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利思

抑郁症是一种流行病，对于患者的痛苦，医学界却为何无能为力？在一本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新书中，英国精神病学家爱德华·布尔墨声称，医生在医学院学习的抑郁症知识，都是错的。

1989年，一个名叫爱德华·布尔墨的实习医生收治了一位年近60的女病人。这位P女士手部和膝盖的关节肿胀，她患的是自身免疫性疾病，身体的免疫系统正在攻击她，大小关节出现炎症，骨蛋白和骨骼也先后受到侵蚀。布尔墨那年29岁，他真正的抱负是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

布尔墨根据P女士的身体症状，向她提了一些常规问题，并做出确切诊断——类风湿性关节炎。但接着，他又问了一些他的责任范畴之外的问题，比如，她目前感觉如何，心情如何等。P女士答，她的情绪很低落，精疲力竭，百无聊赖，生无可恋，同时还伴有失眠。布尔墨后来又做了一个诊断，“她得了抑郁症。”他对上司说。“抑郁？”这位主管顾问医师说，“如果是你，你也可能抑郁不是吗？”

这两位医生都确定P女士身体存在炎症，正在伤害她的关节。他们了解关节损伤的基本发病机制。同时他们也确定P女士得了抑郁症。然而，对于P女士的症状，他们二人都忽略了一点，因为这一点医学院并没有教过，布尔墨称之为“盲区”，且这个盲区至今存在，与医生的思维方式有关。该盲区是，炎症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能解开发达国家1/4人口得抑郁症的谜团：为什么数以亿计生活安逸、家境富裕的人，突然间失去了生存的意志，生无可恋了呢？

爱德华·布尔墨，现年57岁，是剑桥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今天，我与他坐在他的办公室中，他将给我讲述一些非凡的故事。他可能会讲，P女士或许是因为炎症才会抑郁；可能会讲，他坚信身体的炎症会造成心灵的抑郁——这些正是他的新书《发炎的心灵》所讨论的内容。我坐在他对面，我们之间是一个1：1大小的塑料大脑模型，或许在我离开这里时，我将能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人类历史的演进。

果然，布尔墨指出，炎症可以造成抑郁。压力也可以。而现代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使人备感压力的东西。我们身上由远古时代延续下来的基因，原本是为了帮我们在几万或几十万年前的非洲大草原上幸存下来。在那时，人们没有贷款和做PPT的压力，人们的压力大多是担忧自己会在日常争斗中受伤。因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光里，外伤感染致人丧命才是值得担心的一件事。当人们身感压力时，身体就会出现炎症，而炎症能救人一命。

而在现代社会，外伤永远也不会出现，但是贷款会如期而至，做好了PPT，还要讲PPT，接二连三的邮件和短消息，会通过手机的“哔哔”声给你传来讯号。这些压力是长期积蓄的，所以现代人身体里的炎症也是慢性的、长期持续的，炎症会逐渐进入大脑，虽然不会出现外伤，但抑郁或会降临。接下来你会做什么呢？你可能会去精神科，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你感觉问题出在心理上，不在身体上，是大脑，是心灵出了问题，不是吗？

P女士有类风湿关节炎，所以她抑郁。顾问医生下此定论，因为他认为P女士抑郁源于她在为自己有病而忧虑，肢体上的疾病使她对未来丧失信心，所以就抑郁了。正如他所说，换做谁，都可能抑郁。“此话听上去简单，但其实隐含深意。”布尔墨告诉我，“顾问医生当时说话几乎不假思索，但是作为P女士的主治医师，如果我们也认为，她思考自己有关节炎这件事是她抑郁的原因，也就是她自己想多了所以抑郁，就等同于在说：‘这超出我们的治疗范围了。”

如果P女士感到抑郁，她的关节炎主治医生会觉得，这根本不属于他们的责任范畴。这应该是精神科医生管的事儿。那么精神科医生会怎么处理呢？

后来，布尔墨开始在伦敦南部的一家医院学习临床心理学。1990年的一天，他遇到病人Q先生。“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对我说他抑郁了。”布尔墨说。Q先生看上去不像有心理问题，表症并不明显。但与P女士如出一辙的是，他也自称心情低落，精疲力竭，百无聊赖，生无可恋，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

