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焕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一、简介

霍桑（1804-1864）是美国19世纪后期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被人们誉为“作家的作家”。他的代表作品《红字》以两百多年前的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为题材，讲述了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嫁给了医生齐灵渥斯，丈夫先把她送往美国之后自己却离奇失踪了，海斯特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一名女婴珠儿，在众人的责难中戴上了象征“通奸”的红字A，却坚决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牧师在受到来自内心折磨以及外部的齐灵渥斯的报复以后当众坦白了一切。文中出现大量的二元对立的事物，本文试图对小说主题中的二元对立进行分析。

二、文明与原始

在《红字》中，城镇和周围的树林代表着两种对立的行为体系。城镇代表着文明，是个受法规约束的地方，违反法规很快就会受到惩罚。就像海斯特·白兰因为与他人通奸生下女儿珠儿而站在邢台上等待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政权在大庭广众之下宣布对她的判决。正如文中写道的那样：“事实上，这个邢台是整个惩罚机器的一部分，从过去两三代人到现在，他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个历史和传统的纪念物了；但在当年，它却像法国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人们把它视为教育人弃恶从善的有效工具。简单来说，这邢台是一座颈手枷的平台，上面立着那个惩罚用的颈手枷，枷套把人的头仅仅地夹住，使人只得引颈翘首供人观瞻”（47）。按照清教徒的清规戒律，海斯特·白兰是应该判处死刑的，考虑到她长得年轻漂亮，并且她的丈夫很有可能葬身大海了，所以判决海斯特·白兰尽管无需把头伸进枷套，但是罚她在邢台上站立三个小时以示众，另外在她的有生之年必须在胸前佩戴字母A作为耻辱的标志，终生遭受世人的指责唾骂，被众人无情的视作罪孽的形象、罪孽的肉体和罪孽的存在，直到她进入坟墓。相反，树林是一个自然空间，不受人为约束，在树林中，社会的法规是不适用的，人们可以变换身份，因而树林也姑息了一些不良行为。例如贝灵汉总督的脾气古怪的姐姐西宾斯太太经常午夜驾车出行去树林里幽会黑人男性；“手里拄着一根用路边砍下的树枝做的拐杖，他看上去既憔悴又孱弱，显露出失魂落魄的沮丧神情，这是他在居民区里或者在他认为容易被人注目的其他地方散步时，从来没有这么明显地表露过的。但在这个与世隔绝的森林深处，在森林本身对于精神是一个沉重考验的环境里，他的这种沮丧的神情便显而易见，令人怵目。他步履维艰，无精打采，仿佛他看不到他朝前迈步的理由，他也没有往前走的愿望”。（168）牧师丁梅斯代尔也只有在树林里行走时才能完全丢弃伪装的面具，完全显露自己的本性；还有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在林中相会的情景，他们肩并着肩，手握着手坐在一起，“他们还是不愿离去，返回居民区的那条森林小道看上去是多么的凄凉可怕，因为回到那里，海斯特·白兰必得再度负起她那耻辱的重荷，而牧师则要再次戴上他那好名声的空虚的假面具！所以，他们要求再多待一会儿。金色的阳光从来没有像在这黑树林的幽暗中如此珍贵。在这里，只有他一双眼睛看到她的红字，所以红字就不会烧进这个堕落女人的胸膛中去了！在这里，对上帝和人类都虚伪的阿瑟·丁梅斯代尔可能有一瞬间是真诚的！”（176），他们在树林里一时又变成了幸福的年轻恋人，他们之间彼此相爱的真情实感在树林里得到重现。

三、罪恶与救赎

在清教徒的教义中，人是上帝创造的，但由于亚当夏娃犯了原罪，人生来皆有罪，理应受到惩罚，而要得到拯救完全靠自己的救赎得到上帝的宽恕。其实《红字》中的人物都是有罪的，只是每个人对待自己所犯下的罪恶采取的救赎方式不同。如海斯特犯了通奸罪，但是她苦行赎罪，她利用自己做针线活挣得的钱救济他人，替穷人缝制粗布衣服，守护在死者温斯洛普总督的床边直至半夜，海斯特生活中的含辛茹苦、自我现身和对他人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使得她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她赢得的尊重是对美德的真正尊重——“与此同时，过着居家生活的平常百姓，早已宽恕了海斯特·白兰因脆弱而犯的过错。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不再把那红字看作是罪过的标志——她为此已忍受了多么长久、多么凄惨的惩罚——而是看作她犯罪后行善积德的标志”（142）。牧师丁梅斯代尔不仅犯了通奸罪，还犯了虚伪自私的罪，所有的过错都由海斯特一人承担了下来，而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与地位，不肯当众承认自己就是奸夫，从而备受折磨：在丁梅斯代尔深锁的密室里，有一条血迹斑斑的鞭子。这个集新教和清教于一身的牧师时常用它鞭打自己的肩膀，边打边苦笑，并因为那苦笑而抽打得益发无情……他还一夜接一夜彻夜不眠做祈祷，有时在一片漆黑之中，有时只有一盏昏灯做伴，有时他则把最强的光线射到镜子上，在镜中观看自己的脸孔。就这样，他不断地自省，实际上却是在折磨自己，而不能使自身得到净化”（128）。直到牧师站在邢台上向大众袒露了内心的秘密倒在了邢台上时才真正得到解脱，在胜利的耻辱中，死在了众人面前，最终实现了自我的救赎。齐灵渥斯复仇心切，他利用世人前所未有的、最为诡秘的复仇手段向敌人实行报复，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恶魔。丁梅斯代尔死后不到一年，齐灵渥斯也跟着去世了，然而他把在北美和英国的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富留给了珠儿，他的这一做法是对自己狂热的复仇计划所犯下的罪恶的弥补，既是弥补自己霸占了海斯特含苞待放的青春，也是弥补自己对丁梅斯代尔的折磨，实现自我的救赎。

