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彦彭　张高峰

内容摘要：本文依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针对商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进而构建了耦合模型，运用中原城市群河南省域内的17个省辖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河南17个省辖市商业集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心-外围”结构，外围城市规模过小，集聚效应未能充分发挥。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商业集聚 城镇化 耦合模型

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商业正逐渐成为城市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之一。新常态下，商业的从属地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流通能力上升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商业集聚则可以带动与居民消费相关的一系列“吃喝玩乐”产业，商业集聚正在现代城市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针对城市群本身具有的空间地理属性，选择以中原城市群河南省域内的城市为研究对象，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研究中原城市群商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以往的研究中对商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的定量研究数量很少。本文不仅针对商业集聚与城镇化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构建了耦合模型，而且又将耦合模型实证结果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相结合，对中原城市群河南省域内的17个城市的集聚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

商业集聚与城镇化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商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般城市经济理论认为，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是因为集聚经济。事实上，马歇尔是最早关注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投入品共享、劳动力市场匹配和知识溢出是集聚经济的三大动力。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直接推动了经济学者对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城市体系以及城市体系如何演化等诸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新经济地理学是以全新的视角研究空间经济现象的新兴理论，被称为引发规模报酬递增理论。

商业集聚是城市产业集聚的一种，在城市化过程中，商业集聚的规模、形态、效益既与城市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又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商业集聚规模体现了城市化经济的整体水平，商业集聚形态随着城市发展成熟度的提高而日趋复杂，由最初的分散交易到商贸、餐饮、住宿、金融、娱乐等多行业集聚，而集聚带来的成本的降低和本地市场效应也提高了商业集聚效益。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于城市体系内各个城市而言，由于不同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发展阶段不同，商业集聚与城镇化交互关系在不同城市将呈现不同的地理分布特征。

（二）商业集聚与城镇化耦合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商业集聚系统与城镇化系统的关联互动关系，统称为“商业集聚—城镇化”耦合。耦合模型包括耦合度指数和协调度指数，具体计算如下。

商业集聚与城镇化的耦合模型。先将指标标准化。设Xij（i=1，2；j=1，2，…，n）为第i子系统的第j指标，αij、βij是系统指标的上、下限值，标准化xij的算式为：

设系统耦合度为 C，S1、S2分别为城镇化发展指数和商业集聚发展指数，λij为指标xij对应的权重。发展指数S1、S2与系统耦合度C的函数表达式可设定为：

（2）

通常，可将耦合度分为6个类型：C=0表示耦合度极小，系统并无关联且无序发展；0

商业集聚与城镇化的协调模型。由于耦合度无法区分低发展水平下的耦合与高发展水平下的耦合，仅依据耦合度还难以反映出城镇化与商业集聚互动的整体功效与协同效应。因此，为更全面评判城镇化与商业集聚耦合协调程度，构造“商业集聚—城镇化”系统的协调度模型：

（3）式中，D为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商业集聚—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数，反映了城镇化与商业集聚的整体协同效应。S1、S2分别为城镇化与商业集聚的发展指数，a，b为待定参数，一般a，b均取值为0.5。一般协调度则可划分为十个阶段：0≤C≤0.1为极度失调，0.1

耦合模型指标体系的选择。根据“商业集聚—城镇化”耦合协调系统的内涵及特征，结合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按照科学性、整体性、层次性和操作性等原则，建立商业集聚与城镇化耦合模型指标体系（见表1）。

城镇化系统主要从人口、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教育医疗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五个方面进行量化。商业是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也是经济城镇化的一个合适而重要的指标。空间城镇化采用建成区面积指标，社会城镇化从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采用在校学生人数衡量教育资源，万人拥有床位数衡量医疗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是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建设统计指标体系，选取常用道路长度、公园绿地面积、供水总量、污水处理率和天然气居民家庭供气总量等指标。

