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

摘 要：重庆市洛碛镇因三峡水库四期蓄水工程成为浸没区。2008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洛碛浸没区考古发掘了茅草坪遗址群、老锅厂墓群，出土了一批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青瓷器。这批青瓷器是洛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洛碛东、西两面窑系产品通过长江水运在此交融。莲瓣装饰的青瓷器的出土说明南朝历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饮茶风尚也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出现。

关键词：洛碛；六朝；茅草坪遗址群；饮茶风尚；佛教

洛碛镇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部，北与长寿区相邻，东临长江，南接江北区，西距渝北城区直线距离约29千米，因三峡水库四期蓄水工程成为浸没区。2008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为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洛碛浸没区考古发掘了茅草坪遗址群、老锅厂墓群，出土了一批六朝至隋唐时期的青瓷器，其中以茅草坪遗址群出土的瓷器数量较多。老锅厂墓群青瓷器见于窑址坪墓地M1，这是一座南朝中晚期的石室墓。

茅草坪遗址群东临长江，南面和西面与洛碛镇老街毗邻，北靠洛碛新场镇。遗址群地处长江左岸一级台地群，由四个相连的台地组成，分别为石柱坝遗址、新房子遗址、长土遗址、金塘遗址。六朝至隋唐时期考古遗存在茅草坪遗址群发现最为丰富，出土青瓷器较多。

1 出土青瓷概况

青瓷器主要出土于茅草坪遗址群长土遗址和石柱坝遗址，器形有碗、罐、壶、盘、杯、盏、盏托等，为邛窑、湘阴窑、越窑等窑系产品。青瓷器纹饰以素面为主，个别器物的碗口沿、盘口壶肩部饰有弦纹，另在碗底、碗壁、盘底装饰莲瓣图案。本文选取部分代表性器物分类叙述。

碗最为多见，可分为大口浅腹碗、小口碗（腹多较深）两类。

Ⅰ类：大口，腹较浅，以器底变化分为三型。

Ⅰa型：矮饼足，平底，浅腹。标本08YMCⅡT0106③∶3，敛口，方圆唇，弧腹，饼足。口饰凹弦纹。灰白胎，青釉，内外壁施满釉，多已脱落。口径14.8厘米，底径10.6厘米，高5.8厘米（图1，1）。标本08YMCⅢT0812④b∶4，矮饼足，弧腹内底折棱，有长方形支钉烧结痕迹。残高4.4厘米，底径5.6厘米（图1，2）。标本08YMCⅡT0207③∶1，口微敛，浅弧腹，饼足平底。灰白胎，内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釉色有脱落，釉面有冰裂纹。口径14.2厘米，底径9厘米，高6.6厘米（图1，3）。

Ⅰb型，矮饼足，平底稍内凹，口微敞。标本08YMCⅡT0106③∶1，碗，敛口，圆唇，弧腹，饼足内凹，足跟上部有一凹槽。内底残存支钉痕。灰白胎，青釉，内外壁施满釉，多已脱落。口径15.4厘米，腹径15.6厘米，底径8.8厘米，高6.8厘米（图1，4）。

Ⅰc型，玉璧足。标本08YMCⅢT0611④c∶19，敞口稍直，弧曲腹，玉璧足。灰白胎，施青釉泛绿，呈玻璃质感，釉面有冰裂纹。口径15.6厘米，底径5.8厘米，高7.8厘米（图1，5）。

Ⅱ类：底较小，腹部较深。以器底变化分为四型。

Ⅱa型，饼足，时代约为南朝时期。标本08YMCⅡT0306③∶3，直口微敛，尖圆唇，腹部微鼓，矮饼足。口部施一道凹槽。灰白胎，内施满釉，外施有不及底，釉多已脱落。内底见支钉痕。口径9厘米，底径5厘米，高4厘米（图1，6）。标本08YMCⅡT0107②∶1，饼足平底，足稍外撇。灰白胎青釉，内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底径3厘米，残高1.8厘米（图1，7）。标本08YMCⅡT0109②∶1，碗。敛口圆唇，腹部微鼓，饼足平底。灰白胎，青釉，内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口径9.8厘米，底径4.4厘米，高5厘米（图1，8）。

