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墓室壁画凡论
2018-10-18李崇辉
李崇辉
(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同其他区域一样,内蒙古地区的古代壁画主要分为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和寺庙壁画三大类型。这三大类型的壁画的内容主题各不相同,同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造型特征及类型风格。从壁画的总体数量区分上来看,东汉和辽代两时期的壁画稍多一些,并且有着更加强烈的民族地域特色,其次则为北朝、五代、西夏、蒙元、明清等时期的壁画。尽管在绝对数量上并不具有优势,但历史序列完整,是区域文化历史尤其是古代壁画艺术研究的重要资源。其中,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壁画遗存在全自治区占有一定的比例,且1990年以来发现的墓室壁画不论在数量到各历史时期的比重都较为突出。
一、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墓室壁画概况
鄂尔多斯是内蒙古自治区古代壁画遗存较多的区域。截止到目前为止,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各类古壁画遗存就逾16处,其中石窟寺壁画1处,墓室壁画10处,召庙壁画5处。墓室壁画的主题多以铺陈的方式形象展现墓主人生前的现实生活,以希望在死后的彼岸世界继续享受比以往更加美好的生活。物象造型和艺术风格上看,表现手法形意结合,但总体以简约粗放的意笔为主且技艺娴熟;而石窟壁画和召庙壁画题材则相对单一,内容基本为佛教人物及历史故事为主,与中原地区佛教壁画相比又带有浓烈的藏传风格,可以说代表了藏传佛教的文化特征。在表现手法上也采用虚幻与现实、意象与写实相结合的形式,使壁画在展现艺术魅力的同时,也完整地记录下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从近年来的考古成果看,在这些壁画遗存当中,墓室壁画的分布在较为集中,以乌审旗及鄂托克旗的米拉壕、察罕淖尔、巴日松古敖包、小乌兰布浪、凤凰山和二长渠等几处为代表,东汉代时期的作品虽相对较为丰富,但其他时期的墓室壁画遗存也尤为重要。其中,位于鄂托克旗乌兰镇东南的米拉壕墓室壁画是鄂尔多斯地区数量最多的一处。在60余座汉代古墓中有6座为壁画墓。墓室的四壁及顶壁均有绘画,图像主要有车马、出行、宴饮、百戏、庭院、楼台、围猎、耕畜、放牧、神兽、瑞草仙人等等;察罕淖尔壁画墓位于鄂托克旗的察罕淖尔乡,形制较小,但墓室的四壁和墓顶均有精美的壁画。内容主要有庄园、宴饮、乐舞及衣箱、祥瑞花草等等;凤凰山汉代壁画墓位于鄂托克旗巴彦淖尔乡凤凰山的阳坡上,墓室多呈长方形。1号壁画墓室四壁及顶部均绘有精美壁画,壁画内容较为丰富,除其他壁画墓表现内容外,东壁绘有较大面积的武库图、抵兕神兽等。华丽的幔帐气派庄重。顶部的黑色背景下绘满星象、云气。而壁画人物独特的两鬓披发及头戴饰羽翎宽沿圆顶帽的装束等,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墓葬壁画中的人物形象迥然不同,定然与此区域的民族风俗相关。有学者认为这应与当时在该区域生活的南匈奴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巴日松古敖包壁画墓位于乌审旗嘎鲁图苏木东北 20 公里处的巴日松古敖包梁上,目前发掘清理壁画墓两座,均有精美的壁画遗存。除了与上述墓室相同的壁画内容之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头戴尖顶毡式高帽的各式人物,还有身着窄袖短衣的骑者,颇具区域民族特色。
翁滚梁壁画墓位于乌审旗沙尔利格苏木西北。考古研究证明此处是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墓葬。其中6号墓室遗存有精美的壁画,其中包括3幅浮雕绘画,两幅为拱卫武士门神,一幅为猛虎与人面兽结合的彩绘浮雕石板,风格独特。
二长渠壁画墓位于准格尔旗纳日松镇二长渠村附近,北距二长渠宋代城址约2公里。墓室四壁均有彩绘壁画,图像以壁柱分隔为六组,内容有卧鹿、神兽、幔帐、动物与祥瑞花草及米纹装饰等。其中,利用斗拱的独特造型创造性地彩绘出猛虎物象是其特色。根据墓室形制、结构及壁画内容等具有北宋早中期时代特征等情况,专家判断墓葬年代应为北宋时期。
元代时期的墓室壁画十分罕见,其中小乌兰不浪壁画墓是珍贵的代表。从内容上看确有时代特征。如海东青攫兔图堪称元代壁画的上品。且壁画中的墨书题记有明确的纪年尤显得意义非凡。[1](17)
在中国古代贫富差距加大历史时期,尽管一直都有厚葬的传统习俗,但真正更够厚葬的也只有富人与官僚阶级。鄂尔多斯地区自身地域的特殊性,古时汉人和匈奴、羌人及其他游牧民族的杂糅聚居,在衣着、饮食、居住等生活方面上互相影响融合,使得在墓室壁画中有东汉庄园、坞壁经济等内容的体现。从墓室壁画的内容所反映出的文化面貌看,主要体现为农牧交汇地带的社会与民俗生活图景,既有典型中原的农耕经济生活,又有草原的游牧生产形式。墓室壁画中除了宣扬和体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况,还有极力地宣扬和追求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内容,例如忠孝节义、贞洁烈女等。同时也有渴望死后羽化成仙的精神崇拜。这些精神世界的传达也正是这一特定时期特殊的文化碰撞所形成的。虽然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墓室壁画的内容和生死观念上保持着一致,但是它的区域特点和地方色彩极其鲜明。