而商业集聚系统主要从规模集聚、形态集聚和集聚效益三个方面进行刻画。规模集聚采用单位土地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集聚度予以测度，即城市单位土地面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全省平均值比重来衡量规模的集聚度。我省服务业两区中的“特色商业区”是典型的以各类商业形态为主导的商业集聚现象，因此形态集聚以城市特色商业区主导产业增加值与全省平均值比重来衡量。集聚效益主要采用集聚的带给经营者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具体用城市限额以上零售业企业平均规模与全省平均值比重来衡量。

实证分析

中原城市群涉及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山东五个省共30个城市，河南在中原城市群中城市最多、面积最大，是中原城市群的主要核心区域，因此选择河南各地级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由于研究对象为狭义的城市，仅限于市辖区范围，而济源市并无市辖区，因此最终实证研究对象确定为河南省除济源外的17个省辖市。

（一）数据说明

数据来源。根据数据指标的可得性和权威性，本文充分挖掘统计部门海量数据资源优势，所用数据不但来源于《2017年河南统计年鉴》、还采用了服务业“两区”2016年考核评价指标数据和联网直报平台限额以上单位2016年年报汇总数据等内部数据。

计算范围和指标口径。为更准确测度商业集聚与城镇化耦合关系，所有指标计算口径均限于各省辖市市辖区范围内，剔除了省辖市下辖市、县部分，以下所称“**市”如无特别说明，均指市辖区范围，相應指标数据也根据市辖区范围进行调整计算。

指标权重计算。本文引入Shannon的熵值思想，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λij，以期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层面的影响，全省17个城市“商业集聚—城镇化”系统各指标的权重，如表2所示。

（二）“商业集聚—城镇化”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结果

依据熵值法确定的权重，按照耦合模型的计算方法，可分别得到全省17个城市的耦合度与协调度（见表3）。

各地耦合度普遍较高。基于耦合度模型（式2）计算各城市“商业集聚—城镇化”耦合程度，得到耦合度均值为 0.93，标准差为 0.05，变异系数为0.06，显示各地耦合度普遍较高且程度较为接近。17个城市中，耦合强度有10个为高度耦合，7个为良性耦合。

各地协调度分布极为不均。基于协调度模型（式3）计算各城市“商业集聚—城镇化”协调程度，计算得协调指数的均值为0.43，标准差为0.18，变异系数为0.43，显示各地协调程度普遍较差，协调度具有很强的离散性。17个城市中，仅郑州协调程度达到了优质协调，洛阳为初级协调，新乡为勉强协调，其余14个城市协调程度均呈现不同程度失调，协调程度最低的鹤壁为严重失调。

综合来看，多数城市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的耦合状态。如果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来刻画耦合状态，可以将17个城市的耦合状态划分为“高耦合高协调”、“低耦合高协调”“低耦合低协调”和“高耦合低协调”四类。各城市耦合状态图显示（见图1），14个城市都处于高耦合低协调的第四象限。而且，从纵轴协调度方向看，从最高值郑州仅经过3个样本点就已经下降至0.5的临界线以下，衰减速度较快，而从横轴耦合度方向看则较为集中。

（三）中原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地理特征

如果将各城市的“商业集聚—城镇化”耦合关系在地图上标识出来，可以更清晰地剖析各城市差异的空间地理原因（见图2、图3）。如图2所示，耦合度反映的是“商业集聚—城镇化”互相作用关系，各城市耦合度的差异与地理区位没有明显的关联。而图3显示各城市协调度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式。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一旦某个地区一旦形成行业的地理集中，则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就会迅速发展，在运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该地区的集聚力会不断强化，与周边地区差距会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中心-外围”模式。从图3来看，我省整体上基本形成了“中心-外围”模式，即以郑州为中心，其余城市为外围的经济体，而且距离郑州越远，“商业集聚—城镇化”协调度越低。具体来看，郑州的协调度最高，地理位置处于全省中心地带。洛阳、焦作、新乡、安阳、开封、许昌和平顶山均紧邻郑州，形成环绕郑州的第一圈层。濮阳、商丘、周口、漯河、南阳和信阳地处全省最外围，形成环绕郑州的第二圈层。驻马店、三门峡和鹤壁“商业集聚—城镇化”协调度最低，算作第三圈层。

