本，靡费巨万。李光地认为，采用这样的泄的方法，可以变水患为水利，减少治水的费用，增加京畿地区水稻种植面积以达到自给，减少乃至取消对漕运输粮的依赖。所谓“计莫便此者”，李光地认为这是万全之策，没有比这个方案更好的方法了。这是从生产的角度出发，改造经济运行的体制，从根本上解决消费区域与生产区域的错位问题。在没有现代运输手段以前，靠人力、畜力、水力等自然力，是无法有效解决这个生产和消费错位问题的，搞国家强制力，只能造成更大的浪费。

于是，李光地给康熙帝上了“请兴水力疏”，力陈自己的宏图。康熙帝“虑兴役致扰”否定了李光地的建议，但是允许李光地在自己的辖区先行试验，如确有成效再发召全国。李光地随之发出公文，要直隶各地遵照执行。但执行效果不理想，绝大多数区县“以明旨未颁，各属观望，鲜有成效”收场。在此之前的康熙三十九年，李光地曾举荐许天馥任河间知府，专司水田事。

“河间常苦水患，公（李光地）始劝开稻田，以杀其潦。用天馥司其事，凡滨水州县，可导以稻田之利者，皆以次经理，岁有成效。”

然而，千百年以来，北方以旱田为主，消费南方稻米靠漕运，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似乎这是中国的天理，不可撼动。与李光地观点相类似的治理方法，以前也不是没人提到过。李光地作为理学家，不会不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要义。这实际上反映了李光地在实际事务中的灵活变通能力以及在处理政务中的经济思维能力。李光地虽有学士头衔、直隶巡抚大权，但要推动如此重大的经济改革，显然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二、运营市场手段，解决救灾与生产激励问题

地有丰歉，岁有四时，如何合理分配粮食是中国封建时代经济运行中的头等大事。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统治者就发明了平粜法，以抑制粮价波动幅度，促进粮食储备与调用的合理布局，保障民以食为天的粮食安全。尤其是在灾荒发生的时刻，这种社会保障措施所起到的救濟作用不可忽视。李光地非常重视平粜措施的研究与运用。

“除从前存仓米石，任严饬州县谨贮外，其各市镇村庄，可否仿古人遗意，于收敛之岁，或劝募富家出谷倡义，或计算田产按亩薄输。何乡所出，即贮之本乡，司以本乡之人。遇上岁则有入无出，年年增捐。中岁则平粜，务使价极廉贱，不必取赢，秋成以其价籴。下岁则发贷，其力能还者，秋成交仓，不取利息，力不能还者免之。如果逢凶饥，则尽数煮赈，俟丰年从新劝募。如此则官不累而民不扰，多一分蓄积，则所在获一分之利，是又为民藏富之一法。但行法之初，须使民乐从，无官府抑勒之患，一难也。既行之际，必须得廉善公平之人，以司其事，此在有司察访真确，否则徒为蠹蚀贻害，二难也。行法之后，付之民则漫无稽察，责之官则吏因骚扰，其弊至使良民不愿管掌，而奸棍反用为市，三难也。有此三难，所以良法美意，或致滋弊，义仓社仓，徒空名而已。”①

李光地研究易理之学，尚古法以解决经济问题。但李光地并没有囿于古法，更没有顽固坚持古法，其三难说准确地指出了平粜法的弊端，这些弊端使得“良法美意”变成了“徒空名而已”。然而，李光地并没有否定平粜法本身的重要意义。从以上他的论述来看，李光地已经意识到平粜法所涉及的问题是财富的积累问题，所谓“多一分蓄积，则所在获一分之利，是为民藏富之一法”。关于财富，人们往往认为生产是财富的本源，但是，恰恰相反积累才是财富的本源。当然，先有生产后有积累，人们认为生产是财富的源泉也不令人意外。李光地在封建时代不可能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可能只是从救灾或民生的角度出发，提出通过运用平粜法设立社会性仓储以加强积累，这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形态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范畴，也超出了封建社会一般官僚只是把平粜法当作巩固统治集团利益的思想水平。李光地的三难说并是人的问题，其实是封建时代无法积累财富的表现而已。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类在产业革命以前，生产和消费差不多是相当的状态，所剩积累几乎是零。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平粜法是无法真正实施的。如果从经济技术的角度来考虑平粜法，其运行成本高，技术要求复杂，在封建时代根本不可能具备足够的经济技术条件，平粜法的实施往往成为财富消失的漏斗，而不是财富积累的仓库。李光地虽然意识到了平粜法的财富积累的可能性，但他又目睹了平粜法在实施过程中的无法避免的漏洞。李光地在主持赈济灾民的过程中，对康熙朝平粜制度提出了不少的改革措施。研究这些改革措施，可以感受到李光地的独特的经济意识。经济问题，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藏富于民比藏富于国对于保障民生是更有效率的办法。李光地在一次奏报中称：

“发仓以济贫民之食，其施有限，平粜以出富民之粟，为惠无穷。若确访时值，量减平粜，至时值稍平，既复量减。务令富家不得擅仓之利，庶小民不致有升斗之艰矣。”

李光地的这个建议实际上是通过调动商人的积极性，来解决政府平粜的问题。至于如何调动商人的积极性，是否要对商人进行财政补贴这样的更进一步的措施，我们看不到李光地的观点。但强调发挥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多运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是李光地经济思想中的可取之处。所谓“平粜以出富民之粟，为惠无穷”的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

李光地对康熙盛世也算是有功之臣。然而，清朝的康乾盛世更多的是康熙和乾隆帝的开疆固土，在内政外交方面虽然有雍正朝的改革，其实并没出现新气象。中国的康乾盛世时代，也正是西方产业革命爆发的时代。李光地去世后第五年，亚当·斯密才出生在苏格兰。由于时代的原因，李光地没有像斯密那样耀眼的经济思想，但他从经济出发来解决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经济意识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