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钧

在今广州南海神庙仪门东侧有一方宋碑，高1.56米，宽0.86米，刻立于南宋庆元四年（1198），碑文“尚书省牒”及“牒奉敕：宜赐“英护庙”为额。牒至准敕”诸字体大，其中“牒”字为草书。正文字小，行书画押。为宋代行政公文行移之格。（图1）文曰：

尚书省牒

礼部状。准都省批送下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知广州主管广南东路经略安抚司公事钱之望状奏。

窃见南海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庙食广州，大庇兹土，有祷必应，如响斯答。臣领事之始，大奚小丑，阻兵陆梁，既迫逐延祥官兵，怙众索战，复焚荡本山室庐，出海行劫。臣即为文以告于神：愿借樯风，助顺讨逆，俾献俘祠下，明正典刑，毋使窜逸，以稽天诛。然后分遣摧锋水军前去会合。神诱其衷，既出佛堂门外洋，复回舟送死，直欲趋州城。十月二十三日，至东南道扶胥口东庙前海中，四十馀艘衔尾而进，与官兵遇。军士争先奋击，呼王之号以乞灵。战斗数合，因风纵火，遂焚其舟。潮汛徒落，徐绍夔所乘大舶胶于沙碛上，首被擒获，馀悉奔溃。暨诸军深入大洋，招捕馀党，如东姜段门诸山，素号险恶，或遇飓风觱发，不容艤舟，人皆危之。既至其处，波伏不兴。及已罗致首恶，则长风送泛，巨浪如屋，武夫奋棹，且喜且愕，益仰王之威灵。凡臣所祷，无一不酬。将士间为臣言：此非人之力也。凯旋之日，阖境士民以手加额，归功于王，乞申加庙号，合辞以请。臣参订舆言，具有其实，除已先出帑钱千缗崇饰庙貌外，用敢冒昧上闻。臣考之图经，惟王有功于民，著自古昔，载在祀典，神次最贵。唐天宝十载始封为广利王，国朝康定二年增号洪圣，皇祐五年以阴击侬贼，诏锡昭顺，绍兴七年复加威显。所以致崇极于神者，其来尚矣；旌应表异，正在今日。欲望睿慈，特降指挥，申命攸司，讨论典礼，优加命数，昭示褒宠，以答神庥，以从民欲，伏候敕旨。

后批送部堪当，申尚书省，寻行下太常寺堪当。去后据申，照得上件神祠系是五岳四海四渎之神，兼上件灵应，并是助国护民，荡除凶寇，比寻常神祠灵应不同，所有陈乞庙额，本部寻再行下太常寺拟封。去后据申，今将南海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庙合拟赐庙额降敕，伏乞省部备申朝廷取旨施行。伏候指挥。

图1 南海神庙宋庆元四年尚书省牒碑拓本

牒奉敕：宜赐“英护庙”为额。牒至准敕。故牒。

庆元四年五月 日牒。（尚书省印）

参知政事何、参知政事谢、右丞相□。

据牒文所述，庆元年间（1195—1200），因朝廷严禁私盐，南海大奚岛民无以为生计，遂有啸聚反叛之行。义民船队至广州东南扶胥江口，与官兵遭遇，不支而败，官军乘势而进，馀众被歼。时广南东路经略安抚使钱之望以为此剿贼之役所以获胜，乃是南海神护佑相助，因奏请朝廷乞封加庙号曰“英护”，故尚书省合拟并得旨赐“英护庙为额”。

此碑于阮元《广东通志·金石略》、陆耀遹《金石续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有辑录，俱名“尚书省牒”。此为简称或俗称，正式名称宜为“敕赐英护庙额牒”。

牒，为盛行于宋元时期一种行政文书，往往有着同一行文体式，多被称为“敕黄”、“敕牒”或“黄牒”，偶称“差牒”，亦有简称为“牒”、“敕”者，其功用广泛，不但常用于地方神庙寺观封赐事上，更是宋代除授差遣的授官文书，还常见于赐出身、赐名与谥号事上。据学界研究，元丰官制改革前，此类文书由中书门下拟行下发，元丰官制改革后则由尚书省下达。[1]

该广东大奚岛民乱事件载于正史者，则首见于《宋史·宁宗纪》，曰：

（三年）是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逮捕私盐于大奚山，岛民遂作乱，八月辛卯，知广州钱之望遣兵入大奚山，尽杀岛民。[2]

《宋史》只记大事，故记多疏略，但言庆元三年（1197）夏月岛民作乱，八月官军进剿平叛而已，经事人只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广州知府钱之望，而于其缘由经过得失教训等情罔述。且《宋史》毕竟为元人所纂，对于了解事原终似隔了一层。