Ⅱb型，饼足较高，小平底稍内凹。标本08YMCⅢT0713⑤∶3口微敛，腹略鼓，饼足底稍内凹。灰白胎施青釉。釉面显冰裂纹。口径8.4厘米，底径3厘米、高5.8厘米（图1，9）。标本08YMCH2∶4，碗。斜弧腹，饼足平底稍内凹。内底略凸。灰白胎施青釉，釉面泛绿，有玻璃质感。底径8厘米，残高6厘米（图1，10）。

Ⅱc型，小底，玉璧足。标本08YMCⅢT0507④∶3，碗。斜弧腹，足部外撇，假圈足，内底中心略鼓。灰白胎施青釉，外不及底。釉面有冰裂开片现象。底径4.4厘米，残高3厘米（图1，11）。标本08YMCⅢT0205④∶1，口微斂，尖圆唇，弧腹，饼足，饰一道凹槽。灰白胎，青釉。内施满釉，外施釉不及底。口径12.8厘米，底径4.2厘米、高6.8厘米（图1，13）。

Ⅱd型，玉璧足，底增大。标本08YMCⅢT0609⑤∶1，碗。直口，尖圆唇，弧腹下垂，玉璧足。灰白胎施青釉。足露胎。釉面有冰裂纹。口径14厘米，高7.5厘米（图1，12）。

莲瓣装饰器物，标本08YMCⅡT0305⑤∶1，青瓷莲瓣碗，敞口，尖圆唇，弧腹微鼓。灰白胎，内外施釉，釉面有细开片，外壁饰有莲瓣图案。口径20厘米，残高9.2厘米（图2，1）。标本08YMCⅢT0714⑤∶10，器底，青瓷碗底。青釉，灰白胎。饼足平底。器内底饰有莲瓣纹饰，器底中心饰莲心。底径7.2厘米，残高1.9厘米（图2，2）。标本08YMCⅡT0207④∶1，器底，青釉，灰白胎，平底。底径3.5厘米，残高1.8厘米（图2，3）。

杯，标本08YMCH21：1，直口方唇直腹下垂。玉璧足。灰白胎，施青釉。口径11厘米，底径3.8厘米，高7.2厘米（图2，4）。

盏托，遗址群出土盏托发现不多。标本08YMCⅢT0713⑤∶14，平底。灰白胎，内外施满青釉带黄，细开片。底径8厘米、残高3厘米、托口残高2.2厘米（图2，5）。

盘口壶，标本08YMCH22∶8，盘口壶。夹砂灰褐胎，施酱釉。残高14.4厘米，腹径11厘米（图2，6）。

青瓷碗作为数量最多的器物，在丰都汇南墓群[1]、忠县仙人洞[2]、云阳晒经[3]等地都有发现。甲类碗厚实拙重，底较宽大，这类碗流行于东汉至六朝时期[4]。到了隋代，青瓷碗出现了直口和敛口两种式样，腹部较深，底也小，器底的变化由饼足到玉璧足，Ⅱ类碗标本08YMCⅡT0109②∶1到标本08YMCⅡT0205④∶1的碗底变化反映了这种演进过程。综合来看，青瓷器时代主要集中在六朝至隋唐时期，早可至东晋，如个别Ⅰa型碗（标本08YMCⅡT0106③∶3）。

2 出土青瓷的历史背景

洛碛在东晋至唐中期属巴郡治下。巴郡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战争动乱与安定繁荣交替的历史过程。

东晋时，洛碛属成汉政权统治辖区。成汉政权是一个流民政权，它的基础是陇西六郡的士族阶层。但陇西六郡移民的文明程度却远远没有蜀地人民高。在成汉政权辖区内，陇西流民由客变主，与蜀地人民矛盾尖锐，经常发生冲突[5]。尽管成汉政权时期四川地区出现有“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的现象，但只局限于其政权的中心地区，四川盆地周边地区仍然矛盾尖锐。在此情况下，蜀地土著居民出现了向外迁徙的现象。古代社会，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蜀民的流徙对于成汉政权而言是巨大的损失，使两汉以来四川盆地出现的繁荣局面元气大伤，成汉政权社会逐渐变得不安定。《华阳国志·序志》载：“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嗟乎三州，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汉书》载：“巴郡，秦置。属益州。户十五万八千六百四十三，口七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八。县十一……”其后《晋书》载：“巴郡秦置。统县四，户三千三百。江州、垫江、临江、枳。”文献记载的巴郡人口建制的变化反映了巴郡地区人口、社会经济总量急剧减少的变化结果。