商业集聚与城镇化耦合关系的新经济地理学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一般认为，城市规模与经济效用之间呈倒U型关系。倒U型曲线在最高点达到最优，在最高点左侧，城市规模的扩张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大于规模不经济效应，超过最高点的城市规模则可以被认为“过大”了，这时，规模不经济超过规模经济。中原城市群城市体系中“外围”城市规模较小，导致集聚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根据协调度模型（式3），协调度受耦合度（变量C）和“商业集聚—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变量T）影响，由于17个城市耦合度普遍较高，均在0.83以上，而协调度D仅有3个高于0.5，显然造成协调度低的原因就在于各地普遍较低的“商业集聚—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变量T）。

一般用城市人口衡量城市规模，本文用城镇化发展指数S1可以衡量城市规模，而商业集聚指数S2可以衡量经济效用，则可得到图4。事实上，如果将南阳剔除，可以得到拟合度更高的图5。可以看到，多数城市集中于倒U型曲线左下侧，显示城市规模低，集聚效应低的“双低”分布。根据调度模型（式3），“商业集聚—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变量T）是城镇化发展指数S1与商业集聚指数S2的平均值，那么城市规模与集聚效应的“双低”分布将造成“商业集聚—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加速“衰减”。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河南各地市商业集聚与城镇化普遍存在高耦合低协调现象。根据耦合模型测算，各地市商业集聚与城镇化耦合度较高，均值达到0.93，商业集聚与城镇化保持高度融合发展，但各城市商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度普遍较低，均值仅为0.43，整体处于濒临失调阶段。

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看，河南城市体系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以郑州为中心，其余城市为外围。“中心-外围”结构可以较好地解释多数城市商业集聚与城镇化协调度普遍较低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外围城市受限于城市规模过小，集聚效应未充分发挥。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建议在中原城市群的发展战略选择要尊重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充分重视“中心-外围”结构这一市场力量作用的客观结果，因势利导，在政策抉择上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主要导向，特别是在全面放开城市落户限制上加快进程。

转变思路，促进区域发展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区域发展中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道路。河南在区域发展中同样需要各地区协调发展。国内外经验共同证明，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在城乡和地区间充分流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平衡就更容易实现。因此，应当明确区域协调发展的根本的出路在于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均衡，而非经济总量上的区域均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均衡发展和追求效率并不矛盾，只有当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经济集聚加速推进，集聚的规模效应充分体现，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优，同时伴随经济集聚而来的人口集聚也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的提升，各地区人均水平共同提高，从而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这就要求牢固树立“全省一盘棋”的概念，破除地区对市场的分割，省级资金、政策建立以城市人口规模扩张为参考的转移机制，要有侧重地支持经济集聚发展快的城市，用以弥补城市人口规模扩张而带来的公共支出的不足。

大力支持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发挥“中心”辐射作用。就中原城市群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本文所研究的经济地理格局来看，郑州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但和国内一线城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对一个城市群而言，中心城市的发展对整个城市群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紧紧抓住“国家中心城市”这一政策，顺势打造郑州成为中原城市群的“领头羊”，有利于引领中原城市群加快发展。一方面， 在中原城市群内部要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继续向郑州倾斜，发挥更大的经济集聚效应，让郑州成为中原城市群最闪亮的名片，吸引更多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资源涌向中原城市群。另一方面，推动经济集聚并不是要拉大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差距，相反，正是通过集聚所产生的“做大蛋糕”效应，让周边城市享受中心城市的扩散与带动作用，从长期来看，这十分有利于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城乡和区域平衡发展。

加快落实城市落户政策，提高城市集聚能力。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市场潜力函数会因人口规模的增大而向上平移，从而促进“中心”与“外围”整体发展的提升，还可以缩短另一个中心城市诞生的距离，从而扩大城市体系的外延。本文的研究已经表明，中原城市群除郑州外的其他省辖市由于城市规模不大，集聚效应发挥并不明显。因此首要的是，依照市场潜力函数的思路，对郑州以外的其他省辖市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加快省辖市对周边地区的人口吸引，从而促进人口迁移，提高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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