大奚岛事件不仅当时广东是件大事，于全国也是件大事，故当时宋人即有载记，成书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的志书《舆地纪胜》，对大奚山事亦有所载，见书卷八十九“广州·古迹·大奚山”条：

《朝野杂记》云：大奚山在广东岛中。庆元三年，提举徐安国捕盐，岛民啸聚为盗，劫高登为首，杀平民三百馀人，经略雷潨与安国素有隙，以生事闻于朝，尽执岛民戮之，无噍类。诏罢安国，以钱之望知广州。象之尝闻婺之士友郑岳云：岳曾馆广州，时贼势猖獗。福昌有延祥寨水军，海寇畏之。钱帅请于朝，乞差延祥将官商荣将兵以往，而大奚山之人用木格以钉海港，官军不知蹊径，竟不能入。而岛民尽用海舟载其兵弩达广州城下，州民散避。会官船水手善跳船，与贼首船遇，乃从樯竿上飞过，斫断其索，帆堕，船不能进，贼船遂乱，商荣因用火箭射之。[3]

上引之《朝野杂记》实为《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成书于南宋嘉泰三年（1202），距事发庆元三年（1197）大奚岛事仅五六年，王象之以亲闻时人所经历之语录之，故所述更为详尽。

上引述及经略使雷潨与徐安国有隙，将徐滥杀无辜之事奏报朝廷，朝廷诏罢徐。随后有广州知府钱之望奏请调延祥水军助剿，以及“贼船”如何覆灭等情。若以此文度之，则“尽执岛民戮之”在前（杀戮者似为徐安国），而“以钱之望知广州”在后，与《尚书省牒》不类，牒之“臣领事之始，大奚小丑，阻兵陆梁，既迫逐延祥官兵，……臣即为文以告于神：愿借樯风，助顺讨逆，……然后分遣摧锋水军前去会合。暨诸军深入大洋，招捕馀党”云云，显系钱知广州在前，“尽杀岛民”在后（杀戮者似为钱之望），当以此碑为正。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亦持此论，见书卷一百五十四：

（庆元三年）是夏，大溪山岛民伦乱，大溪山者，广东海中岛也，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入岛捕私盐，岛民不安，啸聚千馀人入海为盗，揭榜疏安国之罪，掠商旅，杀平民。经略使雷潨素与安国有隙。至是安国乞遣兵讨之，潨不即发兵，而以安国生事闻于朝。未几，潨、安国俱罢……八月庚辰，以军器监钱之望为秘阁修撰，知广州……辛卯，钱之望遣兵入大溪山，尽杀岛民。[4]

宋代佚名《两朝纲目备要》一书专载南宋光宗、宁宗两朝故事（学界认为成书时间不会晚于理宗时期），于大奚岛事亦有载记，见其书卷五：

（庆元三年）是夏，大溪岛民作乱。大奚者，在广东海岛中，是夏，广东提举茶盐徐安国遣人入岛捕私盐，岛民不安，即啸聚千馀人，入海为盗。劫副弹压高登为首，揭榜疏安国之罪，掠商旅、杀平民百三十馀人。经略使雷潨与安国有隙，及是，安国乞遣兵讨之，而潨则用钱酒醪以犒劳，且以安国生事闻于朝。是月戊子，诏安国别与差遣。会安国上疏自辨，癸巳，诏提点刑狱唐弼究实以闻。于是，给事中许及之言统领林墉、弹压林通造谋以倾安国，诏二人皆罢。七月甲寅，下诏召潨还。既而，右谏议姚愈又以为言，乃并安国罢之，而弼与宫观。八月庚辰，以军器监钱之望为秘阁修撰、知广州。丁亥，以刑部郎中陈研为提刑、知潮州，陈宏规为提举。言者复奏岛民擅杀平民之罪，辛卯，命之望究治之。之望尽执岛民，戮之无噍类，议者或以为过云。[5]

《宋会要辑稿》虽为清人所辑，但其记录详细、内容丰赡，为学界所公认，其于大奚岛事件记载亦较详且有序，例举其如：

庆元三年十月二日，广东提举徐安国、经略雷潨各降一官。以谏议大夫姚愈言：“安国信凭告首私监，辄遣林墉收捕，墉本海贼林文之子，乘势抱怨，入海劫掠。盗贼既作，杀戮民旅。帅臣雷潨全无措置，但务卑辞招抚，贼徒知其畏懦，恣行杀掠三日。”[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

