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邹典飞

叶恭绰像.

叶恭绰（1881—1968），字誉虎，又字裕甫、玉甫，号遐庵，晚号遐翁，别署矩园，祖籍浙江余姚，先世迁居广东番禺，生于北京。光绪二十八年（1902）入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三十二年（1906）创设邮传部，充文案处文案，历任湖北农业学堂教习，两湖总师范学堂教习，邮传部承政厅副厅长、厅长，铁路总局提调、铁路总局代局长等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总长兼交通银行经理,成为北洋政府“旧交通系”要员。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元帅大本营，即召叶氏委以财政部长之职，旋兼署建设部长，兼任税务督办。后追随孙中山，1931年，出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后退出政坛，定居上海，致力于文化活动，抗战期间，拒受伪职，避门谢客。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著有《遐庵清秘录》《遐庵谈艺录》《矩园馀墨》《遐庵汇稿》《遐庵诗》《遐庵词》等，辑有《广箧中词》《全清词钞》等。

叶恭绰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曾为北洋交通系骨干，又长期追随孙中山参与政治活动。同时，他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收藏家、鉴赏家。叶恭绰出身书香世家，其曾祖叶英华，工诗词，擅花卉、人物，著有《斜月杏花书屋诗抄》《花影吹笙词录》等。其祖叶衍兰，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军机章京，晚年主讲广州越华书院（冒广生、潘飞声等均从叶衍兰受业），曾竭四十年致力撰《清代学者像传》及《秋梦庵词钞》《海云阁诗钞》等。其父叶佩玱，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以积劳保举至候选知府，司榷江西，精诗文、书法、历算等。叶恭绰是在祖父京邸米市胡同长大的，幼年极聪颖，承继家学，五岁时祖父教授四书五经，十四岁时诗咏牡丹，为名士文廷式赏识，继而被张冶秋、江景吾、梁鼎芬所称誉，十五岁时谒陈三立，很早即与诸多文坛前辈交往。南方学人称叶恭绰为“小北仔”“捕属仔”1。家学的渊源和早年的经历，使叶恭绰对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较高的造诣，即使他后来投身政界，公务之余，依然致力于“专门人才的培养、民族文化的宣传；搜求、调查、编集与流布文化典籍；调查、维护与重修重要文物古迹；诗词的研究、编集与刊印；金石、书画、骨董的收藏与研究”2等，这才是其一生志趣所在。叶恭绰富收藏，精鉴赏，藏品宏富，包罗万象，内容涉及古籍、香炉、古墨、古尺、印章、砚台、笺纸、书法、绘画、碑帖等，藏品中以书画和古墨最精，用学者郑逸梅的话讲“他的书画收藏，不亚于昔之项子京（项元汴），今之庞莱臣虚斋”3。其藏品中最著名者，有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褚遂良《大字阴符经》，五代石恪《春宵透漏图》，北宋文彦博三札卷、米芾的《多景楼诗帖册》、王安石诗卷、宋徽宗画《祥龙石幅》，黄庭坚《伏波神祠帖》，元赵孟《胆巴碑》，明祝枝山手抄《夷坚子册》、黄道周写《孝经》卷等，件件堪称稀世之珍。而他所藏古墨，也多属罕见之物，与湖北张子高、浙江张伯、北京尹润生并称“藏墨四大家”，合辑有《四家藏墨图录》一书。叶恭绰抱着“玩物而不丧志”的心态，进行文玩书画的购藏和研究，以此等经历和学识，为其书法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叶恭绰一生居京时间最久，又生于此地，可谓名重京华。他的书画俱佳，写字喜用一种朝鲜所制之笔，名“崩浪”，很是奇特。他的书法精湛绝伦，“气魄沉雄，风姿挺劲，一扫三百年来的呆滞衰弱风气”4。与之交往甚深的后辈启功评其书云，“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谓非出于异禀，不可得也”5。据时人称，他的书法置众作之中，明眼者一眼即可辨出，可见其书法面貌之独特。

谈到取法，叶恭绰早年“在家庭的熏陶和自己努力下，青年时代就奠下了良好的书法基本功”6，最初以颜、柳为宗，先后临习了《多宝塔碑》《勤礼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进行过正统的唐楷训练，后对家藏《胆巴碑》真迹临摹甚勤，笔法取赵孟，却剥去了赵书之柔媚甜俗，一变而成挺拔刚劲。其书结体取自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在谨严中求变化，并掺入些许险笔。后来，他还受康有为碑学思想启发，精研《广艺舟双楫》，一度转宗碑学，对先秦两汉刻石到六朝墓志均有涉猎，提出了“书法应当以篆、隶为根本。他认为学书应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和晋、唐人写经为基础”7。这一时期，“他主张写碑，而不赞成临帖”8，并重视从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时人书法创作风格中加以借鉴，尤对近代名士书风有客观的认识。闲居时，他与张善孖、张大千、吴湖帆、陈巨来、郑孝胥、傅增湘、张伯驹等来往密切，通过各类雅集活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见到了众藏家私人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进而提升了自身的审美层次。