年轻的布尔墨给Q先生的诊断是抑郁症。“当我跟他说他抑郁了，他看上去也不吃惊，事实上，他此前已经告诉我了。而我只是把这个诊断写下来，用一些医生常用的奇奇怪怪的医学术语把他的话转述一下。比如，他告诉我他对喜欢的事物失去了兴趣，而我称之为‘快感缺失。他说他觉得沮丧，我告诉他，那是严重抑郁症。虽然表述不同，但是他对我讲的一切，都已了然于胸。”以上是精神科医生的正常诊疗步骤。布尔墨建议给他开药。这是下一个步骤。“Q先生问我药是如何起效的，我就告诉他，药可以改变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如果血清素水平失衡，药物则可以纠正它。然后他问我，”布尔墨说，“你怎么知道我大脑中的血清素失衡了？他的这句话惊得我一时答不上来。”

1990年的心理学界就是如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东西也会让人感到震惊。某男子告诉医生他情绪低落，失去了感受快感的能力，医生则告诉他，他得了抑郁症和快感丧失，然后开了SSRI药物——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譬如百忧解或赛乐特等抗抑郁药，作用是提高病人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但医生自己并不确定这个病人的血清素水平如何，他只是在猜测。同时，他也不确定药物会有何效果。对于某些病人来说，可能会起效，或看似会起效。有时可能管用一阵子，然后就没效果了，有的病人可能就此增加药量，有的则不会。而抗抑郁药有副作用，会使病人发胖或丧失性欲。有时，药物的副作用，会成为病人抑郁的新诱因。

布尔墨说：“我那时才意识到，我们对于正在采取的治疗手段几乎不甚了解。”而更令人震惊的是，人们至今也没有为Q先生的问题找到答案。问题的关键是，任何一个医生给病人开SSRI药物治疗抑郁或焦虑时，根本不知道该病人的血清素水平如何，不存在相关的生物学标记。现代医学中，医生开药通常是参照生物学标记，比如通过分析血液样本来确诊是否存在炎症，然后针对炎症开具类固醇。令人震惊的是，在1990年代的心理学界，因为没有可以参照的生物学标记，医生开药时也不知道是否会起效。而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近30年未曾改變。

我没得过抑郁症，但我焦虑，焦虑与抑郁有相似之处。抑郁的人自古就有，无论什么时代，抑郁者都占人口总数的1/10。抑郁有时在不知不觉中靠近人们，有时则突然降临。抑郁的女性比男性多，但因抑郁自杀的男性多于女性。一些研究表明，社会地位较低者易受抑郁侵袭，比如下属较上级来说，更易抑郁。抑郁还与肥胖及糖尿病有关，有心脏病者较无心脏病者更易抑郁。它还与遗传基因有关，假如你的直系亲属中有人抑郁，那么你很有可能也会抑郁。人们抑郁通常是因为某个原因，或某些原因，但人们无法明确这些原因究竟是什么。很长时间以来，抑郁似乎都是一个谜。

你或许会问，抑郁究竟能为人类做些什么？基因筛选为何没有将其摒弃？抑郁症患者寿命短，生活前景渺茫，后代子孙也相对要少。只要想想那些因抑郁症而请的病假，花费在治疗上的时间和金钱，就知道抑郁症的影响和威力。“每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有数十亿英镑用于抑郁癥的相关治疗。”布尔墨说，“这是从物质成本上来说。再想想那些破裂的亲密关系，想想那些毫无征兆就陷入抑郁的人们，想想他们永远失去的未来。”

作家安德鲁·所罗门曾经说过，抑郁是超越伤心的一种情感伤痛。他在他的杰出著作《正午恶魔》中写到：伤心及悲痛带给人的感觉，如同金属生锈一般，蚕食破坏大脑的外部结构。而抑郁使这一结构轰然倒塌，土崩瓦解。所罗门描述自己抑郁的感觉：宛如一只有着巨大威力的怪物要将其打倒。此怪物来势凶猛，意图彻底摧毁他的大脑，打击他的自信，击垮他的胃，然后敲骨吸髓，把他吃得一干二净。但这只怪物仍然不肯放过他，即使他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榨取的了。所罗门说，当身边的一切事物通通灾难性地与大脑背道而驰，抑郁便会袭来。这是人类作为一种具有爱的能力的生物所付出的代价，有爱的生物就必须做好失去的准备，“抑郁是爱的瑕疵”。

