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兵

摘 要：宋仁宗朝各种政治问题频发，冗官问题是背后主要原因之一。冗官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吏治腐败问题，还包括了财政不足、国力衰弱等一系列危害。宋仁宗对于冗官所带来的危害一直深感担忧，并且尽力解决这一问题。然而政治运作的惯性和守旧势力的阻挠，使得改革进展缓慢。

关键词：宋仁宗；冗官；冗官措施

“冗官”“冗兵”“冗费”这三冗一直被当做宋朝的弊病，饱受抨击，并由此而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使宋朝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被动地位。宋仁宗一朝正是北宋时期政治问题凸显的转折期，如此严重的问题，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并提供过一些有益的建议或者采取实际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扭转。对于北宋“冗官”问题的研究，学界一直以来不乏谈论，但是大部分都是针对宋朝整个时间段或者“冗官”“冗兵”“冗费”三冗问题进行整体研究，并未针对具体某个时间段深入地研究。本文以“冗官”问题作为切入点，探讨对宋仁宗面对这一问题时做出的反应和措施。

冗，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散也”，意为闲散。“冗官”，本义即是闲散官员，在宋朝所出现的这一词语，大概包含了四层含义：第一个是员多阙少。“天下有定官无限员，一冗也”，有许多人在等待官阙，人数相对过剩。第二个是指政治素质较差、才干不足的官员。“勿谓冗官，而非秀孝”，正是因为官员的才能不足，才会被当做冗官。欧阳修持有同样的看法，他将“不材”也当做冗官。第三个即是闲散官职。“翰林之职，重於唐世......当时号为内相......国朝近岁於此一职，颇非其人，既见其材识愚下，不足以备访问，人主因之，薄其待遇，迹渐疏外，同于冗官”。翰林这一原本在唐朝极为显耀的职位，在宋朝因为用人不当，逐渐得不到皇帝重视，降低待遇并与之疏远，无事可做，沦为不再掌权的闲散职位。也有一些职位是让官员挂名，只领俸禄而已，“治无事也，而创为空虚之名以为之位，而赋之禄”。第四个是有职权的官员数量太多。“昔周制六官其属三百六十，而汉官之在内一千五十五在外之官犹不预，唐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而开元天宝之间，至万有八千，则汉唐之间官冗可谓弊矣。而本朝之弊则尤甚于汉唐”。宋朝官员的数量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宋朝将许多的职权进行分的太细，导致官员的数量过多。

宋真宗继位初，冗官的问题应该是比較严重的，于是在咸平四年“三司总括诸路，减省冗吏十九万五千八百二人”，官吏为之一清。但到了中后期真宗在泰山封禅，各路转运使派来的人都得到了一官半职，南郊祭祀汾阴，“文武官并迁秩，该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听。四品以上，迨事太祖、太宗潜藩或尝更边任家无食禄者，录其子孙。”宋真宗的这种大肆封赏，令冗官问题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仁宗继位之后，刘太后垂帘听政，前期大体上继承了真宗朝的政策，这也就令冗官问题严峻起来。由冗官所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机构繁杂，名目众多，并非是仅是仁宗一朝所导致的。自太祖始，承唐末、五代官制，开创“官职差遣”制度，导致“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又在地方增设通判，借此牵制知州。“互相牵制”的精神就作为祖宗家法传了下来，严重阻碍了政令的实施推广。太宗朝在中央增三司使分宰相之权，又变州县二级制为路州县三级，设转运使，王化基淳化二年上《澄清略》：“二十年前，江、淮诸郡，......然止设知州一人署领官事，其余通判官、推官及州官等，悉皆分管榷务、仓库。当时事无不集，兼少狱讼。其后十年，臣任扬州时，朝廷添置监临、使臣等职，实逾本州官数。诸州冗员，似此非一”。真宗即位后又令安抚使、提点刑狱使、提举常平使分转运使之职。这些措施又进一步划分职权，令朝廷机构更加的繁多。“随官设吏，上下具毕”，中央与路级这些上层官员的增加都变相增加了中下层官员的数量。伴随着上级官员的设立，必然要增添与之配套的一系列下级官员体系，形成了上级官员——中下级官员——吏人这种官员增加的结构。

北宋前期大量增加官员的弊端在仁宗朝凸显出来，“朝廷虽有号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则或施设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为民害；或稽滞废失全不施行，而又无纠举，弃作空文”。冗官问题不仅仅会阻碍政令的施行，甚至会歪曲朝廷法度，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权威和统治。

