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摘 要：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本身的少数民族身份在其入主中原后逐渐与文化更为先进的汉民族融合，对于汉文化的学习体现在清朝统治者生活的各方面，尤其是对于汉文化的儒家思想的运用。本文将收集紫禁城中建筑楹联内容有关儒家思想的部分加以分析，以体现清朝皇帝对于汉文化的熟稔与推崇。

关键词：紫禁城；楹联；儒家思想；乾隆帝

清朝是一个以少数民族建立统一政权的王朝，作为最后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的统治者，清代统治者与前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一样，不可避免的向文化更占优势的汉族学习。随着他们的统治时间增长，与汉族的交流日益密切，他们的汉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追捧也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汉民族文化的认同，这在紫禁城的楹联这一侧面予以体现。

楹联。楹，大门前廊柱。顾名思义楹联即悬挂或张贴在廊柱上的对子。梁章钜《楹联丛话》：“楹联之兴，肇于五代之桃符，孟蜀馀庆、长春十字，其最古也。至推而用之楹柱，盖自宋人始”。明、清时代，对联不只是挂在柱子上，而且门框、门片、室内各处都可以悬挂张贴。梁章钜同书又说：“紫禁城中，各宫殿门屏、隔扇，皆有春联，每年于腊月下旬悬挂，次年正月下旬撤去。或须更新，但易新绢，分派正楷法之翰林书之，而联语悉仍其旧。闻旧语，系乾隆間敕儒臣分手撰拟，皆其名翰林所为，典丽矞皇，允堪藻绘升平，祓饰休美”。这里梁章钜所说的仅是应节春联。从现仍悬挂在紫禁城中的联语来看，许多都是永久性的。如乾隆帝亲自撰书的楹联，一直悬挂到现在。有的用紫檀木雕刻，有的用铜鎏珐琅制作，那是想流传至更远。

楹联文字精炼，言简意赅，对仗工巧，音韵铿锵，易于记诵，雅俗共赏。可以说将诗文辞赋中的精华部分提炼成一种文学表现形式，故深受文人们的喜爱。紫禁城中的楹联典故大多出自儒家经典，对维护封建统治和皇权来说，儒家思想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乾隆帝推崇董仲舒为“汉室最醇儒”，也是基于这一点。但是儒家思想也有积极用世的一面，如乾隆帝在乾清宫写的楹联“无轻民事惟难”，把百姓的事情摆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两千余年来，儒家学说形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其中既产生了盛世明君、治世能臣，也培养了仁人志士、文化人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族的统治者皆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以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的统治者中，亦不乏推崇儒学者：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肇建孔子庙”并亲谒之；金世宗完颜雍“令译《五经》，欲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元世祖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这些少数民族英主的经验也为清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为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儒家文化体现在皇家、民间以致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清朝对于汉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可以在紫禁城建筑楹联上儒家思想的体现这一侧面予以关注。

一、外朝

外朝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组成的三大殿为中心，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盛典的地方。太和殿为紫禁城最核心的区域，也是皇帝登基继位、大婚、册立皇后、命将出征、接受朝贺、赐宴百官之地。太和殿悬挂楹联：“帝命式于九围，兹惟艰哉，奈何弗敬；天心佑夫一德，永言保之，遹求厥宁。”上联“帝命式于九围”，典出《诗·商颂·长发》。《长发》是商人祭祀其祖先时唱的颂歌，全句是：“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围”。下联“天心佑夫一德”，“天心”即“天意”，“一德”指“无私”。对联悬挂在太和殿金柱上，意思是：上帝要（君王）来治理（用事）国家，这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恭敬呢。上天的保佑是无私的，体会着一点经常保持，以求国家安宁。在这里“帝命”和“天心”，也可以说是皇帝本人的意志与用心。

中和殿位于太和殿与保和殿中间，位置居中故用此名。同时，中和殿是皇帝在太和殿举行朝会之前稍事休息的地方，以及在祭祀先农坛、地坛、社稷坛、太庙之前，在这里审阅祭文和农具，和给皇后上徽号、纂修玉牒时进行审阅仪式之地。中和殿悬挂楹联“时乘六龙以御天，所其无逸；用敷五福而锡极，彰厥有常。”《周易·乾·文言》有言：“时乘六龙以御天，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古代天子用驾六马，马八尺为龙。“六龙”在此代指皇帝的车驾；“无逸”是《尚书》中的篇名，传为周公所作，主题是告诫治国的君主不能贪图安乐。《尚书·洪范》：“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其中“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命终”。《尚书·皐陶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乂，彰厥有常，吉哉。”按其疏注的解释是：“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择人而宫之，则为政之善哉。”此楹联大意为：皇帝巡行天下治理国家，没有安逸；把五福赐给老百姓使其彰明，要选对人。