而布尔墨提出了一些至今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抑郁，其实是大脑和身体共同的产物。当大脑收到引起压力的感官信号，身体开始出现炎症，随后炎症进入大脑并对大脑产生影响——整个过程连续不断交错反应，如同一个房间，里面摆满了镜子，镜子相互反射，交互作用。问题的症结在于，普通医生不会考虑这些，因为他们只看身体：而精神科医生也不会考虑这些，因为他们只看心理。盲区因此出现了。

谈话间，布尔墨去为我们准备咖啡，我则拿起了真人大脑大小的塑料模型，它正倒放在一只托盘中。我一失手，它就摔成了无数个大小不一的碎块：左右半球，额叶，大脑边缘系统，最下方控制心跳和呼吸的部分，中间生成情感的部分，顶端用于做决定的部分——我知道的也就这些。

多年来，通过磁共振成像技术，布尔墨一直在研究患者活生生的大脑。他让病人坐在大脑扫描仪器前，观察他们的大脑正如何非正常地运行，然后拍下核磁照片。在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的资助下，布尔墨想通过研究这些照片找到一种优于SSRI抗抑郁药的疗法。而葛兰素史克已为此投入数千万资金。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布尔墨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抑郁症患者对日常事务的反应，比如当他们看到伤心的表情时，他们的杏仁核和扣带皮层会变得过于活跃，但如果服用了抗抑郁药，信号就会减弱。假如这样观察成千上万个大脑，并对数百种药物加以实验，或许就能研制出疗效更好的抗抑郁药。我一边想，一边试图把大脑模型拼回去，就像在拼一个三维拼图。

此后，布尔墨又同我谈到磁共振成像的一些问题，使用它我们可以看到大脑内最小1立方毫米的样子，而那里就包含了10万个神经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弄清楚大脑内部的真实状况，只能使用比现有技术强大精确上千倍的仪器。“而在我的有生之年，恐怕实现不了了。”他说。

然后布尔墨又向我讲述了大脑的运行模式。每个大脑内含有1000亿个神经元或脑细胞。人的每一次思维活动都是成千上万个脑细胞相互连通交互作用的结果。思维活动越频繁，脑细胞之间的联系就越发紧密——人们也是如此学习的。在一种被称为神经递质的蛋白质的帮助下，神经元之间如同电流通过形成连通。人类有约100种不同的神经递质。想象一场有着100种乐器的音乐会，一些乐器比如小提琴，起着不同于其他乐器的重要作用。血清素就是这100种神经递质中重要的一种，犹如小提琴。然而，它也只是其中之一。

抗抑郁药可以阻止血清素的再吸收，从而促进神经元相互连通，但它只对血清素这一种神经递质有效。再想象一场小提琴声响异常宏亮的音乐会。抗抑郁药有时就像刺耳的小提琴声，或许一部分人觉得悦耳动听，而另一些人却会感到不适，那是他们的大脑在想办法驱逐它，而他们的办法却是把小提琴拉得更响。以上只是我的猜测，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任何人身上，由于没有更精密的仪器，人们无法获知大脑1立方毫米以内空间的运行方式。当大脑正在思考时，我们无法观察到神经递质是如何工作的。

大约在2010年，所有大型医药公司也同布尔墨一样意识到，有生之年无法在大脑思考时观察它的工作模式，因此无法制造出疗效更佳的抗抑郁药。“许多医生都被邀请参加了这场新闻发布会，”布尔墨说，“我们得知药商们已经做出决定，并且立即执行。这很令人震惊。但我表示理解，对于葛兰素史克这样大的药商来说，投入与产出如果不能对等，势必要中止投资。”药商们原本希望了解SSRI抗抑郁药的起效方式以便研发新药，却发现无路可走。布尔墨估算，整个医药行业投入于精神及心理障碍疾病药物研发的资金，每年达50-100亿英镑。“这个世界仿佛不再给抑郁者机会了。”布尔墨说，“药企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以后只能另辟蹊径了。”