成汉政权与东晋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至东晋永和三年（347），桓温西进灭之。桓温灭成汉后，四川巴蜀地区的建置发生了部分变化。《元和郡县志》载：“自李雄据蜀，此地积为战场，人众奔波，或上或下。桓温定蜀，以涪郡理枳县城。”《大明一统名胜志》载：“桓元子别置枳县于巴之北、涪之南，后周省入于巴县焉。”洛碛成为枳县治所一方面与其自身为一个码头重镇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常年战争动乱相关。但不管如何，洛碛成为了枳县治所，促进了人口流动，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南朝初年刘宋时期，巴郡地区仍有动荡发生。到萧齐政权时，巴郡地区出现了较为短暂的安定时期，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作为县治的洛碛，是长江沿岸的重镇码头，其与周边地区的经济交往频繁程度应当更胜于前。而南朝政治中心在建康，这种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推动了江浙地区与巴郡的政治和经济往来。随着蜀郡在刘宋时期开始归在南朝治下，扩大了其与南朝政治中心的联系，为蜀郡与两湖江浙地区经济、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必要条件，尤其增加了长江沿岸重镇之一洛碛的人口和社会经济流动量。在洛碛出土的青瓷器中可见造型精美的越窑青瓷盘，盘内饰莲心、莲瓣，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南朝晚期至隋朝，巴郡地区又开始动荡不安。入唐后，随着统一王朝的建立，动荡局面结束，巴郡治下的枳县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人口显著增加。《隋书》载：“巴郡梁置楚州。开皇初改曰渝州。统县三，户一万四千四百二十三。巴旧置巴郡，后从周废枳、垫江二县入焉。开皇初郡废。大业初置巴郡。”至盛唐时，更出现了“扬一益二”之说。

3 出土青瓷漫谈

3.1 东、西窑场的产品交融

青瓷器烧造由来已久，开始走向繁荣阶段是在东晋南朝阶段。江浙地区是青瓷器的萌发地，也是青瓷器产出规模、数量以及质量都很显著的地区，唐代的八大青瓷窑场大都分布于这一地区。茅草坪遗址群出土的青瓷器以两湖江浙地区的湘阴窑、越窑居多，亦有产于成都平原的邛窑系。

湘阴窑瓷器胎呈浅灰（灰白）色，早期釉色绿中带黄。西晋及其后期，釉色有豆青、虾青、青褐等，釉面莹润，光洁饱满，无剥落现象，基本达到了越窑青瓷的水平[6]。在茅草坪遗址群出土的这批青瓷器中，碗的数量最多，分为广口大底和小底碗，在丰都汇南墓群、忠县仙人洞、云阳晒经等峡江地带都有发现。青瓷器的胎多为灰白色、浅灰色，釉面开片现象居多，釉色可见豆青、青黄等颜色。如标本08YMCⅢT0609⑤∶1，青瓷碗，敞口略直，圆唇，弧腹，平底，底部见一圈凹槽，内底中心处见一小圆形凹槽。碗内外施青釉，外部仅足无釉，釉面莹洁，见开片，釉色豆青。在云阳明月坝有同类器物出土，属湖南湘阴窑系产品。茅草坪出土青瓷器中湘阴窑、越窑的产品占了相当比例。云阳明月坝出土湘阴窑系的碗、忠县中坝出土的越窑系的隋代杯，在茅草坪遗址群均有同类器物发现，反映了两湖江浙地区丰富的青瓷产品通过长江流通至了该地区。

邛窑位于成都平原的西面、岷江支流南河之滨的邛崃县。南朝时期的邛窑产品较隋唐时粗犷简朴，胎多灰黑、灰白、黄色、红色等。因胎体粗犷，在上釉之前会加饰一层化妆土美化瓷器[7]。如标本08YMCⅢT0109②∶1，青瓷碗，直口微敛，弧腹，饼足平底。釉色偏黄，碗内底釉色泛青。胎灰白，器表施有白色化妆土，胎器内施满釉，器外施釉及半，有流油现象。碗内底见支钉痕迹3个，呈圆形分布。这件器物具有邛窑系隋代器物的特征，当属成都地区流向洛碛地区的产品。

茅草坪遗址群青瓷器中东、西窑场产品的交融，體现了长江作为交通大动脉促进了上下游商品流通，带来了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融合。

