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铜豌豆

在黄河边走路，偶见岸边杨树上刻着一列字：“张兰兰，我永远爱你。”

揣测刻下这列字时的背景，大约有三种：一是刻字人与张兰兰在树下山盟海誓，情话诉至此处，立字为证；二是一个潦倒的失恋者，求张兰兰不得后立下苦誓；三是刻字人沉默地爱着，并不曾表露过一个字，又惮于这真心将孤独至死，遂在树上刻下。

无论怎样，那列字是刻下了，总算将一颗心奉给世人，而且毫无疑义、直中靶心，任何人都不会有理解上的问题。无论是誓言或暗恋，总之是爱，是“永远爱”，爱得极其狠，就像那四个字—“刻骨铭心”。而那棵树则在河岸边，与日月同辉，历风吹雨打。一天又一天，河岸边的人来来往往，各怀心事。

儿时，我常常见到有人用砖头块在老院的水泥墙上写下的字，印象最深的是诅咒：“某某大坏蛋。”现在看来，也无非是一句不能伤人毫发的怨恨，最多是写字的人被路人看见，路人恶狠狠地说：“擦了！”写字的人若不情愿，便原地不动或装作没听见，又被更加严厉地斥责：“你听见没？”于是擦去。但那一行字是在心里无疑了，像那一列树上的字，被刻上去了。

通常情况下，“某某”这个人是不敢当面辱骂的人，于是选择这种方式，那就算辱骂了。这行字的出现承认了一个事实：写字的人对某某，最多也就是诅咒。但是，这诅咒并无实在的意义。

这样的字还见过许多，有不少是类似那棵树上的表达，通常是这样的—“某某和某某搞对象”或“某某喜欢某某”。这在还比较保守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少年们中间，简直是天大的事。这行字若被传开，接下来必然是当事人莫可名状的羞愤，像在人群中裸奔，名誉扫地。而多数情况下，那个“某某”，其实就是写字的人喜欢而不敢去表白的人。

已有能力感知爱恨的少年，常常面临一个问题：该怎样去表达？

小说《围城》中，歪着脑袋的陆子潇暗恋孙柔嘉而不得，后来发现孙柔嘉爱的是方鸿渐，便拉拢李梅亭诋毁孙柔嘉，抱着“宰一刀”的怨念要求方先生和孙小姐摆喜酒，又在喜宴上把自己喝醉。看得出，钱钟书先生是瞧不起陆子潇的，没有为陆子潇的好着一点儿笔墨，也许，他写这个人原本就是为了瞧不起。但是，这个陆子潇也是一个可悲的人—他有爱，但不知如何表达，孙小姐与他近在咫尺，他却不敢走近一步；求之不得后，心中的郁结也不知如何纾解。诋毁也好，喝醉也罢，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诉说，那些留给孙小姐的情话，没待出口就夭折了；那些没有来由也不知去处的爱，大约也会随着他一道进入坟墓，与这世上无数痴男怨女的红尘故事一样，并无二致。

这让人想起作家李修文在一个酩酊大醉的深夜，猛然在街头遇见一行字—“而我醒来，你已不在”，于是更加伤心欲绝。而我则在汉江边一个泵站的墙上见到“武汉，我再也不回来了”。这些振聋发聩的话，常常是现实中重大而揪心的沉默，越响亮，越沉默；常常是万劫不复的奔赴，艰辛地查验着茫茫人海是否还有一处可以容留；但也常常有着出口就死的宿命，就像祥林嫂，深重如中年丧子的苦难最终成为段子，成为乡邻絮絮叨叨的闲话，人们照样柴米油盐，各过各的神仙日子。

这人世的上空与周遭，充满着这样难以启齿的爱恨。对许多人来说，“难以启齿”才是真正的苦难。爱或恨，雄心壮志常常是一句话，那些话的背后，则是无数个长夜辗转反侧消磨的心魂，是想起或望见就起伏涌荡的思绪，是蓄积已久、深入心扉的呢喃。他说出来，哪怕轻描淡写，也需要用尽全部勇气，在出口的一瞬间，甚至能够窥见一个赌徒孤注一掷的样子。

也许，许多人都在墙上、树上或心里写过一句话。人们怀揣着许多句这样的话，或擦肩而过，或漠然相对，一同见证日升日落，但常常无法同频共振。就像那个爱张兰兰的人，他或许从未期待，在绵延千里、密布万树的黄河岸边，张兰兰恰好能够看到这感天动地的誓言。这是罕见的人间奇迹，概率小到可以忽略。他只是在寻找或期待有一个人，眼见他表露真心且深信不疑，任何时候，任何路人有半点儿质疑，便立刻回应道：“我知道，他永远爱张兰兰。”

而我们想要的、借以照亮或温暖这人世的，也无非是这短暂的共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