题《秋斋遗墨》

为陈师曾绘《北京风俗图》题跋

叶恭绰画兰

中年以后，随着视野的开阔，叶恭绰逐渐认识到帖学书法必成复兴之势，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帖学，作书多以行草面目示人。这一时期，他钟情于宋黄庭坚草法，并以此为根基确立了自家面貌。由于深厚文化之积淀和学养之浸润，使其草书发生了质的飞跃。叶恭绰草书在继承“二王”传统之上，将褚遂良、赵孟与北朝碑刻相结合，以山谷体势加以舒展，最终形成了一种体势雄肆、碑帖兼容的行草书风。此书风既有碑之稳健，兼得帖之灵动，于厚实凝重中充满了放纵的自信，书作中时现碑派之险笔，并辅之以清新隽永的书卷气，使其书格远超于常人之上，一派古典新生之风采。画家黄苗子曾回忆道，叶恭绰在“六七十岁以后，更是得心应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特别是二尺以上的大字，写得神采飞扬，气势饱满；一直到八十多岁，写小字还是手不发抖，通篇精力充沛，结构浑成”9。

题《林长民遗墨》

行草书札

叶恭绰对于书法理论亦有很深的研究。1940年，他在香港广州大学讲演，题目为《写字学纲要》，从“技艺、工具、传习、修养”等方面，结合自己的多年习书心得对书法加以阐释，其中不乏具有新发见者。其中“修养”方面谈出了一些精辟的观点，如“有志于写字学及欲成书家者，单恃技艺尚不足也。其重要者，还在修养。盖我国艺术向重个性，要把整个人的人生观念、学问、胸襟，流露出来。此乃我国艺术特殊之点。亦写字的艺术例所应尔也。故欲其作品得艺术之精神，必须注重修养”“夫艺术之成就，与但求实用者不同。若求急功，何不以打字机为之？今之谈书法者，如制啤酒，即制即饮，隔年则失味矣”“修养之道，第一为学问。学问，包括一切学问、知识。学识丰富的学者，其态度自别于人。其言动、举止，皆可于字里行间觇之”“第二为志趣。志趣卑下，贪财好色，影响于修养极巨。盖见解低下、思想低下，实际上已谈不到修养”“第三为品格。人品高尚，而又有相当写字修养者，不特其人令人钦仰，其片纸只字亦令人敬重”“总而言之，无精神之修养者，非真正的书法艺术”10。从叶恭绰的演讲中可知，他虽非以职业书家自居，却是用理性的眼光和视野来审视书法，强调书学者的“修养”“志趣”“品格”的重要性。据笔者来看，此篇演讲之价值可与1926年梁启超为北京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作的演讲《书法指导》相媲美。

从叶恭绰书论看，他对“馆阁体”深恶痛绝，认为“书法以韵趣气势为主，清代白折大卷盛而书法亡，必须脱出羁绊，不为近三百年八股性之字学所笼罩，方可以言书法”11。他重视碑学，在《论书法》一文开篇即谈到，“书法应根本于篆、隶，而取法则碑胜于帖，此一定不易之理”12。随后还说“遂有李文田、康有为、沈曾植、曾熙等书家之出现，始脱去大卷白折之桎梏。然嗣后无能发扬光大之者，则时代为之也”13。但他对帖学书法的学习，亦体现在作品的形神之中，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有一个奇妙的理论，“昔年，有友人以其儿童初学之字求教。余曰：‘应以大纸、大笔，尽他乱写，愈大愈好。不管笔画对不对，结构像样不像样。令其放胆、放手，但不许用手指来动作。’结果七八岁小孩写出字，皆雄丽异常，见者不信其为儿童所写。此其确证”14。可见叶恭绰作书主张放胆，即其书论中所提倡的“气势”和“骨力”的重要性。

民国时期，叶恭绰因其在书法上的卓著贡献而成为书法复兴的重要人物。他出身书香世家，后投身政界，富收藏，善交友，勤著述，诸多身份和优势把他的书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和同时期书家相比，叶恭绰书法格调高、气势大，骨力强，称雄于书坛，难怪民国时期当遗老书法郑孝胥投向伪满后，论书者遂有将其推为“当世第一”的说法。

行楷八言联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