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娜娜

摘 要：孔子的德治思想，从汉代儒家逐渐取得独尊地位以后开始影响我国两千余年。在这期间我国自君主以下都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同时执政者也将德治思想运用到具体的治国实践中。在德治思想的影响下，政府在选拔官吏上也特别注重候选者的道德修养。在此思想刺激下，我国曾经出现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士大夫。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德主刑辅的思想也必须随之改变，形成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的现代国家制度。让德治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从而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样才能使德治思想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孔子；论语；德治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3-0057-02

《论语》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载体，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其中德治作为其治国理念的主要思想，如《论语·为政》中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自汉武帝以来，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德治理念也逐渐影响到封建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中国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现代社会治理也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德治思想的渊源

“德治”这一概念在东汉初期由王充首次使用。在他的《论衡·非韩》中有：“治国之道当任德”的说法。中国的德治思想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其发轫当然远远早于王充所在的东汉。在上古尧舜时代，就有关于九族百姓及所有氏族和谐团结的记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舜也以九德判断人格德行并作为选贤的标准。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就是选择有德行的人继承王位。鉴于夏商灭亡于暴君的历史教训，西周初年，周的统治者周公就认识到天命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也就是所谓的天道无常。在周公看来，只有有德者，才有可能受到天命的眷顾，只有受天命钟爱的人才可以取得政权，也就是说只有有德者才可以统治国家，并且提出“以德配天”的天命观。至此，周公的“德治”思想已区别于尧舜，他把德治当作政治思想的中轴，作为一种治国理念，真正意义上的统治思想始于周公。孔子的德治思想在周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降低了天的影响，更多地加入了人的因素。

二、孔子德治思想的特点

（一）为政首重统治者的德行

孔子提倡“德治”思想，与他对当时的社会分析是分不开的。春秋末期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周王室赖以存在的井田制已经随着大量私田的出现而逐渐遭到破坏，周王室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周公“制礼作乐”时设置的那一套礼乐制度，早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礼崩乐坏，竟然出现了楚庄王问鼎天下的政治事故，鲁国大臣的僭越行为不胜枚举，甚至连孔子所佩服的管仲也存在着僭越行为。《论语·八佾》中的一段：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树塞门”“有反坫”皆诸侯之礼，而管仲却僭越而有之。因此，孔子讥其不知礼，对他的批评不可谓不严重。

在孔子看来，面对旧传统社会逐渐瓦解，甚至将要崩溃的现实，要想重新恢复到以前的社会秩序就必须靠提高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这样每个人的道德修养都提高到一定水平，从而维持整个社会伦理体系的稳定。最终进入一个个君贤臣忠、父慈子孝的社会。这样才能出现一个人人各安其位的和谐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出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局面而避免出现齐景公所担心的，“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的可怕后果。

孔子将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秩序的最终稳定，寄希望于一个“圣王”和一批德才兼备并且有贵族身份的大人君子的出现，恰好说明他对道德的重视。在他看来，仁和礼当然是对人成其为人的基本要求。他提倡仁，所谓“仁者爱人”，当然说明他对“仁”的重视，但与此同时，提倡人人都要恪守礼的精神，克服自己不当的欲望，也就是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在孔子看来，作为一名合格的統治者，要内心存仁爱，行为守礼法，这样才能更好地统治这个国家。这可以看出来，他所谓的德，不只是看重内在道德修养，而且注重外在的礼仪规范。甚至可以说，只有道德修养与外在礼仪都合乎规范才是他心中理想的君子人格。

孔子重视德治，因为他坚信只要每个人都能坚守本位，就能恢复到周礼所规定的那样一个尊卑有序的和谐社会，从而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样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虽然社会发生变动，矛盾逐渐凸显，但是可以通过道德的调适作用，强行扭转当时社会所出现的礼坏乐崩的局面，自然就可以能达到所谓“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