二、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墓室壁画的内容及造型语言特征
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墓室壁画,虽然在年代上大多集中在汉代,但其他各时期壁画墓也各具特色且意义重大。尤其在从题材内容到图像造型都有鲜明的区域文化特征,特别是壁画的工艺技术与绘画语言方面传递出的重要史学信息,让我们从这一区域汉代墓室壁画中看到了中国写意绘画语言形成的早期源流端倪,由此,可以支撑重新论证中国绘画发展史渊源的必要性,并在图像学的意义上佐证中国写意绘画程式化语言形成与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序列。
从题材内容上看,由于鄂尔多斯独特的区域位置和历史发展路径,中原农耕文明丧葬文化习俗中装饰美化的多数壁画内容都在这里有所体现,如星象、云气、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祥瑞图;车马出行图、幕府官寺属吏图;宴饮图、百戏、舞蹈、庭院楼阁及庄园生活图等等。但也恰恰是因为该地区的独特性质,鄂尔多斯的墓室壁画还展示出与众不同的内容,如东汉时期的凤凰山1号壁画墓、米拉壕壁画墓等处出现的北方民族特色鲜明的放牧场景,这是其他地区同时期壁画墓中少见的题材。还如元代时期的小乌兰不浪壁画墓出现的海东青攫兔图,不仅堪称元代壁画的上品,且在题材内容上也凸显出区域文化独有的类型特征。
从壁画中人物的服饰等方面看,与特殊的区域题材内容相吻合的就是其他地区墓室壁画中没有的特殊装扮:如在凤凰山1号墓壁画中的一些女性两鬓披发,头戴宽沿高顶黑帽,帽侧插翎;巴日松古敖包壁画墓中有头戴尖顶毡式高帽的各式人物,灵有身着窄袖短衣的骑者,区域民族特色鲜明,是中原地区及其罕见的装扮。尽管考古专家与相关学者对于此类装扮人物的族属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但这些明显带有少数民族服饰特征的人物形象,进一步彰显出属于北方游牧民族区域的特色。
从墓室壁画图像绘制的技术与艺术语言方面看,尤其是自然风物的造型传达,对于有关写意山水绘画程式语言源流的反思与深入研究,给予我们新的启迪。凤凰山1号墓室壁画为例,首先是西壁画面右侧绘有高山放牧图中的高山(见图1放牧与耕作),其浑圆高耸的山峦简洁明晰,以粗壮的墨线勾画出山形轮廓,以墨色和青色间以留白使得山色与结构富有变化。但这期间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山峦的体态处理,虽然也是简笔涂画,其笔势与墨色涂抹于墙壁时形成的肌理效果,却俨然是后世水墨山水的披麻皴法,至少可称之为披麻皴法之端倪。
图1 凤凰山1号壁画墓 汉代 放牧耕作图
其次的是该图景中的山林及山下的林木图像特征。山上的树木高大挺拔且葱茏,一派夏日的茂盛气息。而山下耕作的田边树木弱小且枝丫空疏,显然是早春耕种的季节。在这一幅画面山上山下两个季节的艺术表现已经十分有趣,但更要注意的是表现这种意境与情趣的笔墨技法,山上虽简笔勾勒,但树干粗壮枝繁叶茂的效果则有赖于劲健的枝干用笔,以及树冠侧锋、卧笔、润墨、点厾的技艺分工施展而成。就山下田边稀疏的小树形象也是依靠逸笔简琢而成,且不论山上山下的树木的画法,枝干与后世写意远景处树木的技术语言无二,而山上茂密树冠的润墨、卧笔、点厾更与当代写意山水中常用的技法如出一辙。显然,这幅东汉年间的墓室壁画山水图,虽然从其表现的核心看仍是人物的陪衬,不能看做是独立的山水画,且绘画的技法也颇为稚嫩,但已经明白地呈现出意笔山水程式化语言的概念特征,而绝非简单的图式化处理的随机效果。至少应该说这已经是一种程式化语言的雏形。同时人物形象的处理,尤其是动物形象的局部用笔,特别是表现在蹄腕之处的用笔,显示出一气呵成的意象自由表现技术与能力。其形象高度概括,意象丰满而形神兼具,用笔洗练而果断,完全不输于后世写意绘画的方法与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可谓之意笔绘画之先河。
图2 凤凰山1号壁画墓 汉代 耕作图局部
应该说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墓室壁画,在造型语言方面继承了源于战国时期最主要的传统绘画造型手法--线造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成熟。从多数墓室壁画情况看基本上都是线描勾勒物象轮廓,块面形态的墨团、染色虽然也在丰富其表现力,相对看还处于辅助地位。但勾勒、皴擦、点厾与皴染的综合运用,已经透露出未来写意绘画语言与技术体系将要形成的阶段性成果特征。它们将这种源于中原而异于中原的壁画艺术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精彩地展示了出来。
三、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墓室壁画与区域民族文化的关系
鄂尔多斯地区位于黄河上游,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众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其区域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古代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条件是很宜于游牧生活,对北方的游牧民族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其二是鄂尔多斯地区处于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汇处,也是欧亚草原东西交往的一个自然通道。从这一文化地理看,历史上北方游牧各民族的生活空间是及其宽阔的,因此他们学习、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程度和速度也是惊人的。