宋朝对于官员的俸禄十分丰厚，太祖定下省官益俸的政策，太宗定职田之制，这就使得官员的俸禄极为丰厚，有包括料钱和衣粮的请受，也有添给。添给又包括公用钱（每个月用于招待往来官员，节度使每月达到2万贯）、职田（授予地方官公田所获）、给券（办公吃住的补贴）、添支、茶汤钱、雪寒钱、元随傔人衣粮与餐钱等等，涉及到官员的方方面面。甚至在官员致仕之后也可以领取一半的俸禄，而宰相致仕却是全俸。另外，冗官使一些人仅仅是只有寄禄官，而无实际的差遣，相当于朝廷拿钱养一批无所事事的官员。这样一来也就给宋朝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庆历七年，三司使张方平上书坦言由于官员越来越多，再加上当时对西夏用兵，因此三司财物入不敷出。这种危如累卵的财政困局使朝廷上下的有识之士都紧绷神经，也让他们达成了一种共识：“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求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

冗官所带来的是官少而人多的矛盾，有时候常常会有五、七人等待一个吏部的官阙，有人竟然等上了七、八年。这些无事可做的官员为了能够尽快地得到掌握实际职权的差遣，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些人就会争相对其他人进行贬低毁谤，或者走后门、托关系来求得一职。针对这种矛盾甚至于出现了买卖贿赂的行为，令贪墨之风盛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通过荫补的官宦子弟，他们自幼就可以通过恩荫而获得一官半职，于政事全然不知。另外一事多员，有利则蜂拥而上，遇事就都推卸自己的责任，互相推诿，官场一片乌烟瘴气。

应当看到宋仁宗皇帝以及士大夫对于冗官问题是有着清醒认识的。他们在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措施来缓解摆脱冗官所带来的弊病。尽管仁宗朝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就，但是冗官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甚至在以后也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首先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例如，仁宗宝元元年西夏建国，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宋朝士子张元、吴昊在殿试中屡次落第，一气之下出走西夏，“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余年，西方至为疲敝，职此二人为之”。这个教训是的宋朝在嘉佑二年规定对于省试合格的殿试不在进行淘汰，同时也增加了陕西等地科举中举的人数。尽管特奏名弊端极大，有许多大臣请求罢除，仁宗以及之后的皇帝也没有废除特奏名，甚至有所加强，就是因为处于当时复杂的国外环境，宁可养一些闲散官员，也要避免人才流入敌国。

其次是反对的阻力太大，改革步履维艰。庆历新政中范仲淹为了解决冗官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但是“自任子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矣”。改革措施势侵犯到那些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于是就对新政进行阻挠、破坏，甚至攻击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意图不轨，导致新政失败。即使像铨试、榜阙等有益于当时的政策，在这些人的扭曲、钻空子之下，以后也弊病百出。

第三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譬如在后人眼中，官员的俸禄过厚，无论相较于唐五代还是之后的元明清都是远远超出的科举录取人数都是形成冗官的重要原因。可是这些原因在宋朝并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并不认为是造成冗官的原因。因为由于站在官员的立场，并未有人对于官员的俸禄过高提出过异議。甚至在嘉佑二年，三司使张方平编《嘉佑禄令》，对于官员的俸禄相较以前反而有所增加。科举录取人数过多，这在仁宗朝的士人看来非但是冗官的原因，反而是文风兴盛的表现，乃至真宗皇帝亲自写《劝学诗》，鼓励士人参加科举。因为这些都是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在其思想意识中并没有把这些因素当做问题来对待。

最后是朝廷与守旧势力之间的相互妥协。在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富弼等身负众望对宋朝的冗官进行改革。但是这一系列的措施受到他人的攻击之后，最终被废，恢复之前的旧法。但在这以后，宋朝的局面越发窘迫，宋仁宗不得已又废掉圣节荫补，任用欧阳修担任科举主审官，实际上恢复庆历新政中对于科举考试内容的要求等进行挽救。以此事件进行分析，朝廷既要解决冗官问题来维护统治，也要避免阻力太大，造成政局动荡；而守旧势力既要维护自身利益，也要预防冗官造成国家根基不稳，影响自己的长久富贵。这两者各自的利益诉求才会形成政治博弈，也是造成改革措施立而废，废后又立，左右徘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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