（二）孔子德治思想可操作性强

孔子提倡德治，不是空谈而是有他的一套具体的方法。虽然这些思想只是散见于《论语》，而未成系统，但是却不妨碍这一思想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首先，当然是爱人，孔子自己也是这样坚持实践的。《论语·乡党》记载，有一天孔子下朝后，正巧家里走水，孔子问：“伤人乎？”并未询问马和其他财产的损失情况。这是尊重人民的生存权。另外就是提倡爱惜民力，与民休息。他提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注重不夺民时的主张也被后来的王朝所接纳。他对人民的爱，不止体现在这些具体的行为上，他从思想甚至从礼仪上反对统治者对人民的压迫。《孟子·梁惠王》记载了孔子对“始作俑者”的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虽然这是孔子的误解，但是他反对以生人殉葬，其爱民之心可见一斑。

其次，就是富民。孔子对民众的爱护绝不只是单纯注重精神上的教化。他和他所佩服的管仲一样，充分地认识到经济基础的作用。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到卫国与冉有发生了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他认为当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就必定要重视富民的问题，让人民富足以后，如何教育民众就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再次，就是正确地教化民众的问题。在孔子看来应该“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因此教化民众当然是重中之重了，这也是他的逻辑，即通过一众贤人引导民众，从而使整个国家都成为一个人人讲“礼”的和谐国家。因此，他对统治者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对人民实行道德教化，提倡通过提高统治者自身的修养，从而感化他们。同时，对统治者的不作为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且将“不教而杀”列在四恶之首。

教民的同时，他还希望统治者群体是贤明的。这样的人才能施仁于民。因此，特别重视官吏的选拔，这实际上已经是对周代“世卿世禄制”的反叛。他认为要使人民服从就要做到“举直错诸枉”，意思是将正直的人置于统治地位，而非单纯地注重贵族血统，只有通过这种贤人统治才能使整个政治秩序井然有序。

（三）德主刑辅的思想弥补单纯强调德治的不足

孔子主张德治的同时，也并不完全否定刑罚的作用。孔子强调德治，只是说明德治是治国的主要手段，而法治只能居于辅助地位。关于这一点，他在《论语·为政》中说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是用刑罚来治国，老百姓只是因为害怕而不敢犯罪，而没有羞耻之心，这样根本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他以为只有用道德教化来培养人民的羞耻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关于孔子德主刑辅的主张，在《孔子家语·训政》中是这样论述的：“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可见他并不抛弃刑罚，而是主张应该明德慎刑。

实际上虽然孔子很少提到刑罚，但是他将礼也纳入法律的范围。发展到后世，戴震发出“以理杀人”的控告。这也是儒家将道德问题诉诸法律走到极端的一个例证。

三、德治思想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

（一）德治思想的积极作用

孔子的德治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实践，直到今天仍然作为依法治国的补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讨论也十分重视，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01年又近一步提出以德治国的思想，强调国家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党的十六大报告则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看作一个整体。

依法治国是法律层面制度层面的事情，而以德治国则是思想层面价值层面的手段。孔子特别注重对道德品质的培养。所谓“子以四致，文、行、忠、信”（《论语》）。可见，孔子所谓的学主要是以修养品德为主。翻开史籍，在孔子这种思想影响下出现的仁人志士可谓不胜枚举。以德治国也成为我国政治实践的主要特点之一。

（二）德治思想的局限性

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联系空前加强，传统封闭的小农社会和自然经济，也被打破，以前靠德治维持的那种熟人社会已经失去存在的根基。虽然德治对社会管理仍有好处，但终將被抛弃。比如，孔子所主张的“无讼”观念，在今天妄想靠道德教育来代替法治，显然是行不通的。今天，许多事情都必须进入法律程序，才能得到解决，甚至“民告官”也有《行政诉讼法》予以保障。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调节只能依靠法律去解决。

另外，在实践中，汉代赐予老人以王杖，给予老人以特权。同时，在汉代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一些道德层面的要求，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上。比如“孝”，论语中“亲亲相隐”的原则也成为损害法律公正的一个推手。在汉代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不孝的惩罚也是相当严重。直至《隋律》中记载：“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隋书·刑法志》）此时，不孝也已经是十恶不赦了。这样片面强调下对上、卑者对尊者的服从，实际上是对儒家伦理的一个曲解。原本注重双向互动的一个良性机制，越来越成了实施压迫的手段，使其进入一个死胡同。

四、结语

德治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今天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德治思想也应该继续发展。我们应该秉承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继承德治精神的同时又注入以新的内容从而使德治思想在新的历史阶段发挥出更为积极的作用。只有这样，传统才能有转换的创造，并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