于是，布尔墨开始研究免疫学。这个领域充满了新发现。直到不久前人们得以理解，人体产生免疫反应其实就是抗原和抗体之间在交火，前者是外来入侵者，后者是防守力量。身体出现的炎症会以巨噬细胞的形式存在，它们作为免疫系统的卫士，一举与外来的坏家伙——细菌及病毒战斗。现在人们意识到，免疫反应事实上比这些更复杂。有时候外来的坏家伙如同间谍，会佯装成我们自己人，然后给整个身体发送误导信号。

布尔墨来到葛兰素史克的免疫学实验室研究免疫系统。他发现一些科学家已经开始将炎症与抑郁症联系起来。“认识与研究的不断积累似乎能证实最初的推测。”研究神经递质的症结在于你无法当其正在运行时去研究，但是免疫系统中的不同要素，无论卫兵或间谍，都更容易去衡量或研究，可以获取到生物学标记。科学家早已注意到免疫系统中的黑暗面，它与多种疾病密切关联，如多发性硬化症、心脏病、阿尔兹海默氏症以及几种癌症。有时，我们自己人也会调转枪口攻击我们。

免疫系統和抑郁症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葛兰素史克投资，布尔墨就会进行研究。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及威康信托基金会也参与其中，资助“情绪障碍及阿氏症神经免疫学”研究的威康信托财团由此建立。布尔墨是情绪障碍研究课题的首席科研专家。

布尔墨收集了炎症与抑郁症的相关数据，对其他科学家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开始了自己的实验。他发现，自称抑郁者的血样的炎症程度较非抑郁者更高。在哥本哈根，有73131人参加了该血样检测。在这些人中，情绪低落和有炎症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意即炎症越严重，情绪越低落。一项针对英国儿童的研究显示，血样呈现炎症表现的9岁儿童更有可能在9年后成人时患上抑郁症。

然而炎症和抑郁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能证明抑郁是炎症引起的。如果想证明这一点，先看一下老鼠实验。当你给老鼠注射细胞因子（一种能提示炎症的小分子蛋白质），老鼠就会表现出“病态”——无精打采、失去快感，看上去生无可恋。老鼠的所有表现似乎都和抑郁的人一样。但它们是老鼠，不能代表人类啊。在另一项实验中，一群人在注射肺结核疫苗后，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声称情绪变得低落。该疫苗本身会带来炎症反应，然后坏情绪就出现了。与此同时，几乎所有接受干扰素治疗的乙肝患者，全身都出现了炎症反应，都报称自己的情绪低落了。上述病人有1/3持续抑郁了数周。

近来的遗传基因研究证实，抑郁患者拥有的许多常见基因被证明是免疫功能相关基因，其中一种重要的基因OLFM4，与抑郁相关，当该基因发生突变，若某些细菌进入肠道，便会引发强烈的炎症反应。

上述研究成果是否有助于我们解开抑郁成因这一难题？抑郁或许真是人们对现代社会压力的一种反应？数千年前，身体出现炎症或许能救我们一命。那时，部落中因外伤而感染的成员，选择独自走开、静静独处的方式，往往可以提高存活率，也避免他人被感染；而失去食欲及夜不能寐也有助于他们保持精干的身材，得以在危险复杂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而在现代，偶尔的抑郁情绪也可能有助于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从而适时做出调整。

然而，先人们面对的压力往往是短期而激烈的，与21世纪的我们面对的漫长积蓄的压力不同，先人们的身材也并非普遍超重，也没有随着年龄增长会引发炎症的厚厚的脂肪组织。他们不必追赶公交和火车，不用还贷款，也不会离婚。他们需要面对的是风暴和饥荒，激烈但是短暂。可以想象，对他们有帮助的抑郁情绪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有用。但是，假若我们仔细审视现有的医疗盲区——即身体与大脑不能被人为地割裂开来去看待，我们也将获取有效的帮助。

“我们将处于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上，”布尔墨如是说，“可能我说的是错的，但我认为变革已经开始。”

[译自英国《泰晤士杂志》]