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部被禁长达二十多年的小说，无论从文本内容还是表现技巧来看，小说主人公的复杂心理历程与对《心锁》“诲淫诲盗”的指责都体现了时代的深刻印记。而文本所折射出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与保守势力的对抗体现了鲜明的先锋性与现代意识，其文学史意义有待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郭良蕙 《心锁》论争 现代性

在当代台湾文学史上，《心锁》和其引发的“心锁事件”的特别意义显然有待进一步挖掘。因为这部小说，郭良蕙被开除妇女协会会籍，被苏雪林、谢冰莹等诸多人士公开声讨。可以说，除了之后王文兴的《家变》所引起的广泛讨论之外，没有哪一部小说能引起这样大范围的争议，文坛耆宿、学界新声，民间、官方乃至海内外，尽皆参与辩论，甚至连文坛之外的学者、社会人士也积极发表见解。论争结果则被编辑为《〈心锁〉之论战》一书出版，恐怕《家变》的影响力亦不能相较。

一、一个过渡时期的悲剧女性形象

虽然在道德上，小说并不赞同女主人公夏丹琪的所作所为，但对她持有理解与同情的心理。回顾分析其生命成长史，就可了解为何作者对她持有既谴责又同情怜悯的态度。夏丹琪之母早年遭受被背叛的痛苦，虽信仰宗教，但始终耿耿于怀，不肯原谅丈夫。而她又以宗教教诲女儿要良善处世，慈悲为人，这种人格分裂教育对一个多情、敏感、脆弱的女孩子来说，无疑是催生其變态心理的重要根源之一。夏母对女儿管教甚严，连出门几点回家都须严格遵守。在阴影笼罩之下的单亲家庭，夏丹琪成为言听计从的乖乖女。当情窦初开而涉世不深的她遇到风月场老手范林之后，单纯封闭的心扉为之打开，迷惑于他的甜言蜜语和操纵之中。而她发现对方的背叛后，又面临母亲的不解与狂乱的报复念头的困扰，遂答应与江梦辉成婚。婚后夏丹琪本想回到人生常轨，却面临重重困境。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面对与丈夫互不理解、小姑子是情敌、前情人与丈夫之弟不断诱惑的情形下，在那个表面奢华而内里弥漫着腐朽与享乐价值观的大家庭里，感到孤立无助，于是只有在肉体的狂欢里忘却精神的痛苦，在迷醉的清醒之后承受灵魂自责的煎熬。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夏丹琪经受了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转变的心路曲折历程。

二、“诲淫诲盗”还是有因可循？

谴责这部小说的人，坚持认为郭良蕙写了一部“诲淫诲盗”的作品，指斥她教坏青少年，丧失道德立场。这难免夸大了一部小说的社会功效。而客观来说，《心锁》里并无一处暴露与赤裸的性爱描写，有的只是隐晦的象征性叙述，只能说是一种“性爱心理”描写，描写的只是人物对感觉的想象隐喻。即使最激烈的笔调也不过如此：

他的亲吻配合着抚爱，形成了疯狂的乐章，一个节奏，掀起一股热流，热流一直输入她的腹内，引起一阵痉挛，沉没于情欲的海洋里，越来越深。她下意识地伸开了臂膀，想找一个可以攀缘的力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她昏昏沉沉地感到自己被波浪冲击到岸边了……

这在许多经典名著的情爱场面描写里，比比皆是，不仅不足称“诲淫”，其实正是艺术美的体现。而反对者提出的理由也十分可疑，如谢冰莹和刘心皇一致认定，“黄”或“不黄”的标准就是作家敢不敢把小说拿给自己的孩子看。刘还补充了一条，认为是不是“黄色小说”，不在于有没有直接的性描写，而是看了会不会引起“性冲动”①。这未免太强人所难且荒谬不堪。作家、作品、读者固然是接受美学的构成要素，但是作品将会面对什么样的读者，则非作家所能控制；会不会冲动，不是作家或者作品说了算，更不是他人说了算。而郭良蕙则直接回击，声称自己完全可以把小说给自己的孩子看，没有任何问题。有些批评者则认为这部小说实在是主题不明，技巧毫无。郭嗣汾直言，故事是牵强的，主题是模糊的。②回到上面“黄”与“不黄”的话题，反观小说的产生，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催生了这样一部小说？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正处于商品经济起飞，农业经济日渐萧条之时，大批的农民涌入台北等工业发达城市，男人凭苦力求生存，女人卖良为娼者不在少数。整个社会充斥着对物质与金钱的狂热追求，对西方文明的膜拜使得传统道德价值观以摧枯拉朽的速度被抛弃。虽然小说出版于1962年，但是台湾真正完成经济转型步入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70年代，敏锐的作家已然嗅到了社会嬗变的气息，观测到社会弥漫的潜流。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那样，作品发表的年代，台湾已然时时可见暴力、凶杀案件发生，色情、淫秽更不少见。