庆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诏新邕州左江提举林埙特除名勒停，送筠州拘管，永不放还，日下差人管押前去，仍令筠州月具存在申三省枢密院。商荣、商佑、商佐候经略司保明到日，取旨推赏。以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陈宏规奏：“大奚山贼宝藏祸心，盖非一日，埙向在水军，曾任统领，与大奚山素来相通，故贼目窃发之初，便声言须是林左江来乃受抚谕。及埙到彼，教贼索战，亦曾对众自言高登等曾到其家，意欲夸人以贼索相亲信，而不知其奸计自露。此寇所以敢如是猖獗，实缘内有所恃。若非钱之望调登有方，商荣与其子率众兵血战，广州亦芨芨殆哉。乞将林埙重寘典宪，以泄百姓之怨，将商荣父子优加旌赏，以一路之心。”故有是命。[7]

——《宋会要辑稿·兵十三》

庆元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降授朝散大夫徐安国追两官，降授朝奉大夫依前直焕章阁雷潨与落职，今后并不得与亲民差遣。以臣僚言广州大奚山贼劫民旅，盖安国轻信妄动，差人收捕，肆彰凶恶，潨遽以酒米抚谕，妄申朝廷，凶徒愈炽。[8]

——《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

综上可知，钱之望知广州并延请摧锋水军进剿大奚“岛贼”前，徐安国、雷潨皆因办事失措而遭罢黜，徐安国错误在“轻信妄动，差人收捕，肆彰凶恶”，雷潨错误在“以酒米抚谕，妄申朝廷，凶徒愈炽”。钱之望虽然平叛有功，但其杀戮甚重，当时朝野即有不以为然者，“议者或以为过云”。

另，《宋史·宁宗纪》“庆元三年夏……八月辛卯，知广州钱之望遣兵入大奚山，尽杀岛民。”与碑牒文称十月二十三日不同，盖碑记战胜之时，史据遣兵之日，使臣述事简约而不察，遂致记载失实。大奚岛事发在庆元三年（1197），次年（庆元四年1198）勒此牒碑，甚明。而稍后的广南东路转运使判官曾噩于宝庆元年七月所记的《转运司修南海神庙碑》（此碑现存广州南海神庙西碑廊），云：“庆元四年，大奚啸聚，遣将剿捕。”将庆元三年事书作四年事，明显有误。

综上，大奚岛事件之起因是官府严禁私盐，致使岛民失业，遂啸聚海上，劫掠商旅，继而企图进攻广州。这涉及到南宋朝廷对于广南的盐政策略问题。

学界认为宋代对东南沿海的盐政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先是从北宋开始，盐业生产以沿海居民自由煮盐，再由官府榷购售卖；南渡以后，盐为国计所赖，朝廷大力打击盐户私贩以及加强盐场榷煎买纳的管理。亦即从“听民煮盐”到“专司监管”。[9]南宋朝廷，“自南渡以来，国计所赖者唯盐。”[10]东南沿海的盐税收入乃是国库的重要来源，而广盐税收对于地方财政极为要紧，据称：“本路漕郡计，全赖榷盐”[11]“上供及州郡经费，全仰盐息应办”。[12]

南宋朝廷为保证盐税，往往实施强行配卖，计口配售，而价格高于私盐，弊政殊多，民多怨愤。此外尚有卖与渔民的“腌造盐”，也是科配。[13]而沿海“腌造盐”的出现，说明当时广东沿海渔业已很可观。

图2 《永乐大典》之《南海志·广州府境图》

大奚山事件便是因广南盐场私盐贸易而引起的一次民变。先是，大奚山“居民不事农桑，不隶征徭，以鱼盐为生。……无供亿，宽鱼盐之禁，谓之腌造盐。庆元三年，盐司峻禁，遂聚为乱。”[14]可知严私盐之禁，是朝廷加强税收的重要举措，而岛民滋扰，自有其因，《苍梧军门志》稍为公允，指出“盐司峻禁，遂聚为乱”之因果，不然尽被杀戮，孰知其曲？孰知其冤？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捕杀私盐贩众的徐安国于开禧元年（1205）二月(时隔大奚岛事件8年)，袭“夺三官，命史官改正大奚山贼名”。[15]大奚山岛民乱得以正名。

碑末署名参知政事何、参知政事谢、右丞相□，兹试释之。

参知政事，官名，唐贞观十三年（639）始以尚书左丞刘泊为黄门侍郎、参知政事。唐宋间变化很大，《宋史·职官志》有载，具情甚为复杂。此牒文之署名参知政事何澹、谢深甫及右丞相京镗三人俱载《宋史·宁宗纪》：