四、黑夜与白昼

小说通过强调阳光与黑暗的交替，将小说的情节分为两类：被社会所接受的事件和只能秘密进行的事件。日光会暴露一个人的行动，让他容易受到惩罚，而黑夜遮掩了白天不可能进行或不能容忍的行为，使之成为可能。正如海斯特和齐灵渥斯在监狱里见面时是在黑夜，齐灵渥斯在海斯特面前以她的丈夫的身份与之进行对话并且威胁海斯特要对他的身份保守秘密，而在白天里两个人因为达成协议所以在言谈举止，神态表情上装作不认识对方。牧师在白天里利用自己的“火焰舌头”进行布道，摆出一副纯洁高尚的虔诚模样，然而在五月初的一个朦胧的夜晚，牧师走上了邢台，“他失去了意志力和自制力，高声尖叫起来。这喊声在夜空中嘶鸣，在一家有一家的房舍之间震响，在背后的山岭里回荡……”（131）。而且，西宾斯太太也总是选择夜里去树林里参加黑人男性聚会。所以，黑夜是暴露内在本性的时候，白天人的内心又隐藏起来。

五、个人与社会

在小说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对立发展变化的。海斯特因为通奸罪被波士顿的人们逼迫带上耻辱的标志，成为布道师和道学家众手所指的一般象征，他们利用她所犯下的罪来具体说明什么是妇女脆弱的本性与罪恶情欲。社会上的人们对她的罪孽疾首蹙额，深恶痛绝，她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孤苦伶仃，仿佛居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但是她通过做针线活，通过救济那些穷人成为“慈悲姐妹”，胸前的字母A成为她神职的标志，人们早已宽恕她因脆弱而犯的过错，“这是我们的海斯特——我们城里自己的海斯特，她对穷人那么好心肠，对病人那么肯帮忙，对遭难的人那么关心”（144）。海斯特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再次融入社会。齐灵渥斯以一名医生的身份出现在城镇里，凭借他异乎寻常的学识和智慧，他在当地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他的出现被誉为上帝创造的奇迹。但是后来，“罗杰·齐灵渥斯自从居住到城里以来，尤其同丁梅斯代尔先生住在一起以来，相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他表情安详若思，一派学者风度。如今，他的脸上有一种前所未见的丑陋和邪恶，而且他们看到他次数越多，其丑相就看得越明显”（112）。他由于复仇心切相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们普遍认为齐灵渥斯就是撒旦的使者，是恶魔的代理人。而丁梅斯代尔牧师，他始终是处于社会之外的人，他与社会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由于这位年轻的牧师拥有极高的天赋和学术造诣，具备特选圣徒们所特有的“火焰舌头”，他的话如同天使的声音一样感人肺腑，在人们的心里，他们早已把这位年轻的牧师视作神圣的奇迹，他是传达上帝智慧、训诫和博爱的代言人，是“人间的圣者”。

在《红字》中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二元对立的事物，主要是因为作者的思想矛盾造成的，受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霍桑在政治上采取了保守的立场。他写完《红字》以后在一篇题为《海关》的自传性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祖先是否悔恨自己，祈求上帝饶恕他们的种种暴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另一个世界里为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饮恨痛泣。无论如何，我，一名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却为他们深感羞愧。我祈求这些由他们招来的诅咒——入我听到的诅咒，也如多少年前人类凄凉悲惨的境况充分说明其存在的诅咒——从此以后被消除干净”。对于清教主义的清规戒律他认为是压抑人性、冷酷无情的；对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物欲横流他又感到彷徨。霍桑本人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士生活，就像小说中的海斯特一样远离社交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