三、细腻真切的语言与心理描述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显然努力将上述社会与时代背景融入人物的对话之中，借对话来揭示他们的行为动机，并让人物充分表演，以貌似堂皇的高谈阔论来作为自己无耻行径的借口。而这些借口所赖以存在的价值观，无一不来自于西方文明中腐化堕落的渣滓。在诱惑夏丹琪失身之时，范林似乎凛然正气，发表“高见”：“你以为保持处女贞操是道德的吗？其实最不道德，贞操这个字完全是男人用来压制女人的，女人反而打着这招牌沾沾自喜，宁可用思想犯奸淫，或者犯手淫。”对于单纯的夏丹琪和那个相对保守的年代而言，这种言辞无疑颇具有先锋性的魅惑力，何况还打着“爱情”的名义。而江梦石在妹妹的派对上更是发表了一通让少男少女们自叹弗如的有关宗教的“高论”：“中国人崇洋崇得过分，不论是不是教徒，都过圣诞，寄圣诞卡，我认识的朋友家里，有的皈依菩萨，烧着香，十足的佛教徒，可是逢到圣诞节，照例寄圣诞卡，唱平安夜。”毋庸置疑，这种描述影射的就是当时社会的普遍风气，作者借江梦石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接下来的发言，则表明了江梦石“享乐主义”观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普天下的信徒，谁不在利用他们的神？有求于他们的神？希望从他们的神那里得到名利、权势，最低限度也希望得到平安健康。……人本来就是罪孽深重的动物，既现实，又自私，有问题、有苦难的时候，才想起求神解决，快乐无忧的时候，便和神挥手再见。今天晚上，凡是借着圣诞夜而狂欢的人，是快乐的，虽然他们心里并没有耶稣存在。但是在教堂里真正歌颂救世主降生的人，是不快乐的，他们希望借着宗教的力量忘记自己不快乐的事。

江梦石对宗教做了虚无与否定的处理，而肯定现世与眼前的欢乐。这种对奢靡享乐的过度追求，使他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观念，追花逐蝶甚至连自己的嫂子也不放过。女人在他的眼里不过是玩物而已。范林同样因为贪图江梦萍的富贵家庭而无情抛弃夏丹琪，他所追逐的也只是夏丹琪的身体，对她是彻头彻尾的玩弄态度。回顾范林与江梦石振振有词的论辩，从中窥视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成因昭然若揭。

作品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十分细腻深入。夏丹琪本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少女，被诱骗，报复，出轨，乱伦，经历了一系列的现实事件冲击之后，其心理图景不断变化，挣扎在自责惶惑的旋涡之中无法自拔。男权社会里女性自我意识的浮现对女性而言并非福音，而是一种深深的苦痛。一方面，她们希望如男性那样可以自由利用身体去获取感官享樂甚或幸福感；另一方面，她们所背负的传统道德压力又催生深重的罪恶感，让她们苦苦寻求救赎之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对夏丹琪的心理变化与情感流动的描绘。这精细入微的观察与女性的细腻敏感，正体现了此在的创作主体对于彼处同性的同理之心。当母亲的故事在女儿身上重演之后，夏丹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复。结果是她只能在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百结愁肠，千般痛苦，最终，一场车祸结束了这尴尬扭曲的人生际遇。小说最后，她踟蹰着向教堂走去，果真她的灵魂能得到救赎吗？郭良蕙对于宗教的力量，显然还有着怀疑。但除此之外，她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法子。或者，在当时那种强大的守旧力量依然把持主流话语的情形之下，也委实无法可想。即便如此，这个结局还是被一再抨击，如谢冰莹即诅咒应该让夏丹琪去死，而不是范林和江梦石。

四、“心锁”谁能解

问题是，彼时谁能理解被称为“摩登女郎”的现代女性郭良蕙的前瞻女性意识？这种意识，正是彼时在传统保守势力把持主流话语权的语境之下，一位具有鲜明现代性意识的女作家对于女性身体自主、精神幸福与理想生活追求的表达。夏丹琪看似充满混乱不堪的人生经历，内里则写满了女性的心灵困惑。如果把她放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小说，和袁琼琼、苏伟贞、朱秀娟小说中的主人公进行比较，这困惑就不难找到答案。幸而，这经历没有毁掉一个作家。数十年后，郭良蕙以六千余字长文《我不哭》回顾了当时的心路历程：

选择了写作这条路，我一直埋头苦苦耕耘，除了陆续推出作品以证实自己的努力，从来不与人争。即使发生了“心锁”事件，先后曾有不少人指责我，我都保持着沉默，并不是我没有反驳的能力和抗议的理由；我只觉得别人的作为对我等于一面镜子，我觉得别人的作为可笑，我越警惕自己不可以以牙还牙。③

虽然作者此后创作仍产量丰硕，但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如果迎接《心锁》的不是严酷的打击而是宽容、客观的评价，郭良蕙是否会写出更多带有新锐与先锋色彩的作品？《心锁》本身的艺术技巧和内容并没有过人之处，但其在那个保守时代所体现出的女性先锋意识、所呈现的现代性追求却值得文学史写入记忆、重新探讨。

① 刘心皇：《关于〈心锁〉的六问题》，见余之良编：《〈心锁〉之论战》，台北五洲出版社1963年版，第82页。

② 郭嗣汾：《从创作观点看“新”与〈心锁〉》，见余之良编：《〈心锁〉之论战》，台北五洲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页。

③ 郭良蕙：《我没有哭》，《联合文学》1998年8月号，总第106期，第65页。

作 者：刘秀珍，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