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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斯显然不愿意满足世人对奥古斯都的想象。他试图还原一个人应有的情感，而不是费时费力去重塑一尊没有温度的大理石雕像。于是，奥古斯都脱去了古罗马的长袍，似曾相识的皮囊之下跳动着一颗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心脏。

《奥古斯都》

作者：[美]约翰·威廉斯

译者：郑远涛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九岁时，我用私人财产自行组建军队，用它来使派系之争横行的共和国恢复了自由。”这是《神圣奥古斯都功业录》里的一个句子，寥寥数十字浓缩了一段史实：公元前44年，罗马执政官尤利乌斯·恺撒遇刺。他的继子——19岁的屋大维偕同亲信，前往罗马，在一无背景、二无支援，几乎可以说是孤立的境遇下，为父报仇。其后平定内乱，在33岁那年受封“奥古斯都”。这也是美国作家约翰·威廉斯小说《奥古斯都》的开头。威廉斯一生著作不多，存世小说仅有4部。无论是描写童年伤害的《惟有黑夜》、以19世纪美国西进狂飙为主题的《屠夫十字镇》，还是立足大学校园的《斯通纳》，或者是眼前这部《奥古斯都》，他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个人物都在重复着相似的人生，都是他自己的小小缩影。

文学作品中有关奥古斯都的描述传世颇多，大多流于面目单一的脸谱化描写，不是过度美化，就是刻意丑化，很难有客观公正的视角。然而，威廉斯并不愿草草屈从于历史的定论。虽然他很清楚歷史学家拥有太多创作上的自由，“可以重述人物与军队的活动，追叙国家斗争的复杂过程，结算胜利与失败，谈说出生与死亡”。

在从事小说写作之前，威廉斯是一名诗人。诗性的浪漫要求他与理性的历史观保持距离。他自称“没有能力直接抵达任何东西”，包括历史的真相。通俗地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毕竟，谁都不可能真的坐上时光穿梭机，回到奥古斯都的年代，近距离地仰望他的身姿、聆听他的声音。

第一次，历史与小说没有了明显的区分。第一次，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脱去了尊者的外衣，就像活在威廉斯身边的普通人，无所谓功绩，更无所谓成败，只是朴实地走完了他朴实的一生。从《屠夫十字镇》到《斯通纳》，威廉斯笔下永远活跃着一个少年。《奥古斯都》也不例外。书中，他借屋大维同伴的话点明主题，“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是改变世界，他首先得改变自己。如果他要服从命运，他就必须在内心找到或开创一块坚硬而秘密的地方，这里无论对他自己、对别人、甚至对命运要他重塑的世界都漠不关心——重塑的依据并不是他的个人愿望，而是他在重塑过程中将会发现的一种本质”。这意味着少年的成长远远大于他所留下的政绩，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奥古斯都由此出发，将要开创属于他的国家。

然而，这也是另一种角度的罗马史。威廉斯动用大量信件、手记、回忆录、任命函、公告、军令、打油诗，去重塑彼时的罗马，佐证少年屋大维的成长。如果说，换个角度来写《奥古斯都》，威廉斯做得很成功（《奥古斯都》与约翰·巴斯的《喀麦拉》共同分享了1972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那么，换个角度来读《奥古斯都》，也并非全无可能。现代社会奉行“细节决定成败”的观念，小说写作也同样适用。已故意大利作家、符号学家翁贝托·埃科曾在《一位年轻小说家的自白》中提到“造型描述”的概念。“造型描述”源自古希腊。它要求作者极端仔细地描述一幅画、一座雕像或是一个场景，以无与伦比的现场感征服世人，“仿佛它就摆在眼前”。古希腊诗人荷马在长诗《伊利亚特》里用了近300行句子逐一介绍1186只舰船的构造，阿喀琉斯的盾牌容下了两座城市不同的风土人情。之所以如此精细，是因为“他（荷马）熟谙他所处的世界，懂它的规律、它的前因后果”。

当然，威廉斯未必抱着与荷马一较短长的心理，但细节同样决定了他的写作。相比“历史之真”，他更在意“小说之真”，这代表在大事上忠实历史，在细微处自由发挥，甚至不惮于为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披上一层现代的纱衣。说起来，《奥古斯都》的成书纯属偶然。20世纪60年代初，威廉斯一心只想写美国故事，从未曾以“历史小说家”自居。他在朋友创作的书稿中，读到奥古斯都与女儿的纠葛。他疑惑，这样一位拥有最多权势的君主，可以终止内战，可以拯救他的国家，为何竟会残忍地将亲生女儿流放荒岛，让她与乱石做伴，孤独地度过余生。