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出土的文物证实: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曾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所创造的游牧文化艺术与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结合点和集散地。在中国北方的广阔草原上,不论是来自西方的古埃及艺术、古希腊罗马艺术、古波斯艺术,还是中原地区汉民族艺术,或者是来自于西北方斯基泰人艺术,都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这种荟萃东西方艺术为一体并孕育出自身鲜明而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化现象,在中外艺术史上也是不多见的。[2](3)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多元融合,中原地区的农耕经济及其文化生活也潜移默化的融入了北方民族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在文化和经济等多重交互影响下,从而形成了鄂尔多斯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这在墓室壁画中有较为突出的体现。
一方面,不管是因为胡人汉化还是汉民胡化的因素,从鄂尔多斯古代墓室壁画的构图布局及图像造型中可以看出,其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了荆楚浪漫主义的艺术传统,布局丰富而有致,景致虚幻飘逸,风格则自由奔放。尤其在刻画神怪灵异等方面更表现出了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例如在巴日松古敖包1号墓顶的天象图中,把龙和凤两种瑞兽融为一体,前段为龙首、龙身,而且还将龙首左右对称平面展示,后段则是凤翅和翎尾,巧妙地把两种瑞兽和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展示出丰富的精神意念与审美情趣。另一方面,来自周边各族的文化在其中也有所体现。如1994年,当时的内蒙古博物馆和撤盟建市前的伊克昭盟文物工作队,联合清理发掘了位于乌审旗沙尔利格苏木西北17千米处的翁滚梁壁画墓。根据墓葬形制、出土遗物和壁画内容,部分发掘者认为应该是典型北魏时期的墓葬,也有研究者根据壁画的风格和乌审旗境内大夏国城遗址等相联系,认为墓葬应该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的遗存。该壁画的造型图像质朴,颜色单一。尤其是彩绘浮雕石版画,确是这一地区罕见的一种壁画艺术形式,其与中原地区的画像砖、画像石及砖雕彩绘壁画既有联系又存在着比较大的区别,其风格也可显现出源于周边文化的迹象与特征。还有羊山圪旦、大沙塔等墓室壁画也是西夏初时期的遗存,从出土壁画题材、内容上来看,都是西夏民族政权控制下的鄂尔多斯地区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有力证明。
以上资料表明,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游牧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西域各族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特定时代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反映,正如鄂尔多斯地区的墓室壁画,从其图像造型特点到壁画表现的内容都可以充分的说明和展示该地区文化的独特性。鄂尔多斯地区两种不同类型文化因素长期的相互交往和影响,尽管是渊源不同的文化在某方面还在根深蒂固的保留着,但在整体上彼此的融合及和睦相处,构成了新的地域性文化。
墓室壁画是丧葬文化习俗和丧葬艺术的重要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早期绘画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更蕴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观念与绘画艺术材料工艺及绘制技艺等丰富的本体文化内含。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墓室壁画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壁画内容、绘画风格和造型语言等方面却有着独特之处。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与时代因素,随着人口的迁徙与融合,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经济和生活习俗的传播、交流与融合。就其文化艺术的特质而言,它既有北方民族的奔放热情,也有荆楚文化的浪漫及中原文化的细腻内敛,这些在鄂尔多斯地区古代墓室壁画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综上,鄂尔多斯古代墓室壁画的发现与研究极大的弥补了该区域文献史料的不足,为当时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深入研究,尤其是美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