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官员抑郁症,从打破病耻感开始
2018-10-21张进
廉政瞭望·下半月 2018年11期
张进
去年夏天的某日,一名地方高官托朋友辗转联系上我,向我咨询抑郁症治疗问题。我们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见了面。
通过交谈,我判断这名官员已经患上抑郁症,而且到了中度。我建议他立即到正规精神专科医院求医。他和他的妻子都面露难色。后来他们再没有找我,我至今不知道他到底治疗没有,最后怎么样了。
我只记得,和这名官员的妻子告别时,我问她:“以你们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找我咨询?”
这个妻子叹了口气,告诉我:如果丈夫得了其他病,秘书自然会做出安排,甚至请当地最好的医生來家里诊断、治疗也不是难事。而得了抑郁症,即使有医疗资源也不敢用,就怕走漏风声,被人知道得了抑郁症。
她叹了口气,说:“如果人们知道他得了抑郁症,这形象就没了。”
我能听出她的潜台词:假如官员得了抑郁症被外界知晓,他的仕途就可能受到影响。而一名官员仕途受到影响,对他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为什么官员多在办公室自杀?
我信手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官员自杀”,发现有报道称:
自2009年至2016年,全国至少有248名官员自杀、失踪或疑似自杀,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如2018年5月21日12时许,长期患有抑郁症的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王晓明参加完一个工作会议后坠楼身亡。
我注意到,官员因抑郁症自杀,有一个特点:很多都是在单位发生。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这样做,也许出于事业心、责任感;但同时,我还有一个判断:他们的疾病不为人所知,他们也不愿意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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