保和殿在乾隆以后是清代科考“殿试”举行的地方，也是皇帝赐宴外藩及王公大臣和进呈《实录、《圣训》举行仪式的地方。其悬挂楹联为：“祖训昭垂，我后嗣子孙，尚克钦承有永；天心降鉴，惟万方臣庶，当思容保无疆。”对联的上副是针对皇室家族（特别是皇位继承人）而说的，下副是针对外藩和所有臣僚而说的，意思是：祖先的训导，像日月一样光明地流传下来，我后代子孙，尚能够承袭恭敬地执行，就会使国家永固；上天在那里看着呢，各方外藩和臣民，应当想到不可欺瞒，才能保持到无穷尽。

从外朝所悬挂的皇帝亲笔题写的楹联可以看出，清朝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欲求天下之和，必先学圣人之道。无论是刚刚入关时的顺治帝，还是开创盛世的康熙帝，亦或是清朝真正顶峰时的乾隆帝，均已认同了儒家思想，认为君王可以通过儒术达到天下大治。

二、内廷

内廷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两翼有东六宫和西六宫，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处也是皇帝与后妃居住生活的地方。乾清宫是皇帝的寝宫，题联：“表正万邦，慎厥身修思永；弘敷五典，无轻民事惟难。” “表正万邦”典出《尚书·仲虺之诰》：“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夏桀昏乱，不恤下民。民之危险，若陷泥坠火，无救之者。“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即以身作则，以自己行为做榜样。“慎厥身修思永”典出《尚书·皐陶谟》。“弘敷五典”典出《尚书·君牙》：“今尔命予翼，作股肱心膂。缵乃旧服，无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则。”“五典”是家庭的伦理关系，是组成社会的最小单位。最小单位的位置摆正，则整个社会就能和睦稳定。“无轻民事惟难”典出《尚书·太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此联意为：作为皇帝，应当身体力行，修养自己，作臣民的表率，时刻要考虑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广泛的宣扬五常的教育，使臣民们各安其位，不要轻松地认为平民百姓的事情都是那么容易处理的。从对联的典出，也可以看其用意更含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的意思在内。夏桀之以亡，太甲之所以被放逐，改过之后才重登皇位，都在修养自己和教导臣民这两点之中。还有联：“克宽克仁，皇建其有极；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 “克宽克仁”典出于《尚书·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道积于厥躬”见《尚书·说命》：“惟学逊志务时敏……道积于厥躬”。此联为乾清宫前柱上，均摘自《尚书》成语，意思是：能宽容容忍爱，是治国最大的准则，只有精心一意，治国之道才会聚集在你身上。

交泰殿在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取上下交感，就能同心一意之意。交泰殿有联：“恒久咸和，迓天休而滋至；关睢麟趾，立王化之始基。”恒久，《周易·恒·彖辞》：“恒，久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咸和，《周易·咸·彖辞》：“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天休滋至”，《尚书·君奭》：“在时二人，天休滋至”。关睢，《毛诗》“诂训传”谓：“关睢，后妃之德。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妻也。”麟趾，《毛诗》“诂训传”谓：麟之趾，关睢之应也。关睢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对联悬挂在交泰殿宝座两侧住上，是随殿名而集录的经典成句。意思是：夫妇永久地和睦相感，就会不断地迎接天所赐予的恩惠，子孙昌盛；关睢、麟之趾这些诗篇，谓男女之间的风化教育是巩固国家的基础。

坤宁宫是皇后寝兴之所，居六宫之中，又名中宫。坤宁宫东暖阁有联：“天维纯佑命，俾尔戬谷，百禄是荷；民其敕懋和，绥以多福，万国咸宁。” “天维纯佑命”谓辅佐王命。《尚书·君奭》：“天维纯佑命，则商实百姓。”“俾尔戬谷”出自《诗·小雅·天保》：“天保定尔，俾尔戬谷。罄无不宜，受天百禄。”有福禄之意。左传。“百禄是荷”出自《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这整句话的意思是：殷王传授天命都合于道义，所以承受了各种福禄。“民其敕懋和”出自《尚书·康诰》：“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由于勤勉之意。“万国咸宁”出自《周易·乾·彖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在这里表达普世都可以获得安宁之意。

内廷题写的楹联亦可看到清代统治者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追捧已经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层面，在其自身居住的寝宫与皇后的寝宫所题写的楹联，逐字逐句均出于儒家经典，用典相结合却不突兀，由此亦可见清朝皇帝对于汉文化的熟稔。

三、结语

清代统治者在继承明代故宫的同时，亦很好地继承了汉族的文化传统。他们由思想到制度及文化，一步步地被汉族先进的文明所同化，这在其对紫禁城中建筑楹联的题写也予以体现。甚至可以说，皇帝对紫禁城楹联的题写就是其汉化过程的缩影。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很好地完成了自身的转变，这也是其不同于辽金元等以少数民族建立政权者，国祚得以延续近三百年而重要原因。

參考文献：

[1]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2]清.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6]《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