要谈论其中原因，首先来看看古罗马的社会状况。公元前753年，罗穆卢斯建立罗马。公元前53年，经过历代的扩张与发展，罗马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拥有100万人口，是未来罗马帝国的中心。到了奥古斯都的年代，罗马变得越加繁华、富有。在平定内乱之后，奥古斯都对内裁减军队、普查人口、赈济粮荒、改善法治、改革财税制度，对外巩固边防、维护领土，为罗马共和国带来了200年的稳定和繁荣。同时，他兴建神殿、广场、公共浴场等大型建筑，把这个泥土堆成的城市改造成延续着古希腊文明的大理石之城。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男性的世界。留给女性的角色并不太多，充其量不过是通过婚嫁，参与男性主导的政治斗争，沦为一枚小小的政治筹码。在整个婚姻过程中，是嫁或是离，嫁给谁不嫁给谁，都不由她们做主，决定权永远握在父兄的手中。小说中，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在致弟弟的家书里这样写道，“我们称为自己的婚姻世界的那个东西，如你所知，是一个根据必要性而捆绑的世界；我有时觉得，最卑贱的奴隶所拥有的自由都比我们女人的自由强些。”同样，自由选择婚姻并没有落到奥古斯都的女儿尤利娅头上，虽然她的父亲贵为万众拥戴的“第一公民”。奥古斯都晚年为继承人苦恼。为了传位，他先后将尤利娅许配给姐姐的儿子马尔凯鲁斯、早年的亲信阿格里帕，无奈两人均早早去世。最后，他只能将她嫁给他并不喜欢的继子提比略，却没想到自己亲手将女儿推入了针对他的政治阴谋。

还好，罗马完善的法律制度救了尤利娅。公元前18年，大马士革的尼古拉乌斯在写给阿马西亚的斯特拉波的信函中谈到了罗马的法律。这道旨在将“这个奇特的国家的婚俗法律化”的敕令透射出奴隶与贵族之间难以逾越的阶级差别，可以称之为“极端”。法律规定，元老或由于自身财产而有资格担任元老的人，不得娶获释女奴、女戏子或戏子的女儿为妻；元老的女儿、孙女也不得与有此等出身的男子通婚。同时，法律强调了合法婚姻的不可侵犯，规定父亲可以杀死女儿的奸夫，也可以杀死自己的女儿；丈夫可以杀掉妻子的外遇对象，但不可杀妻，“他必须检举犯奸的妻子并休掉她，否则可将他本人作为淫媒论罪”。

多亏有了这样的法律，奥古斯都才将女儿从政治阴谋中拯救而出，从此流放荒岛，余生不得踏足罗马。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然而与痛失爱女相比，人到老年才是最大的悲哀。小说第三部，这个被政敌咒骂、被朋友赞颂、被人民仰望的罗马老皇帝终于正面登场。这是公元14年8月9日，在这样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月份里，奥古斯都反倒没有太多喜悦。除了念叨着老友寄来的椰枣的美味，他对未来实在没有太大期望。在经历了屡次选择继承人不成、亲人好友纷纷离世的打击之后，76岁的奥古斯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他深感来日无多，知道自己不再是当年那个听闻恺撒遇刺、临危受命的纤弱少年，而是“到了明白自己的生命终于沦为琐碎的年纪，可以从中体会某种反讽的愉快了”。

什么样的反讽？威廉斯显然不愿意满足世人对奥古斯都的想象。他试图还原一个人应有的情感，而不是费时费力去重塑一尊没有温度的大理石雕像。毋庸置疑，这是威廉斯的奥古斯都，他脱下了古罗马的袍子，抛开了古罗马的豪情，似曾相识的皮囊之下跳动着一颗当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心脏。因此，我们看奥古斯都，除去功业的光环，就是另一个斯通纳。正如奥古斯都所说，时间会毁掉他的罗马，但有关罗马基业的诗篇将比这座城市更有生命力。这是《埃涅阿斯纪》，是他违背老友维吉尔的遗愿，擅自留下的巨著。如今早已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罗马，2000多年来一如既往地散发出熠熠的光芒。或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