（庆元元年四月己未）京镗知枢密院事，谢深甫签书枢密院事。

（庆元二年春正月庚寅）京镗为右丞相，谢深甫参知政事，御史中丞何澹同知枢密院事。

夏四月壬申，以何澹参知政事。

四年八月丙子，以谢深甫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庆元六年八月）丁酉，京镗薨。[16]

可知三人之任职时间及职务与牒文史事相符。

平定大奚岛事件的钱之望，《宋史》无本传，其事迹散见于《光宗纪》、《宁宗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宋会要辑稿》诸籍。钱为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字表臣，历官和州、庐州、广州知府，曾为辛弃疾属吏，助剿江州“茶寇”。出使金国为金主完颜亮贺寿，而暗查其国政，谓虏有内溃之势，不久，亮果殒，金国内乱。符离之败，道谒张浚，请出边扰敌，使敌疲于奔命，大功可成，浚不从，致失溃敌之机。乾道中登进士第，累官知广州，所至有御寇功，迁文华阁待制，卒知庐州任上。其知广州期间平灭大奚岛的“政绩”见宋人叶适《水心文集》卷十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

大奚山盗起，改除秘阁修撰，知广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煮盐，自业渔采，亡命群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刑绳之急，怨而为变，诸司诏捕前却，异同纷纭。贼愈横，遂空巢窟夺客舟，径指城下，州人大恐，将逃。公麾诸军奋击，一战殄灭，列栅山上，分兵戍之。微公决策，广东几乱。[17]

牒文指出平定大奚岛之乱调用了摧锋军。“摧锋军”为南宋时诸多地方军种之一，主要服役于时广南东路，《宋史·兵志》不载，而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有载，摧锋军之创制，缘于绍兴三年（1133）粤东黎盛之乱，事见《宋史·高宗纪》。摧锋军之设，几与南宋王朝相始终，且颇受倚重，常被遣戍防他处。[18]

图3 《康熙皇舆全览·广东舆图》之珠江口水域

牒文指出南海神屡受诏封徽号，诸如天宝十年（751）始封“广利”，康定二年（1041）增号“洪圣”，皇祐五年（1053）增号“昭顺”，绍兴七年（1137）复加“威显”，俱载典册，且均与灵异之事有关。至此全称“南海洪圣广利昭顺威显王”，后世普遍将南海神庙称作“洪圣（王）庙”或“广利王庙”，俱是省称。

牒碑所指的大奚岛，即今香港大屿山岛，某些海图上亦标作大濠岛，属万山群岛之一。佛堂门，珠江入海口水域地名之一，珠江口附近水域有诸多称门者，如崖门、澳门、磨刀门、虎门、十字门、螺洲门、佛堂门等。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海门》云：

南海之门最多……从新安而出者，曰小三门，曰屯门，曰急水门，曰中门，曰鲤鱼，曰双箸，曰南佛堂，曰北佛堂。[19]

又《历代沿海舆地考·广东·新安县》于佛堂门记述较详。[20]

另《永乐大典》之《南海志·广州府境图》为今见最早的广府地图，图中即有大奚山、佛堂门之名。（图2）《康熙皇舆全览·广东舆图》中仍有大溪岛之名，可见此名延续达千年之久。（图3）

佛堂门者，意谓船舶至此而得安，犹如入佛堂而得佑。佛堂门位今九龙半岛最东南端，北为半岛之佛堂角，南为龙洲岛，两地所夹之水域即为佛堂门。经佛堂门而西北折，过鲤鱼门而进，即为今隔九龙半岛与香港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

注释

[1] 宋哲文：《宋代敕黄文书略探》。刊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编《广州文博》（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杨芹：《宋代制诰文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2]《宋史·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3]清道光《广东通志·前事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广东地方文献丛书”本，1981。

[4]［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四。转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宋元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5] ［宋］佚名《两朝纲目备要》。转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宋元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6][8]《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转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宋元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7]《宋会要辑稿·兵十三》，转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宋元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9]李晓龙：《宋元时期华南的盐政运作与区域社会——以东莞盐场地区为中心》。刊《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月。

[1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11][1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八之十、三十。

[13]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古代上册》）第十章《南宋广东沿海地区的加速开发与文明的增进》。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14]清道光《广东通志·前事略》引《苍梧军门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5]［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九下《宋宁宗》。转引王元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之第四章《南汉两宋时期的南海神庙》。北京：中华书局，2006。

[16]《宋史·宁宗纪》。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17]［宋］叶适《水心文集》卷十八《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转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宋元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

[18]陈鸿钧：《广州出土宋代修城铭文砖数种考》。刊《华夏考古》，2016年第1期。

[19]［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地语·海门》。北京：中华书局，1985。

[20]《历代沿海舆地考·广东·新安县》。转引自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料汇编·宋元卷》。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