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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无端欢喜,生活依旧

2018-10-18

世纪人物 2018年10期
关键词:朗诵会余秀华横店

这件红色羽绒服,是因为三年多之前要来北京,余秀华的妈妈特意带她到镇上买的,没几家卖衣服的店,选来选去不是黑的就是灰的,于是就挑了个嫩点儿的,红色的,也“亮眼一点”。果不其然,这件红色羽绒服迅速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它几乎出现在了当时跟余秀华有关的所有报道里,经意地不经意地,它像一个鲜艳的暗示,暗示她的来途与去路。

2014年12月17日,余秀华第一次以诗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参加《诗刊》为她策划的一场五人诗歌朗诵会。凤凰网读书频道也是这场朗诵会的主办方之一,我记得那是个工作日,午饭时主编说他要去人民大学参加一位“脑瘫女诗人”的朗诵会。有个同事问了句什么是“脑瘫”,但很快这个话题就终结了,我们转而聊了些别的,接着我和同事回办公室,主编背着书包去地铁站。

即便是对余秀华怀有十二分善意的《诗刊》,在最初的宣传里,也使用了“脑瘫”这个标签。这个时代太不缺新闻了,如果没有身残志坚的底层人设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耸动标题,余秀华可能依然在博客上寂寞地写着诗,没有印着她名字的书,没有以她为主角的获奖纪录片。

《诗刊》编辑刘年在一篇后记里提起,来北京参加朗诵会的时候,余秀华提了一些鸡蛋。这是我在关于余秀华的故事里听到的,最朴素感人的细节。站在妈妈身边,提着鸡蛋的余秀华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会迎来什么,那一刻,只想对发表自己诗歌的编辑表示感谢。

几年过去,余秀华更多时候被描述成一个反叛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跟我见面时,她自己先打趣,“杨老师说了,今天不许对记者胡说八道,不许说‘他妈的,不许说‘放屁。”

她嘴里的杨老师,是她的编辑杨晓燕。余秀华的第一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记录,从确定选题到下印厂,仅用了9天。这本书的责编是时任图书品牌“理想国”大众馆主编的杨晓燕,后来杨晓燕离职去了另家出版机构,余秀华有了新书,也还是交给她来做。

生活上,杨晓燕是余秀华的好朋友,“杨老师”、“余老师”这样互相称呼。杨晓燕说:“之前有家媒体主动来采访余老师,看到我给余老师补袜子,就把这个细节写进去。余老师的身体状况在那儿,她自己补不了袜子,这样做其实很正常。那篇稿子的导向我觉得有点问题……”杨晓燕希望媒体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余秀华的作品上,而不是一味强调其他的。

余秀华本人倒是不回避任何问题,随着她为更多人所知晓,各种争议接踵而至。余秀华走起路来会因为平衡问题倾斜身体,遇到批评和质疑,她反而挺直了身子,正面迎击。

“不管你写得比我好,还是不比我好,你都没有资格批评我。你对一个人根本不了解,甚至不读她的诗歌,你哪来的权力来批评?你没有。”说到今年年初跟老一辈诗人食指的风波,余秀华还是一脸的不忿。

“屡屡回击是为了保护自己吗?”我问她。

“不是,最好的保护是不说话,因为一说话就会引来更多声音。但我的性格做不到不说话。”说这话时余秀华摘了眼镜,眼前的世界模模糊糊。

今年七月,余秀华去了趟北京,是为了宣传自己的第一部散文集《无端欢喜》。有点“佛系”的名字,封面上印一颗开了花的仙人掌,如果不是余秀华所写,恐怕要被当作鸡汤文了。很奇妙,余秀华有种消解词语的能力,“永恒”、“馈赠”、“礼赞”,这些其他作家觉得土掉渣的标题,她都大大方方用了,用得自然并且厚重。

聊到生活的现状,余秀华说儿子刚刚大学毕业,已经在武汉找到了工作;妈妈去世了,余秀华跟爸爸继续生活在横店——不是那个每年接待几百个剧组的影视基地横店,而是位于湖北钟祥市石牌镇的横店村——现在都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了,他们住进新房子,家里的地被征收,爸爸也不用种地,而是在家附近上班,一天8个小时,在别人的葡萄园里锄草打农药。爸爸很勤快,除了上班还在鱼塘里养鱼,家里的空地上种着菜。一日三餐,爸爸做给她吃。

不像最早出名时候那样天天被记者围堵,但仍时常有不认识的人来看她,前几天还有个从瑞典过来的老太太,70多岁了,带着一个翻译。这些人不请自来,到村里一问,就知道哪个是余秀华家。也不干别的,就聊聊天,“聊聊天就走了。”

余秀華学会了在淘宝上买衣服,不喜欢穿裤装,喜欢连衣裙,花的、纯色的、低领的、吊带的,通通经过快递小哥之手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运来。

至于写作,她坦言今年一直过得比较萎靡,起床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耗着,身体不太好,精神也困倦,东西写得少。

不大看她文章的爸爸老是担心她,她不结婚,等自己也离开了,她要怎么办,谁来照顾她?

“我还有儿子呢!幸亏我生了个儿子。”余秀华觉得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眼下可不想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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