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薇

摘 要：清末民初加快的西化进程，是政府摆脱积贫积弱的必然选择。学术界伴随这种选择过程，关于中西文化先进性大讨论也越发激烈，导致民族文化自信在思想界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基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双向性辩证关系，早期现代新儒家从国家乃至人类社会长远利益考虑，致力于将儒家文化从政治绑缚中剥离而予以继承和发展，以求实现其历史脉络与社会价值的延续。

关键词：早期现代新儒家；儒家文化；科学技术观；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4-0063-02

20世纪之交，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核心作用力，形而下者的“器”之学取代形而上者的“道”之学已成大势所趋，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开始彻底冲击国人旧有的思想观念。与此同时，儒家文化该往哪里发展，儒家文化能否在科技时代具有生命力等等，这些近乎成为当时学者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

在对儒家文化社会价值一片怀疑甚至否定之际，早期现代新儒家的问世可谓正当其时。他们延承旧有研究的优点，也主动在科学技术为主导的时代将儒家文化融入其中，以积极的态度认识和评判儒家文化及其社会价值。因此，早期现代新儒家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关注科学技术创世价值中也能认识到治世价值需求，从而呼吁当时学者该持有的思想主旨，是“不仅有义务延续或复兴儒家文化使命，也更应在儒家文化自身危机及社会信任度骤降的时期，要通过积极会通中西文化而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同时，能从根本上帮助儒家文化在工业社会中彰显其价值与地位。”[1]《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正是从科学技术推动而出现的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论述早期现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立足科学技术时代的人文关怀取用原则，反映出他们在突破传统考据辞章研究方式中形成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不同路径的探索，展现出他们在理性思考后而致力于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一、张君劢宏观的民主宪政之路

张君劢主要是通过对比中西方政治制度，强调中国学习西方政治先进性，以此主张对儒家文化做积极的调适，从而成为了早期现代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这种以政治为宏观方向的努力，不仅与他主要学习的是西方政治学有关，也与他几次欧洲游历所目睹科学技术带来的欧洲乃至世界的负面效应有关。

“科玄论战”反映了张君劢关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具有局限性这一观点，他最先提出了人生观问题是科学所无能为力的。当“论战”的对手将矛头指向张君劢是反科学主义者时，他则始终强调不能偏离人文关怀解读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这是抗衡西方科学技术文化的重要因素。在张君劢看来，要制衡西方科学技术带来的对外征服的张力，推崇人本的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内在修为则是最优的帮扶手段。因此，张君劢作为“两栖奇才”而在政治与哲学之间往返，但他的民主宪政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文化情节，在科学技术时代折射出浓厚的人文关怀意蕴。张君劢寄希望于能够实现政治与学术的沟通，是要借助政治主张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所表示的一方是权利，一方是自由。”[2]当然，张君劢这种政治主张并非是对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人思想的简单嫁接，而是在汲取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情而形成适合自己的民主宪政思想。

儒家文化发展到清末民初，它所担负的政治价值到底有多大，这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主要内容。张君劢研究中西方政治制度及其引领文化的优长劣短，架构的政治之路不仅有儒家文化特征，也有西方议会制度、三权分立等特征。《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对于张君劢关于这两种特征的对比不够充分，尤其是没能清晰演示出张君劢构建的新政治之路的逻辑谱系，只是更多集中在科学技术观视域内进行讨论，如此反而削弱了张君劢所主张的中西政治制度都有所改进的客观立场，从而没有反映出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民族文化自信的初衷。

二、梁漱溟中观的乡村建设之路

梁漱溟是在西方功利化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的，但其因青年时特立独行而受到佛学熏陶，最后又因父亲自杀的怆痛而坚持儒家文化的入世立场。因此，梁漱溟一生的思想历程，完整地实现了中西印文化的交融，最终立志于为弘扬、复兴儒家文化而鞠躬尽瘁。当然，梁漱溟在中西印三家文化对比中发现，儒家文化自其源头精义，就是在对现实人的安居谐存的追求中实现一种共有的生活态度，特别强调的是个体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与人生理想，并一定投之于现实生活才能体现出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梁漱溟所意识到的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从根本上离不开社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觉醒。因为，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变革作用是全面而立体化的，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都要随之做出应有的调整，否则都会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掣肘，这些应该被普通的民众所认识和掌握。所以，在梁漱溟看来，工业化的知识不仅是国家救亡图存之道，也是国家安邦立邦所需的群众基础。因此，他才明确提出了“民众教育不在乡村建设上做功夫，则民众教育必落空；乡村建设不取径于民众教育，则一切无办法”[3]的观点。唯其如此，梁漱溟投身当时的乡村建设洪流，类似于泰州学派将儒家文化带进百姓的寻常生活之中，致力于让底层民众能够尽快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