3.2 莲瓣纹与佛教盛行

青瓷装饰可见在碗底的莲蓬图案、碗壁的莲瓣图案，如标本08YMCⅢT0714⑤∶10，内底装饰的莲心莲瓣纹。标本08YMCⅢT0305⑤∶1，青瓷莲瓣碗，敞口，尖圆唇，弧腹微鼓。灰白胎，内外施釉，釉面有细开片，外壁饰有莲瓣图案，所饰莲瓣稍显瘦削，无隋唐之风，当属南朝时期器物。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大为传播。南朝的统治者崇尚佛教，梁武帝萧衍更是三次舍身同泰寺而死于台城。佛教在梁武帝时达到了南朝时期的鼎盛时期[8]。其中，潼南县志就曾记载，在南朝梁武帝时佛教进入潼南并得到迅猛发展[9]。潼南地处南梁西部，佛教在梁武帝时进入了这块地区，可见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情况。统治阶级的倡导使佛教流行于四川地区。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在茅草坪遗址群这一片片莲瓣纹中看到一些缩影。

3.3 托盘与饮茶风尚

茅草坪遗址群出土的盏托跟南朝由统治阶层和文人倡导的饮茶风尚是密不可分的。瓷盏托始见于东晋，南北朝开始流行，唐代以后随着饮茶之风风靡而盛行。唐代盏托托口一般较矮，有的口沿卷曲作荷叶状[10]。本文中介绍的盏托造型较为简单，釉面开裂，釉色偏黄，尚无唐代饮茶之风盛行时盏托的特点，笔者认为其当属南朝饮茶之风开始流行时的产品。三国时，茶仍为王公贵族阶层所享用。南北朝时，文人相聚则把茶当作吟诗作赋时必不可少的饮品，僧人、道士更是把饮茶作为修身养性之道[11]。茶具自然也在这个时期大量产出。洛碛作为长江码头重镇有相当好的水运交通条件，在大量人口集散的过程中也随之带来各种文化因素，饮茶风尚也随之进入了洛碛。从文献记载来看，洛碛所处的枳县的士族是较多的。《华阳国志》记：“枳县，郡东四百里，治涪陵水会。土地确瘠。时多人士。有章、常、连、黎、牟、阳，冠群首也。”而洛碛这样的码头镇应该是人口集散的代表，在这里也有大的士族存在。“枳阳府君阙”为晋人杨阳所立，这里的“杨”可能即为《华阳国志》所载的“阳”姓贵族。这些士族和贵族形成了饮茶风尚的文化基础。

《华阳国志·巴志》载：“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其中所记的“香茗”即为茶叶。在饮茶风尚风行的时候，茶叶的供给促进了这种文化的发展繁荣。据唐人陆羽《茶经》载“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可知巴郡确为较早的产茶地区之一。

4 结语

长江连接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盆地和富庶的两湖江浙地区，文献记载连接这两个地区的长江三峡自古以来就开始了航运的功用。在西汉时，汉武帝曾下诏从巴蜀运粮经长江三峡出川转运至江淮，再运至山东和江南赈灾[12]。至南北朝时期，长江水系的造船业有了很大发展。造船工业大致分布于成都、江陵、长沙、南昌、鄂州、夏口等地[13]。这样的条件迅速促成了长江形成连接东西交通大动脉的地位和作用，促进了长江三峡东西方向经济的交往。以运输的货物为载体，滋生出文化的交流，使长江沿江地区互通有无，带动整个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长江文明。在形成文明的过程中，自然也造就了长江沿江不少的重镇码头。洛碛在东晋时随着枳县治所迁至该地区，经济与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契机。在这个时期，茅草坪遗址群出土的青瓷器的形态以及窑口分布上受到了长江这条交通文化大动脉所输养血液的滋润。东、西两种窑场产品形态在该地区的交融，为我们初步勾勒出了该地区社会经济交流状况的活跃面貌。作为新兴的产品，青瓷器在南朝到隋唐时期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也带起了地区交流的新内容，随之产生思想、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融合和商品經济的发展，为其他文化内容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此时文人和僧侣都开始追求以饮茶为风尚。在南朝统治者提倡和相对安定的环境下，佛教也在该地区得以发展，并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2][3]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忠县仙人洞与土地岩墓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10]何贤武，王秋华主编.中国文物考古辞典[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

[5]谭红.巴蜀移民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6.

[6]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7]陈丽琼.古代陶瓷研究（重庆文物丛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8]杜继文，魏道儒.佛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王安镇，民国潼南县志[M].民国四年（1915）.

[11]中国古陶瓷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7.

[12][13]黄中模，管维良.中国三峡文化史[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