梁漱溟从北京大学辞教而投身乡村教育运动，虽然是顺应当时社会开展乡村建设的洪流，但是他在具体的探索方式和內容上与晏阳初、陶行知等方式还是具有明显的差异。《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对于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实践进行了阐述，也对这种教育探索如何承接儒家文化社会价值的宣扬有所提及，但没有与同时期其他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乡村建设进行对比而体现他个人的独特性。因此，论著关于梁漱溟的乡村教育也就未能进行深入而准确的研究，对于梁漱溟的乡村教育思想和目标，还是应该放入到当时特定的社会建设的思潮中进行分析和挖掘。

三、熊十力微观的内圣外王之路

熊十力早年为挽救民族危机而热衷于革命的变革方式。但是，伴随个人的革命经历和看到的革命结果，都未能达到他所预期的助推国家走出困境的效果，反而使得自己一度在极端消极的思想状态中沉迷佛学研究而离群索居。然而，有感于拯救世人的儒家文化的精神感召，熊十力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思想偏见而使之发生转向，明确选择以儒家文化为主脉而实现“导人群以正见”，力求做到唤醒民众个人的精神追求而自觉迎接西方科学技术文化带来的思想挑战。

面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熊十力在主张以积极态度去迎合、消化的同时，也强调应恪守儒家文化所强调的“克己己欲”“断除惑染”等思想而能达到“成己成物”的人生境界。熊十力坚信儒家文化的圣人之道，认为这不仅是对抗西方文化所引发世界混乱的根本，也是“明天人之故”“彰道德之广崇”和“通治乱之条具”的根本条件。唯其如此，熊十力重回“本体”的探讨而创作新著《新唯识论》。熊十力开始内圣外王的儒家文化延续探索，其本质就是要为中西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一次厘定，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要坚持自家文化的自信，他明确说道：“今后生哲学者，崇西洋而贱其所固有，苟以稗贩知识资玩弄，至将学问与生活分离，仁学绝而人道灭矣。”[4]在熊十力看来，只有剥除民众短暂视野的偏见才能唤醒他们对内在素养提升的追求，从而才会真正有助于他们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文化的认识，才能实现一个国强民富所必需的牢固基础。

从汉时的“罢黜百家”肇始，儒家文化的发展命运就与政治不可分离。熊十力在民国初期研究儒家文化，正是儒家文化社会认可度和信任力最为薄弱的时期，但他希望能通过构架符合时代的思想体系以保存儒家文化的社会价值。而且，熊十力因为倾心儒家文化所注重的个人心性修为的知识，愿意在新的时代逆流而上，借助弘扬个人所应具有的内圣外王境界而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但是，熊十力这种思想导入体现的逻辑谱系关系，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中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述，从而削弱了熊十力阐发儒家文化情结的思想内容。

从科技哲学角度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不难发现他们的思想与中国如何实现西化发展是紧密相关的。《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已经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出几位代表人物独特的思想见解，而且，他们对如何实现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具体路径，也做出了较为翔实的梳理和分析，从而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出著作目的，是“力求警醒国人应该树立更加长远的发展理念，要发挥人文关怀对人类长远生存所具有的不可忽视的意义”[5]。所以，从科技哲学研究的角度看，著作的研究符合学科特点，也能还原早期现代新儒家在当时的学术追求和历史意义。不过，学术界关于早期现代新儒家人物的划分，已经基本认同将马一浮先生当作代表人物之一。但是，《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未能将马一浮作为早期现代新儒家代表，則是没有关注到马一浮是通过训诂考据的传统方式，采用传统经学讲授方式来延承儒家文化，其本质也是在中国追求现代化进程中对儒家文化继承和发展的又一条探索路径，这是他明显不同于张君劢、梁漱溟和熊十力的方式，理应在著作中得到一定的呈现。如果能将马一浮作为代表人物进行研究，《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所彰显的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主题，就会因代表人物所体现出特定鲜明的路径具有全面性，从而使得研究内容显得更加饱满和充实。

参考文献：

[1]赵培军.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9.

[2]张君劢.政制与法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11.

[3]梁漱溟全集：第5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486.

[4]熊十力.中国历史讲话 中国哲学与西洋科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39.

[5]赵培军，萧玲.早期现代新儒家西化发展理念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6（1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